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17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日。当时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前往庆祝，中国也不例外，派出了以毛主席为团长、宋庆龄任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
从莫斯科归国时，毛主席和宋庆龄同坐一架飞机，他坚持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极力推辞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主席十分严肃地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看似一件小事，却充分显示出了毛主席对宋庆龄的特殊尊重，而这份尊重是其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殊荣。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敬重宋庆龄，是因为她对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们欢聚一堂，就此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帷幕。
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并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在大会开幕前，她断然拒绝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当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讨论时，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
然而，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1925年3月12日，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平溘然长逝。中山先生尸骨未寒，国民党右派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阻挠和反对国共合作。
同年8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职务，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为了捍卫中山先生的遗志，1926年1月8日，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正式代表，宋庆龄第一次登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坛，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要受到右派挑拨，全力支持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中央农民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也登台发表了重要讲话。
1月16日，宋庆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第二次国大会议上，他们两人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狠狠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共合作。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不远万里前往苏联。毛泽东则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宋庆龄与毛泽东两人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的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远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对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表示赞同，称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
当蒋介石集结几次集结重兵进犯中央苏区，誓要将共产党人予以消灭时，已经回到国内的宋庆龄多次奔走呼告，要求蒋介石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4年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处境艰难。危急关头，宋庆龄向中国和全世界发出保卫中华苏维埃的正义呐喊。
宋庆龄对共产党人的支持是弥足珍贵的，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宋庆龄，由衷地表示感谢。
1935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宋庆龄极其喜悦，与国际友人一起为长征胜利庆祝干杯。1936年春，她又写信给毛泽东对红军东征表示祝贺。
蒋介石绞尽脑汁地清剿共产党已有十年，但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壮大。上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内忧外患之下，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有了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企图利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蒋介石的心思告诉给了二姐宋庆龄。
1936年1月初，宋庆龄特地找来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交给他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并要他立即动身前往陕北，务必将此信件亲手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封密信的内容是：国民党中央有与中共谈判的意图。
就这样，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斡旋下，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系。国难当头，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开始加快国共两党和谈的进程。
1937年2月15日，宋庆龄在中断参加国民党中央工作近十年后，以国民党执行委员资格，毅然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共联合，统一抗日”的主张。
为了促成国共联合抗日，宋庆龄付出了诸多心血。所幸，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同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宋庆龄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安全，数次电请撤离。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尊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于12月23日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乘坐轮船离开上海移居到了香港。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联合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支援抗战事业。
随着抗战深入，蒋介石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八路军和新四军。危急关头，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伸出援助之手，多方募集捐款、医药和物资，支援根据地抗战。
宋庆龄说：“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组建。宋庆龄当即指示“保盟”向新四军送去大批的物资、医药和资金。
八年抗战中，宋庆龄一面从事战时救伤济难工作，一面又以她特殊的身份和独特的方式，为国内团结和坚持抗战，积极地努力奋斗着。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8月30日，毛泽东来到两口路新村3号，登门拜访宋庆龄。自武汉一别，两位老朋友已阔别十八载。十八年来，他们都在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意愿而努力奋斗，此时在山城相逢，自然格外高兴。
由于国共和谈即将开始，毛泽东与宋庆龄来不及深谈，短暂相聚后，就匆匆辞别。临别前，毛泽东邀请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再度出力。宋庆龄愉快地笑了。
全面内战爆发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解放区提供医药和物资。宋庆龄对共产党人的鼎力帮助，毛泽东一直记着。
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积极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忘记一直支持共产党、始终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宋庆龄呢？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发出一封电报，言辞恳切地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经过毛泽东等人再三的诚恳邀请，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周恩来亲自出面部署。
1949年8月28日下午，宋庆龄乘坐的专列缓缓停靠在了北平前门火车站。早已等候多时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前来迎接的其他人员当即迎了上去。
“庆龄先生，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毛泽东紧紧握着宋庆龄的手，十分高兴地说。称女士为“先生”，是一种十分尊敬的称呼。
如此隆重的欢迎，实在超出了宋庆龄的预料，她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也在百忙之中会亲自前来迎接她。
新政协会议上，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卓著贡献的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宋庆龄先后又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国家主要领导职务。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0年春，宋庆龄因为工作劳累导致旧疾复发，不能到北京开会。为表歉意，同时也是对毛泽东的尊重，便特意写了一封信请假。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恙后，非常挂念，当即叮嘱上海市委的有关领导人前去探望。
毛泽东十分关心宋庆龄的生活和健康。由于工作需要，宋庆龄每年都要到上海居住一段时间。毛泽东得知她在上海的住所是一个二层小楼，卧室在二楼。为了让年事已高的宋庆龄上下楼梯更安全，毛泽东1961年在上海视察时，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并赠送了一条绣有梅花的红地毯，铺在楼梯上。
宋庆龄同样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每次出访回到北京，或收到朋友的馈赠，她都要将礼品分赠给毛泽东。当得知毛泽东常因国事繁忙而休息不好时，宋庆龄特意送给他一个鸭绒枕头，希望他能安然入睡。
1954年7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刘少奇。
会谈中，宋庆龄向刘少奇倾吐了自己埋在心中的渴望：“我希望参加共产党。”
刘少奇听后，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上海宋庆龄寓所向她转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刘少奇诚恳地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所有重要文件，都会送给宋庆龄审阅。
1957年从苏联访问回国后，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三颗特大白菜，他选了两颗大个的，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
宋庆龄收到后特别开心，当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
十年运动时期，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批示，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的名字位列第一位。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在十年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1976年9月9日，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逝世。宋庆龄极其悲痛，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两次吊唁，并参加了追悼大会，敬献了花圈。
1981年5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宋庆龄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她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同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病逝。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宋庆龄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