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3日晚，被告人何某因被害人傅某邦经常在何某的妻子傅某面前说其坏话，遂于当日22时许，持铁棍到位于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傅某邦的玻雕店，将该店面的玻璃门砸碎，并进入店内将其中的彩绘玻璃、玻璃镜子及五幅素描画砸毁。经鉴定，被损毁物品价值共计人民币18924元。

另查明，2016年2月2日10时许，被告人何某在接民警电话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后经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何某与傅某邦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何某已赔偿傅某邦人民币5万元。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4日作出（2016）赣0502刑初38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何某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其罪行，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归案后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全案情节予以减轻处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被告人何某管制二年。判决生效后，新余市人民检察院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主要抗诉理由如下：原审判处管制不属于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被害人对激化矛盾负主要责任，具有一定过错，原判未予酌情考虑；何某故意毁坏财物犯罪较轻，可以适用免除处罚的规定。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8日作出（2024）赣05刑再4号刑事判决：一、撤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6）赣0502刑初382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何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免予刑事处罚。

· 争议焦点

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的刑种限制：如何界定“下一个量刑幅度”？单处罚金刑是否构成独立量刑幅度？

自首情节的减轻处罚效力：是否允许跨越刑种减轻？

免除处罚的适用条件：如何平衡犯罪情节与社会效果？

根据《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基本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再审判决明确指出，该条款中三种刑种（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共同构成单一量刑幅度，而非三个独立幅度。这一解释源于对“量刑幅度”的体系性理解：同一法条所列刑种通常被视为同一幅度内的选择项，而非分层结构。

据此，法定最低刑为单处罚金刑。依《刑法》第63条第1款，减轻处罚需在“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若原法定刑的最低刑为罚金，则减轻处罚不得突破该刑种限制。原审判处管制虽轻于有期徒刑，但管制属于主刑，罚金为附加刑，二者性质不同。再审法院认为，管制刑重于罚金刑，故原判违反减轻处罚的刑种限制，属法律适用错误。

《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中，何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然而，减轻处罚的适用需严格遵循刑种限制。再审判决强调，当法定刑最低刑为罚金时，减轻处罚仅能选择更轻的附加刑，但我国刑法未规定比罚金更轻的附加刑，故此时减轻处罚的实质效果是直接适用最低刑种——单处罚金刑。

原审法院跨越刑种判处管制，混淆了“从轻处罚”与“减轻处罚”的界限。从轻处罚可在同一幅度内选择较轻刑种，而减轻处罚需进入下一幅度。本案中，因不存在更低的量刑幅度，减轻处罚的极限即为单处罚金，原审选择管制显然不当。

再审改判免予刑事处罚，依据《刑法》第37条“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规定。其逻辑在于：

· 犯罪情节较轻：本案因邻里纠纷引发，何某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

· 社会关系修复：何某全额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消弭了社会危害性；

· 刑罚必要性缺失：单处罚金已无实质惩戒意义，免除处罚更能体现宽严相济政策。

这一判决兼顾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避免机械适用刑罚，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转向。

（一）量刑幅度的精准解读与刑种限制

核心思路：围绕《刑法》第275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的法定刑结构，主张单一量刑幅度的解释逻辑，明确减轻处罚的边界。

法律依据：

《刑法》第63条第1款规定，减轻处罚应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若原法定刑最低刑为单处罚金，则减轻处罚不得突破该刑种限制。

· 辩护要点

单一量刑幅度的认定：强调“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三者属于同一量刑幅度内的并列选项，而非分层结构。

刑种刚性规则：原审判决选择管制刑属于主刑，而罚金为附加刑，二者性质不同。根据再审判决逻辑，管制刑重于罚金刑，跨越刑种减轻处罚违反法律规定。

减轻处罚的极限：若法定最低刑为单处罚金，则减轻处罚的终点即为单处罚金，律师可主张原审适用管制刑违法，支持再审改判的必要性。

（二）自首情节的深度挖掘与效力强化

核心思路：充分运用《刑法》第67条自首情节的法定效力，结合赔偿谅解行为，争取“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法律依据：

《刑法》第67条第1款：自首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免除处罚。

· 辩护要点

自首的成立要件：何某经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符合自首的主动性、自愿性要求。

减轻处罚的衔接：自首与积极赔偿的双重情节叠加，应突破“从轻”范畴，进入“减轻”甚至“免除”层次。

免除处罚的可行性：结合犯罪起因（邻里纠纷）、初犯偶犯、全额赔偿等情节，主张“犯罪情节轻微”，符合《刑法》第37条免除处罚的条件。

（三）被害人过错与修复性司法的运用

核心思路：通过分析案件背景与被害人行为，弱化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强化社会关系修复效果。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被害人过错可酌情减轻被告人责任。

· 辩护要点

矛盾激化的归因：被害人傅某邦长期在何某妻子面前诋毁其名誉，构成对矛盾激化的直接责任，律师可主张被害人存在过错，降低被告人罪责。

赔偿谅解的实质效果：何某超额赔偿5万元（远超实际损失18924元），已彻底修复社会关系，消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修复性司法的提倡：援引再审判决“宽严相济”理念，主张刑罚的惩戒功能已通过民事赔偿实现，无需再施以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