西周建国伊始，为克服殷代“多邦并存”分散倾向，表现周邦统领庶邦，构建为统一国家，于是通过宗法、分封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
西周被分封的对象，一是褒封古代圣胄后裔，目的是收揽人心，确立周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二是复封殷代王室显贵，分化拉拢旧贵族势力，目的在于有效统治殷遗民，逐渐消弭其反抗情绪；三是封功臣同姓，目的就是形成拱卫王室的核心力量。
周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都，并且将商都分为卫、鄘、邶三个部分，分别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同时也监视武庚。这样既可以安抚笼络殷商贵族，也监视他们以加强控制。
武王病死，成王即位，因为年幼暂由周公摄政代行王事。此时，管、蔡联合早有复国野心的武庚，又串通殷商旧地东夷的徐、奄、薄姑等方国叛乱反周。周公奉成王之命东征，用三年时间，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平定“三监之乱”。
虽然平息了叛乱，但是殷商贵族阶层“士”一级人数众多，还是很难统治，于是只能采取怀柔政策，以纣王庶兄微子继承殷祀，封微子于宋( 今河南商丘)，建立宋国，代替武庚为殷商的后裔，供奉殷商祖先的祭祀。
微子是殷商的代表，既然他接受了周的分封表明已基本臣服于周的统治，那么人数众多的殷商贵族群体自然也会臣服于西周，促进缓和了周人和殷商遗民的矛盾，使周人与殷商遗民逐渐融合。同时微子封宋也保留了殷商的血脉，以延续殷嗣。
宋国的位于殷商的故都所在，曾经是殷商的政治、文化中心，殷商文化深深的根植在宋国国民的血脉。宋国疆域大致是现在河南东部、江苏西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地处黄淮平原，跨豫、兖二州。宋在西周时期“于周为客”，不纳粟，享受着其他诸侯国所没有的特权，终西周一代，宋成为中原地区的一等大国。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殷商灭亡于周，宋乃殷商之后，故称“亡国之余”。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作为亡国之后的宋人对周人一直心存芥蒂。宋人有着相当浓厚的遗民意识，有着强烈地恢复殷商的理想。
也恰于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宋人趁着东周势弱的局面，不断尝试复殷，宋襄公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宋襄公的一生，始终牢记自己是亡国之后。“亡国之余”的意识长期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驱使他谋求称霸，而称霸的目的只有一条既是“复殷”。
春秋初期, 郑国率先称霸，东方诸侯分裂为郑、齐一派， 宋、陈、蔡、卫为另一派，互相对立，又互相征伐，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宋国成了诸侯争霸的中心。
宋国的国土一望无际的平原且无险可守，易攻难守，只有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宽阔深渊的城池来抵御入侵，常常处于被动无奈的状态。
面对宋国长期受到周边强国的威胁，只得寻求与大国的结盟以求自保。
春秋初期，宋主要是联合陈、蔡、卫抗郑。郑衰落后，齐桓公称霸，宋主要依附于齐。晋文公称霸后，宋又依附于晋，后又依附于楚。宋在大国的夹缝中延续时间，缓慢发展。春秋时期的许多弭兵和会盟会议都是在宋国境内或由宋国人牵头召开的就是例证。
如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在宋国的西门外与楚公子罢、晋士燮等结盟；公元前546年宋平公时大夫向戌促成了在宋城蒙门外与楚、晋、秦、齐之间的结盟。宋国的首止 (今睢县境) 、沙随 (今宁陵境) 、葵丘 (今民权县境) 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会盟地。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后来又与楚国战于泓水，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宋襄公虽然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过诸侯霸主的地位。
宋国人保留了殷商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比如王位兄终弟及继承制。
殷商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以弟及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汤至于帝辛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其传子者，亦多传弟之子。”宋国作为殷遗民，一直保留和继承了已经过时的殷人的君位继承制度，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从微子启死后传位于弟子衍，子衍死，还位于微仲之子立。以后又有文公继昭公、庄公继殇公的兄终弟及传位制度，余为嫡长子传位制。宋国基本延续了殷商的传位制，春秋时期兄终弟及和嫡长子传位制互用，到战国时兄终弟及传位制才销声匿迹。
公元前651年冬，宋桓公病重，嫡长子兹甫（后来的宋襄公）请求父王立哥哥目夷为储君，表示：“目夷年龄比我大，而且忠义仁义，请立目夷为国君。”但目夷认为自己是庶出而不是嫡长子，不符合西周嫡长子继承制度而坚决不同意，支持立嫡长子兹父为储君。甚至为了躲避弟弟的让贤，目夷逃到了卫国。
兹甫与目夷的让国几乎可以和伯夷、叔齐的让国相媲美。兹甫能抹掉嫡庶之分，而对庶出的目夷不予歧视，对君位的辞让与后世的汉文帝、魏文帝、晋武帝等人不同的，宋襄公从内心是一种真诚的辞让态度。
宋襄公还极重诚信。齐桓公是五霸之首，管夷吾是辅弼之杰，他们能把掌管齐国未来命运的齐孝公嘱托给宋襄公，也说明了宋襄公为人的可信程度。而事实上，宋襄公也确实没有辜负齐桓公与管仲的嘱托。
齐桓公立公子昭为太子，而齐桓公还有四个儿子(公子无亏、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他们都在谋求立为嗣君。年长的无亏在寺人貂的帮助下获得了成功，孝公只好逃亡到宋国。于是，宋襄公率领诸侯攻打齐国。齐国人杀了无亏。可是其他三位公子仍然反对立孝公为国君。宋襄公最终打败了四位公子率领的齐军，立公子昭成为齐孝公后才回国。
然而，在春秋时期早已经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谋求霸权，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支配权。宋襄公想凭借仁爱与诚信构建自己的霸主地位已经不合时宜了。
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在鹿地首次会合诸侯，齐国，楚国国君相聚在一起，襄公以盟主之位自居，引起齐君和楚王的不满，宋襄公又自做主张，没有经过齐国，楚国的同意就约定当年的秋天再次在盂地会合诸侯。
宋襄公的哥哥公子目夷劝说，宋是小国不宜争当霸主，否则会招来灾祸。宋襄公在不带军队的情况下，与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国君见面。当宋襄公和楚成王因为争当诸侯霸主而发生争议，楚成王突然下令早已埋伏好的军队抓住了宋襄公，把他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想借以攻取宋国，直到同年冬季，诸侯在薄地会见时，在鲁僖公的调停下，宋襄公才被释放。
公元前638年，面对楚国的进攻，宋兵严阵以待。部将向宋襄公建议：“楚军多而宋军少，趁他们正在过河尚未列队时实施攻击最合适。”
宋襄公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思是“君子交战，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头发斑白的老兵；人处险地，不推他跌下深渊，人处困境，不逼他走投无路；不进攻尚未列成阵势的队伍。现在楚军还未完全渡河，我们发动攻击是不仁的。”
当楚国的军队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时候，部将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还是不允许。等楚军摆好了阵势，宋襄公才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结果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宋襄公总是想以自己的“修行仁义、欲为盟主”，但是“宋襄之仁”却千古以来被传为迂腐的笑谈，更被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之师”。
在礼崩乐坏、征伐不断的春秋时代，宋襄公高举“仁义之师”的大旗，奉行仁义道德政治，结果落得兵败身亡的结局。
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为了争夺霸主之权发生了战争，交战双方都是当时强国，从某种程度来说，宋国甚至还强于楚国。但是，宋襄公因为奉行“礼仪之战”，结果被楚国“蛮夷”地打法击败。
当时宋军占据有利之地，已经列好阵势，在泓水北岸等待敌方，而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敌强我弱，待楚军渡河一半时发起进攻，楚国必败，宋襄公认为胜之不武；当楚军全部过河，还没列好阵势，子鱼再次劝说发起进攻，宋襄公却以“不鼓不成列”为由拒绝。战争结果最后以宋国失败，沦为二流国家而告终。
当宋国已经面临着社稷安危、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宋襄公还一味强调“礼仪”规范。看似宋襄公愚蠢之极，实是“礼仪”和“重君”思想所起的作用。
当年孔子曾多次到宋国考察，实际上是了解宋国保留的殷人的礼仪制度。很多殷商的礼仪制度和思想都保留到了春秋时期。
在春秋时期，诸侯君主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同姓宗亲，大家都是一家人。刚开始，周天子对诸侯国还有很强的威慑力，诸侯国就算有矛盾要打仗，也都会规规矩矩。而且战场上都是贵族，统帅是君主，将军是大夫，士兵是士，平民和奴隶没有资格进入战场。
春秋时期，两国战争必须遵守以下这六条规则：战争开始之前，进攻方必须交待战争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能说服天下人，不能敷衍了事；如果战争一方突发紧急情况，比如出现天灾，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或者君主病逝，导致将士无心念战，在这些情况下，另一方不准趁机偷袭；两国交战之前，会互相派出使者到对方军营，陈述交战的理由，这时不准斩杀使者；战争场地不在任何一国，而是在双方的边境线上，这也是战场被称为疆场的原因；战争不是一顿饭的功夫就能结束，往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将士都会累，怎么办？双方在中途有一个休息时间，这个期间，不准偷袭对方；如果对方君主在战场上，遇到了也不准攻击。
整个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先后有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称霸 (合称春秋五霸) 。只有宋襄公既没有取得霸主的地位，又落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
春秋时期，当宋国按传统礼制缓慢发展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奠定了东方霸主的地位。鲁国在三桓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使国家一度强盛起来。郑国简公时子产对井田制实行改革，也获得了较快发展。楚悼公任用吴起变法，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楚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实行“初租禾”，承认封建私田的合法化，促进了秦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后又进行商鞅变法，使秦更加强大, 并最终统一全国。
反观宋国在春秋几百年的发展始终没有出现一位改革人物，因为因循守旧的思想文化长期禁锢宋人的头脑，宋国始终不能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