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支“框架小，级别高”的特殊队伍，他们由军委直属各院校汇集许多优秀的学员和教官组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军委干部团。

干部团由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组成，总人数1480余人，该团主要任务是作为军委机关的前卫部队，负责总部在长征时做好沿途的警戒工作，也成为军委机关的“御林军”。

军委干部团不是普通的团级编制，而是在长征开始前，由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四所红军军事院校合编后组建的精英部队。还有一项任务是为前线部队的基层干部提供快速培训。

干部团不仅能够进行军政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还能随时向战斗单位输送领导力量，相当于一个移动的军事学院。由于其独特的作用，干部团在长征中既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也承担着保护红军核心指挥机构和应对紧急情况的双重任务。

干部团团长由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担任，政委为原红五军团12师政委宋任穷，作为红军中的精英，干部团中的普通战士至少也是连排级，他们每人都配备有长短两种枪械，包括优先配备的MP18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和英式钢盔。这样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央军中也不多见，特别是清一色亮晃晃的钢盔在作战中给予敌巨大的心理震撼。

而干部团中的上级干部队直接由红军大学改编，原红军大学政治科科长萧劲光担任队长。是干部团中级别最高的部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这里的每一位普通战士都至少是营级或更高级别的干部。

由于红军培养一名干部非常不易，所以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警戒和防卫，并非作为突击兵力直接使用，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拿出来的。因此在长征过程中，干部团只参与了三次战斗（土城之战、再克遵义之战、抢占皎平渡之战），每一次都是处于关键时刻。

1935年1月28日，红军从遵义出发，抵达贵州西北部赤水河地区。准备一渡赤水，在土城的枫树坝和青杠坡，红军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参与了战斗。但由于对川军兵力的误判，这两个军团在青杠坡与川军激战了一个上午，未能取得优势。随后，川军的潘佐旅增援到达，使得红军两个军团面临巨大压力。三军团伤亡惨重，战士们在弹药耗尽后，与敌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战。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受伤，子弹从他的右腮进入，从嘴唇穿出，导致六颗牙齿脱落，满脸是血。

而红一军团二师的增援还需三小时才能到达。面对这种情况，朱老总提出要亲自到前线指挥，伟人无法阻止，便询问附近是否有其他部队。陈赓回答说：“有，我们的干部团在这里。”伟人随即命令：“立即行动！跟随总司令压制敌人。”陈赓迅速集结队伍，带领他们冲向战场。

干部团官兵头戴统一的英式钢盔，手持MP18冲锋枪，面对川军的猛烈火力，勇敢地冲向敌人，川军被这些头戴钢盔连续冲击的部队所震慑，他们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红军队伍。

四营营长韦国清调来全营的迫击炮，将所有炮弹射向潘佐旅的前沿指挥所。到了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及时赶到，与干部团携手发起新一轮进攻。这次，红军一直推进到川军指挥所附近。伟人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干部团的冲锋，看到川军被压制，他兴奋地称赞：“陈赓有资格担任军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次攻下了遵义，并迅速在城的南部修建防御工事，准备迎战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在遵义西南的老鸦山激烈战斗中，红军三军团遭受了重大损失，一度失去了阵地，形势到了总司令和彭老总要亲自到前线指挥的地步。

在这一紧要关头，中革军委下达了命令：干部团立即投入战斗！这是继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在关键时刻被拉出。

干部团从北向南发起正面攻击，而红三军团的第11团则从左侧提供支援。在这次进攻中，红军的所有机枪同时开火，战士们勇往直前。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已经迂回到吴奇伟的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而另一支迂回的红军部队也突破了黔军的防线，在决战的最后关头，吴奇伟的信心开始动摇。随着枪声越来越接近忠庄铺，吴奇伟突然下令第93师掩护，指挥部迅速向南撤退。几乎在转瞬之间，与红军激战的第59师如同潮水般溃败，随后便是红军的大规模追击。

1935年4月29日，在中央红军成功跨越乌江之后，迅速占领了金沙江的渡口。为了保障渡江行动的成功，训练有素的干部团参与了皎平渡的战斗。在刘伯承和宋任穷的指挥下，干部团派遣了三个营和工兵连作为先锋，迅速行军160里到达渡口，并消灭了那里的敌军。

紧接着，先锋营强行渡过金沙江，并在北岸建立了防御阵地。陈赓指挥干部团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作为后续部队，他们当天急行军100里，第二天到达皎平渡，并在渡过金沙江后占领了江北20公里的通安州，成功阻止了川军对渡口的增援。

干部团留下一个连守卫渡口，而主力部队则对刘元璋指挥的两个团发起了猛烈攻击。全团官兵手持冲锋枪冲向敌阵，尽管刘元璋的川军人数远超干部团，但红军以无畏的冲锋击溃了敌军，使得川军溃败，包括团长在内的600多人被俘。之后干部团找到了七艘渡船，中央红军不分昼夜地渡江，最终全军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在1935年6月的中旬，第一和第四红军在四川懋功成功会合后，干部团与第四方面军的红军学院合并，共同创建了红军大学。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地区，根据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军干部团与陕北的红军干部学校在瓦窑堡进行了合并，从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政治学校。至此，军委干部团完成了其历史任务。

在1955年授衔仪式上，原军委干部团授予大将军衔的有两位（陈赓、肖劲光），上将军衔的有五位（韦国清、宋任穷、陈奇涵、周士第、李志民），中将军衔的有四位（莫文骅、丁秋生、方强、谭希林），少将军衔的有四位（苏启胜、苏进、王智涛、刘少卿），正部级干部一位（罗贵波），副部级干部一位（蒋耀德）。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未被计入统计的连排级干部，和上千名学员以及英勇献身的烈士，他们均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