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我在某师高炮团二营4连担任指导员。一天上午，连队刚吃完早饭，按计划上午10点整，全连要在连俱乐部集合，由我组织给战士们搞政治学习教育。

课刚上不到20分钟，连文书慌张跑过来报告，说营里周教导员打电话过来要我接电话。

我问文书：“电话里没向教导员报告我在上课吗？”

文书一挠头说：“教导员电话打过来直接说找你，没问指导员在干什么，我一紧张，赶紧过来报告……”

我觉得文书头脑有点不太灵活，没向教导员报告我在搞政治教育，于是让大家在原地休息10分钟，急忙走到连部去接电话，可能等的时间有点过长，电话那头已经放下了话筒。

平时周教导员很少亲自打电话到连队来，有什么事都是营部书记给连里打电话协调，我在想，教导员亲自打电话找我，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待。

营部离我们4连很近，我把政治教育的教案稿子交给了连队的张副连长，让他代我讲一会，便急匆匆走出连队，决定亲自去教导员办公室见他。

到了教导员办公室门口，我刚想喊“报告”，此时，教导员正在和谁在通电话，他瞥见了我，赶紧给电话那头通话的人说：“正好，来了，来了，我先问问，给你回话……”

周教导员到我们二营任教导员一年多了，他原来是我们团组织股的股长，接他班的又是他给团政委推荐的5连指导员赵永刚，别的营都羡慕说，周教导员自己精于为官之道，更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

这话不为过，我们营连队的干部被团机关调过去的最多，宣传股的邹干事原是我们营6连指导员，也是周教导员任组织股长时，向宣传股长推荐调过去的，连司令部军务股的郭参谋，也是我们4连一名副连职排长调过去的。

有机关和基层干部说，这团机关年轻干部都让二营给“承包了”。

其实周教导员并不是不讲原则，随便把哪个干部向团机关推荐使用，也不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问题，更没有像团里个别干部议论的那样“任人为亲”。

一是周教导员文笔特别好，他在团政治处机关任组织股干事和组织股长时，特别能写、会写材料，机关干部都称他是团里的“笔杆子”。

团首长的讲话稿和党建方面、先进单位和人物典型事迹材料等，都是由他来执笔撰写或把关，否则很难在团首长那里通过。

二是他推荐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字写作功底，对写作都有一定的特长和爱好，而且大部分都是上了4年军校，都是大学本科生，文化层次相对较高。九十年代以前，部队干部第一学历是大学本科生的非常少。

周教导员见我亲自来办公室找他，他赶忙放下电话让我坐下，微笑着告诉我说：“正好你过来了，给你商量个事，看看你的意见。”

原来团政治处组织股的王干事，被师组织科借调去帮助工作，其实相当于被调走了，一般情况下，干部只要被上级机关借调，只要不犯什么错误，3个月、至多半年后，命令便会下过去。

教导员说组织股平时材料多，加班也多，是政治处最忙、最辛苦的一个股，平时编制2名干事和一名股长，总觉人手不够用的。

这次突然又被师政治部借调走了一个，工作就更忙不过来了，所以组织股长第一时间给周教导员打电话，让他帮助物色，从基层选一名政工干部借调组织股去先帮忙。

我是大学本科生，有近3年的政治指导员的工作经验，又在周教导员管理的营下连队工作，他很了解我，平时我上报给营党委的一些连队政治教育总结，和一些连队讲课材料，教导员都比较满意。

所以教导员想推荐我到组织股，先帮助工作，待王干事命令下到师里后，我的命令才能下到股里。

常言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又是我的教导员关心和亲自推荐的，能到团机关工作，对个人的发展进步应该更好一些。

我很感激地答应了下来，但心里还是没底，第一次由基层转换到机关工作，担心自己的工作能力素质适应不了机关要求。

教导员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鼓励我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谁也不是天生都会写材料，都是慢慢锻炼出来的嘛，大胆去锻炼，只要用心，学会吃苦，很快就会适应的，我相信你……”

教导员的话像一股暖流，让我充满了信心，回到连队后，我把手头的工作先移交给了连长，2天后，我便去团政治处组织股报到去了。

到了组织股工作，才真正感受到了机关工作不同于基层连队工作的特殊性，基层连队工作也忙，常说的那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很形象地说明了连队工作的辛苦。

但基层连队工作，都是具体事务性的工作，抓得见、摸得着，比如：出操、点名、训练、政治学习、讲课、做战士思想工作、小结讲评，等等。

虽然平时工作量很大，但一天、一周、一月，甚至一年，天天工作大同小异，有规律可循，时间长了，经验不断积累，工作起来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轻松顺手。

再说，基层连队工作相对比较单纯，一切按条令条例去办，不需费太多的脑筋，体力累但心不太累。

而机关组织股的工作，几乎是天天加班爬格子写文字材料。这活可不是一般人能干下来的。和文字材料打交道，最深的感受是脑累心累，有力使不出，慢慢把你磨得心力交瘁。

组织股负责的工作，除了平时机关党建方面的教育材料、机关基层单位或个人方面的先进典型事迹材料外，最多的就是团首长的讲话稿了。

无论哪篇材料都要求很高，费时费力，不加班加点，反复推敲，认真修改，不会很快出手的。

那个年代，干部个人办公条件落后，每笔每划都是靠手写，整个团机关，只有司令部有一台老式四通打印机，又慢又闲不下来，想去打印一份小材料，也得排队等着，先来后到。

所以文字材料都靠手写在纸上，首长哪怕改了一个字，十几页甚至二十几页的讲话稿就得重抄一遍。

这些还不算最辛苦、最心累的事，无非是多加几次班，少睡几次觉，多熬几个晚上，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在当时的组织股，写材料也许不算太难的，最难的是修改材料，更具体地说，就是最怕修改我们团朱政委的材料，尤其是讲话稿。

朱政委也是个奇才，他在任团政委之前，从没当过一天政工干部，他一直是在团、师后勤机关的油料、营房股(科)的助理员、股长、科长等岗位上任职，后从师后勤部营房科长，平级调到师司令部直工科任科长。

其实师司令部直工科长，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师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队的日常管理，具体就是吃喝拉撒睡，和后勤保障工作大同小异。

1987年5月，他高升任我们高炮团政委。像朱政委这样，没有干过政工干部的领导，能从相当于后勤领导的岗位上直接升任团政委，确实极少！

有人说朱政委早年当后勤助理员时，就是一位非常心细的人，特别对数字非常敏感，搞后勤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是位内行的专家。

他在后勤多个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个人升迁也非常快，1987年5月，他升任我们高炮团政委时，年仅35岁，在军区范围内算是非常年轻的领导干部。

当时朱政委还是直工科长时，听说军区来师调研检查工作的一位军区领导，住在师司令部负责管理的师招待所，对朱科长的服务保障非常满意。

这位军区领导调研结束返回军区前，指示师领导对朱科长这样的人才，必须尽快使用，而当年底转业的正团职干部很少，没有位置空缺。

师里没有正团位置，军区领导有的是办法，有人也因此得了福运！

军区直接下命令，把当时我们高炮团的政委调到军区老干办当主任去了，高升到了副师级，团政委的位置便空出来了，很明显，这就是专门为朱科长找的正团位子！

朱科长虽然不是政工干部，但军区领导直接点名要使用他，哪还有谁敢较真说他不是政工干部出身？师里只要有一个正团职位置，也应该是他的！

朱政委工作认真细致，对讲话稿更是重视，组织股平时给几个团领导(包括团长、副团长、副政委等)写材料，朱政委的讲话稿，最让我们费心、费时、费力！

组织股不怕写朱政委的材料，是害怕他反复修改，因为政委写的字非常特殊，第一次见到政委写的字，肯定十个字有一半以上你不认识！

不是政委写字不好，而是你认不得！为什么？因为政委有个特别习惯或称为“嗜好”，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字，他都用自己想的方法，把每个汉字超级简化。

也就是说，政委会按他自己的习惯想法，把一个字的笔划，尽最大最大的努力去减少笔画，就像新闻记者使用的特殊速记速写法一样，把汉字彻底标点符号化。

一点不过分地讲，朱政委平时写字，整页纸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汉字，都是标点符号，都是组成字的零星笔画，偏旁或部首结构，甚至干脆就用一横、一撇、一捺代替，缺胳膊少腿的，比日文还日文！

除非像“一、二、三”这样笔画不能再简的阿拉笔数字，其它的字都得“雁过拔毛”地减去笔划。

比如中国的“国”字，他不仅把“囗”内的“玉”字给省略了，连剩下的“口”字也不放过，还要把“口”字再“砍”去一刀，变成“冂”。

解放军的“军”字，朱政委习惯改成“乛”等等，随便举个例字，你都能想像得出政委能把一个汉字，总是按照他自习的习惯和想法，改成多么“体无完肤”、“惨不忍睹”！

这可是苦了我们这些为他写材料并修改稿子的干事们，因为只有政委他自己能知道他改过的字是什么意思，别人很难读懂他这些一个个特殊符号，到底代表是什么字！

于是，被改出的材料只有靠去联系上下文、相邻两个句子之间衔接的意思去猜了，谁也不好意思去问朱政委他改的地方倒底改出的是个什么字！

为了尽量避免材料被政委修改的过多而难以辨认出来，所以我们这些干事们，每次写材料，都得事先认认真真地去准备素材，充分调查研究，搞准弄清事实，才敢动笔去写。

对每份材料都不敢马虎大意，更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尽最大努力，对每个字都得认真研究推敲，切实拿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稿子来。

否则的话，写出的材料标准质量不高，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呈给政委审批，过不了关，就得重写，辛辛苦苦甚至几天几夜的加班加点，付出的心血可能白费，我们出手的所有材料，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朱政委的修改审批。

其次最怕政委把稿子改的地方很多，大家又得坐在一起，费尽心思去猜、去揣摩政委改出的一个个非常难以辩认出的“简化”字，这有时比重新写一份材料还痛苦！

所以股长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这些干事们，在机关工作，就是为基层、为首长服务的。每个首长都有各自的工作习惯和方式方法，我们只能自己去很好地适应环境、适应首长的工作要求，而不能反其道去要求首长，更不能怨天忧人，发牢骚、说怪话，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素质！”

所以，朱政委改稿子过于简化的习惯，虽然给我们这些写材料的干事们出了很大的难题，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反而是件好事。

他无形中促使我们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能力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精品文章，撰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字材料来。

这样就不需要首长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给我们修改材料，我们也不需要把过多的心思和时间，用于猜测和揣摩首长改的字上去！

多少年过去了，回顾从我们高炮团组织股走出去的干事们，由于当年在政治处组织股有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又有幸遇到朱政委这位首长。

首长的特殊习惯和要求，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逼着自己要更加严格要求，不断成长进步！

后来，我们的股长和先后在一起工作过的4位干事，个个文字功底扎实深厚，文笔流畅犀利，写作水平一个比一个高，个人发展进步也都很快！

多少年后，组织股长和几位干事先后都走出了高炮团，调入去了师、集团军和大军区机关工作，有的到边防军分区担任了主官：

赵永刚股长，最后是某军分区政委转业。

包括我在内的4名干事，在部队全都干到了副师职以上(退休和已转业的各一名)，正在服现役的正师职和副军职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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