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三天，为欢迎受难同志出狱恢复自由，上海各界人士欢聚在道路两旁，受难者同志的亲属们则眼含热泪，等待着他们的出现。然而，从第一个等到最后一个，裘慧英也没有等来自己的爱人。

与此同时，刚刚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发来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希望陈毅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又名李白）的同志的下落。”这位李白同志就是裘慧英的爱人。

看过电报内容后，陈毅当即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指示，要求立即查寻李静安同志的下落。

就在陈毅下达指示的第二天，上海各大媒体便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在虹桥公墓等地发现了数百具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革命烈士遗体。

收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裘慧英立即赶往现场辨认，但仍然没有发现李白的身影，这让她感觉既庆幸又害怕。

此后多天，还是没有找到李白的身影。

6月17日，上海军管会给上海市公安局发去了一封电文：

“上海市公安局：兹为1938年冬，由延安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现去向不明，特劳查。有关线索材料即派专人送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49年6月17日。”

后来，经过调查后才得知，李白已经被敌人秘密杀害。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白携一家人回到上海秘密开展情报工作。此后，他通过一台小小发报机，向延安和各解放区传送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8年12月30日深夜，李白好不容易获得了国民党关于在长江布防的情报，便立即向西柏坡发送电报。然而，敌人却在这时包围了住处。

李白见状，当机立断让妻子带着孩子出去躲起来，而他则继续将情报发完，同时还不忘销毁密码。

李白被捕当晚，敌人连夜对他进行了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的审讯，先后用了36种酷刑，一度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每次又被敌人用冷水泼醒。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白始终闭口不提，不曾吐露任何关于我党的秘密。

蒋介石得知李白的情况后，恼羞成怒，命令特务头子毛森杀掉他。1949年5月7日，李白预感自己可能没法活着到解放后，请出狱的同志帮忙给妻子带个消息，让她去监狱对面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见一面。

在组织的努力下，裘慧英带着儿子见到了狱中受尽折磨的丈夫。李白的两条腿已经被打断，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裘慧英见状，心痛不已，哭红了双眼。李白则一脸平静，叮嘱妻子说：

“天快亮了，上海快解放了，全国也快要解放了，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或死，总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如果我能回来，自然最好。但万一回不来的话，你们也能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因为担心给这户老百姓带来麻烦，裘慧英没有多待，便与丈夫告别离开了。她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与丈夫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了李白同志，年仅39岁。

其实，这并不是李白第一次被捕。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命令李白隐蔽在上海，用秘密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李白就这样在布满了日军、特务的上海，架设起了沟通上海和延安的桥梁，向延安发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区，并加紧监测、搜捕秘密电台。

1942年9月，李白正在发报时，日军突然向他的住处赶来。裘慧英首先发现了日军的踪迹，她急忙上楼，通知丈夫。

李白坚持发完电报后，又接着向延安的电台连续发去了多遍“再见”，尤其最后一声拖得特别长。

日军冲上来后，搜查出了发报机，夫妻俩当即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审讯，李白坚称电台是用来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的。由于敌人没有证据，一个月后，放了裘慧英。而李白则被继续关押。

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才得以出狱。但他的身体刚一好转，便又立即投入到了情报工作之中。

根据军管会送来的线索，市公安局发现李白被移送上海警察局蓬莱分局后，从5月7日起就没了踪迹。

很快，侦察人员便来到蓬莱分局，并找到了留用下来的旧警察打听情况。其中，有一位警察提供的线索引起了侦察人员的重视。他说：那天傍晚，确实有个囚犯被带走了，几天后听说他已经被枪决了。侦察人员立即追问地点，他努力回忆了片刻，说到：“好像是浦东杨思地区。”

侦察人员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立即前往杨思地区开展调查，通过与当地政府共同协查，向人民群众走访询问后。6月20日，侦察人员在杨思地区的戚家庙后面挖出了12具烈士遗体，其中便有李白的遗体。

陈毅收到相关报告后，向李克农发去了电报说明情况，并在最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抽调人员组成专案小组，查找杀害李白的凶手。通过对相关档案的认真分析，最终将凶手锁定在了两名留用人员史致礼和强元贵。

结合从他们口中得到的线索，侦察员再次对案件材料重新进行分析和研究后，始终没有找到凶手。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停滞。

直到1950年3月30日，上海虹口公安分局扣押了一个携带军用通讯器材来纳税的李树林，他神色异样，状态十分可疑，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重视。

经过审讯后，李树林交代说：“我曾听上海电监科的主任侦测员唐跨凤和林杰说起过破坏李白电台一事。”

侦察员听后，内心狂喜，时隔数月，终于又一次获得了有用的线索。但唐跨凤和林杰却双双否认他们侦测到了李白的电台。但因为已经有李树林招供，他们也不敢有所隐瞒，便说出了一个自己知道的情报：

“上海电监科主任侦察员徐鸣秋，隐瞒罪恶历史，已混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曾参与整理审讯李白烈士的‘口供材料’……”

原来，上海解放后，徐鸣秋靠着在解放军中担任团职干部的亲戚的关系，混入了解放军中，担任南京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的教官。

尽管徐鸣秋此时已经改头换面，有了新的身份，但上海公安局并没有因此有所顾忌，在南京有关方面的协助下，成功逮捕了徐鸣秋。

经过审讯后，侦察员终于从徐鸣秋的口中知道了凶手的名字——叶丹秋。破坏李白电台就是由他一手策划和直接指挥的。

1950年9月18日，叶丹秋被抓捕归案。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叶丹秋已经无可辩驳，只能低头认罪。

1951年1月，叶丹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有关人员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