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1年。

战争魔鬼希特勒导演的德苏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了莫斯科的上空。侵略者的魔爪，已向莫斯科步步逼近。由于形势所迫，中国留苏党部迅速作出决定，中国党派到苏联来学习和治病的同志，除少数没完成学业的外，原则上都要提出申请，争取早日回国。贺子珍由于与毛泽东关系的自动解除，实际处在归留两难的境地，她担心回国后的尴尬，于是她再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留下。

贺子珍

正在同学们一批批地回国之际，德苏战争爆发了。有的同学在回国途中突遭德军袭击，人员失散，流落在中苏边境好几个月，吃了种种苦头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应该说回去的人比留下来的人更幸运。由于德军的快速推进，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围城打援，他们把莫斯科团团包围起来，断粮断电断炊。原来分发少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也没有了，不少人靠吃树皮。很多人死于饥饿，包括一些从中国来没有走的同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组织已经失散。

在德军合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的机关、市民已经紧急疏散。东方大学已经停办，国际儿童院则搬到伊万诺夫市。没有回国的贺子珍、娇娇还有岸英和岸青，都随国际儿童院来到伊万诺夫市。

贺子珍与娇娇

虽然这里不是莫斯科，但是最严重的困难也是饥饿。好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娇娇和她的两个哥哥，每天可以吃到500克白面包，有时还有一点土豆的配额。贺子珍呢，一天只能配给3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

那时有个说法：“稀饭一大盆，黑面包砸死人。”没有油，没有副食，这点口粮，莫说分成两顿，就是一顿也吃不饱。这时的贺子珍，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她调动起她的全部智慧，就是为了吃饱肚子活下去。

有一次，她实在饿得太厉害，就到郊区挖一些野菜，放到锅里煮煮吃，以补口粮的不足。有时，她到河边捉点小鱼，切得很碎，放在菜里，像天上稀疏的星星，供孩子们补充营养。贺子珍和岸英、岸青都浮肿了。只有小娇娇还好一些。

贺子珍与娇娇

好景不长。不久，娇娇也像她的弟弟一样，浮肿并得了肺炎，这令贺子珍十分恐惧。小廖瓦惨死的一幕至今还留在她的记忆里。再不能让那一幕在小娇娇身上重演。再一不能再二，因为她与毛泽东的六个孩子，眼下只有娇娇一人了。

娇娇的病情日益恶化。入夜，她牙关紧闭，瞳仁放大，还抽起疯来，这是不祥之兆。医生便把她转到急诊室，进行抢救和输液。在抢救期间，医院有规定，病人的亲属不许在急诊室停留，更不许过夜。因此，贺子珍只能隔着玻璃，含泪注视着医生的动作和娇娇的反应。有几次她真想推开门进去，都被医生劝阻了。外面是无尽的黑夜。娇娇在急诊室抢救了一夜，贺子珍就在室外站了一夜。黎明时分，医生喊贺子珍的名字，让她到急诊室来。她以为娇娇好了，高兴地跑进急诊室。医生告诉她：“孩子已没有抢救的希望。你准备后事吧！”说着就把孩子推出急诊室，送进太平间的副室。

娇娇

“求求医生了，我不能没有她！”贺子珍扑过去，双膝跪地，拦着医生。

“我们已经尽到责任了。”医生说。

“她不光有病，同时也是饿的！请你们给她注射一剂营养针吧？我可以卖血付费！”贺子珍再次哀求。

医生看到跪地不起的贺子珍，连忙答应了她：“行吧，给她注射一剂营养针。”

就是这剂营养针，使娇娇的病情起死回生。人事不省的娇娇有了呼吸，有了眨眼。紧闭的牙关也松开了，可以喂水了。贺子珍把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换了些鲜牛奶，一勺一勺地喂进娇娇的嘴里，终于救活了孩子。

孩子好了，重新回到了儿童院，然而不幸的命运之神又降落到贺子珍头上。

贺子珍

那是一个阴雨霏罪的晚上。

一辆鸣叫着的面包救护车，急驶贺子珍的住处，并在贺子珍住处的门前停下。从车内跳下四个身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叩开了贺子珍的门。不由分说，他们像擒贼似的紧紧地擒下了贺子珍。吓得娇娇哇哇直哭。贺子珍挣扎着：“你们凭什么抓人？”

“你有病。送你到精神病院！”

“我没病！我不到精神病院！”贺子珍疯狂地反抗着，娇娇也扑到妈妈跟前，双手抱住妈妈的双脚：“我不让妈妈走！我不让妈妈走！”

凶恶的大汉掰开了娇娇的双手，把娇娇扔在床上，然后把贺子珍强行拖走。任凭贺子珍怎么挣扎，也不是彪形大汉的对手。就这样贺子珍被拖出房门，扔上汽车。娇娇从床上滚起来，再跑出房门，扑向汽车时，汽车鸣叫着喇叭风驰电掣地开跑了，留给娇娇的是车的红红的尾灯。

贺子珍

因为得罪了当时儿童院的院长（贺子珍想把女儿接回家养病，但院长不同意），贺子珍被强行送进伊万诺夫城的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多的非人非鬼的生活。直到1946年7月，国内抗日战争结束，王稼祥在夫人朱仲丽的陪同下来苏联治病时，打听到贺子珍的不幸，出于阶级情谊，帮助贺子珍出了“火坑”，才使贺子珍和女儿娇娇重逢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