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北京饭店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欢送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场欢送会的主角是最后一批被准许特赦的战犯。
这些特赦犯大都是当年在国民战争中被俘获的战犯，一共有293名。但如果真的论起来，在这之中有13名是不该被“放出来”的。
1975年年初，毛主席下令将符合特赦条件的战犯释放出来。当工作人员将最后一批特赦员名单交到毛主席手中时，毛主席看过这13名不符合条件的名单后，说道：“一起放了吧。”
在这13人的名单中，就包括黄维，这是因为他改造的积极性始终不高。
当黄维在这场欢送会上看到已经被特赦的李仙洲时，开玩笑的说道：“你这么能活呀？”李仙洲也回道：“才81，还早哪。”
黄维和李仙洲是谁？他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黄维明明不符合特赦标准，又为何会将他放出来？
而这一切还要从黄埔军校说起，原来李仙洲与黄维都曾是黄埔军校的一期学员，由于成绩优秀，都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两个人在战场上赫赫有名。
蒋介石肆意挑起国共内战，黄维与李仙洲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也纷纷参加了内战。
即便两人所带领的部队装备精良、作战人员专业，但战争还是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黄维、李仙洲以及其他高级将领都被俘。
被俘后的黄维抵触情绪始终较大，思想始终转变不过来，不接受改造。即便黄维不配合，但共产党却始终善待黄维，困扰他多年的痔瘘问题，就是由著名的肛肠病专家治好的。
痔瘘治愈的难度较大，黄维曾经在做过三次手术都始终没有痊愈，黄维失去了信心，认为自己的病一定好不了了。然而在医生的治疗下，他的病被根治了。
黄维的思想开始动摇，他认识到共产党优待俘虏并非只是说说而已。其实，自从黄维被俘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但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他，而是一直尽全力医治他。
黄维第一次转变立场就是因为他突发结核病之后，这场病来得突然，且病情恶化速度极快，为医治他的病，管教人员先是将他送到医院，然后又请来了著名的专家为他诊治。
周总理也多次询问病情，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黄维终于抢救了过来。在养病的过程中，黄维读了很多关于毛主席的著作，也开始了反思。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是多么可笑。
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他在医院写了这样一封信：“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果不是共产党，恐怕我根本无法活到现在。”
病好后的黄维开始交代自己的错误，正式开始接受改造。在这期间，黄维的妻子带着女儿还来看过他，劝说他好好改造，端正态度。
见过妻子和女儿后，黄维心里想着就算为了她们也应该好好的改造。尽管黄维以战犯的身份被俘，但共产党却从未为难过他的妻子和女儿。
她们没有受牵连，还能够正常的工作，甚至黄维的女儿还考入了复旦大学。
接下来，黄维得到了一次与女儿见面的机会。黄维女儿发现父亲思想与上次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改变，也切身体会到了党中央对自己的关怀与爱护。
在特赦名单即将公布的这一天，所有的战犯都满怀期待的坐在饭厅中，目光齐刷刷的看向那台收音机，现场鸦雀无声。
很快，收音机里响起了广播员的话语：“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由周总理提交的在押战犯名单建议，经讨论后决定，全体在押战犯全部特赦。”
听到这个消息，全体在押战犯瞬间沸腾，有的人原地跳了起来，有的人则泪流满面，他们从未想过还能等来这一天。
黄维郑重接过特赦证书，深深鞠了一躬，此时的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激动的泪水喷薄而出。
中央还特地为这最后一批特赦人员举办了欢送会，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出席欢送会。在这期间，叶剑英首先发言对他们表示祝贺：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
他说道：“你们熟悉旧社会，可以看看现在，再回想回想过去，对这两种社会做一下对比。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用了20多年，就改变了以往落后、贫穷的现状。今后，大家要与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
随后，黄维作为代表也发表了精彩的感言，感谢毛主席与党中央对战犯的改造和特赦。在这场欢送会上，黄维看到了老相识李仙洲。
其实，李仙洲早就获得了特赦，因此，他并不在这次特赦名单内。
而他之所以出现在这场欢送会上，是因为受到周总理的委托。周总理怕黄维思想改造不彻底，又钻牛角尖，就请来了李仙洲开导黄维。
两人同一期的学生，李仙洲又比黄维的年龄大，黄维对李仙洲很是敬重。这也是周总理派李仙洲来的主要原因。
黄维发言后与李仙洲攀谈了很久，李仙洲说道：“当年国民党失败，不是因为军事力量不足，而是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失去了民心，自然无法立足。”
他还语重心长的劝说黄维接受党的教育，为祖国做出自己贡献。黄维听到老大哥的劝说，不由得点了点头，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黄维被特赦后就到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表示自己要为国家的统一贡献一份力量。
他说道：“趁着我还能够自理，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否则将终生遗憾。”
在台湾未开放探亲前，他曾多次前往香港，会见老朋友的同时，参加多场交流活动，为两岸关系缓和奔走。
台湾开放探亲后，曾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到台湾，并承诺只要他去，一定补发给他工资。虽然黄维同意了去台湾访问，却谢绝了这笔钱。
他表示，自己是在共产党的照料下才健康的活到现在，共产党待自己很好，此次去台湾只是为了会见故友，更是为了两岸能够和解。
在去台湾前，黄维感到非常兴奋，他对工作人员说：
“我感谢共产党改造了我，教育了我，又给我一个优厚的工作，让我能够继续发光发热。如果我能到台湾，一定要与老朋友好好谈一谈，现身说法，效果肯定更好。”
晚年的黄维为了祖国的发展、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党中央，积极接受改造的。
当年，黄维被俘后，可谓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刺头。”不然他也不会在功德林足足待了27年才被特赦。
黄维始终坚信自己无罪，拒绝改造、拒绝学习。每当深夜降临时，他都会回忆自己最后一场战争究竟是如何失败的。
的确，黄维所在的部队可谓是当时国民党现代化机械最先进的队伍了，黄维作为司令员更是信心满满，根本没有将共产党军队放在眼中。
然而，黄维没想到的是，在淮海战役爆发后，黄维迎战共产党中原野战军，最终，黄维兵团不敌解放军。黄维也被俘。
早在1928年毛主席就定下优待俘虏、善待俘虏的政策，因而在黄维被俘后，并没有为难他。只是将他关押起来，对他进行改造。
但黄维对自己的行为丝毫没有悔过之心，不仅不接受改造，还曾多次与管教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为逃避改造，黄维还试想发明永动机，当然他的永动机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黄维自己不接受改造，还出言讽刺、挖苦积极改造的战犯，对于管理所睡觉不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常常出言不逊激怒管教员。
为更好的改造这些战犯，监狱要求战犯读指定书籍，并写读后感。但黄维一直拒绝写读后感、写悔过书。
而与黄维态度完全相反的是李仙洲，李仙洲是第一个被俘国名党高级将领。
在莱芜战役中李仙洲被派往临沂迎战解放军，但让李仙洲没有想到的是，他正一步一步迈入陈毅与粟裕的包围圈中。李仙洲所带领的精锐部队机会全都被消耗殆尽，最终被俘。
被俘后的李仙洲与黄维截然不同，他表现得尤为积极，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冲在最前面。这也成为他后来被特赦的重要依据。
在与陈毅见面后，陈毅还鼓励他：“你福大，好好养伤，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优良传统，你放心一定会对你们好的。”
陈毅所言不虚，即便是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李仙洲、黄维等人的伙食始终不错，甚至管教员吃不上都吃不上肉，但依然保障这些战犯每顿都有肉。
然而，国家所做的这一切，却并未让他们知道。直到被特赦后才知道，都感动不已，也了解了国家的不容易。
李仙洲与黄维的再次相遇就是在功德林，这也是两人被俘后第一次相见。故人相见，自然分外亲近。闲暇时间还会约着打牌、看书。
李仙洲之所以积极改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看到了国共内战完全是错误的战争。
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共产党确实优待俘虏，对他们这些战犯也是格外的照顾，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李仙洲的身体一直不好，为调养好他的身体，甚至派专人照顾他的起居。在专业人士细心照料下，李仙洲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调养好身体的李仙洲胃口也逐渐好了起来，每一顿都吃的很多，同龄的战犯对他的饭量都表示羡慕。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在功德林待一辈子的打算，但是突然传来的好消息令他兴奋不已。
1957年，中央决定给改造良好的战俘一个机会，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中发表了特赦建议。这一个消息传到功德林，整个功德林都沸腾了。
大家既激动又有些忐忑，不断反思自己日常的行为，渴望自己能够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李仙洲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养养老，享受享受清闲、自由的日子。
因此，他对这次特赦名单有着极大的期待，另一个兴奋的人就是黄维。尽管黄维知道自己改造的并不好，甚至可以说表现很差，但他依然有一丝丝的期待。
第一次的特赦名单中并没有黄维和李仙洲，黄维觉得不服气，但李仙洲却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激动反应。
李仙洲的思想觉悟还是很高的，他觉得只要自己好好改造，一定会等来第二次特赦的机会。
果然，第二次特赦机会很快就来了，令李仙洲感动是他居然成为特赦名单中的第一个人。他能够得到特赦的机会都是因为周总理。
原来，周总理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当时作为第一期黄埔军校的学生，李仙洲即将毕业。
虽然周总理与李仙洲的相处时间并不长，但周总理对这名学生还是颇有印象的。因此，周总理通过考察发现李仙洲在狱中积极改造，表现良好。于是就将他的名字也加了上去。
李仙洲被特赦后，便回到家乡做政协秘书处专员，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
也正是与周总理的这份师生之谊以及对李仙洲的信任，于是他被请到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的欢送会上去做黄维的思想工作。
而最终，李仙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很好的完成了这项任务。在他的劝说下，黄维彻底改变了思想。认识到了党中央对自己的爱护和关怀，真心的为两岸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