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有个教国文的老师，同学们私下里都叫他“袁大胡子”。他拿我的作文开玩笑，说那风格像新闻记者写的。他对我崇拜的梁启超的文章也不屑一顾，觉得半吊子水平。没办法，我只好开始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后来，我深入研究了韩愈的文章，慢慢掌握了古文的写法。说起来，还真得感谢那位“袁大胡子”。
1939年，延安举办了一场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会上毛主席说了这样一番话：
聊起学习的动力，古人有句话挺在理：“要是不懂历史和现代的事儿，那就跟穿了衣服的牛马没啥两样。”……要想明白古今的事儿，就得不断学习。不光咱们得学，以后的人也得学。所以说，学习的这股劲儿，它是普遍存在的，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说到这儿的“古人”，其实就是说韩愈，这话来源于《符读书城南》这本书。
1940年的时候，毛主席在他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里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该变的得变，堵住了才流得通，停下了就走不动，这些事儿啊，说白了就是一场生存之战。就像不破旧就无法立新，不堵住一方水就流不到另一处，不停下来就无法继续前进。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那可是关乎存亡的大事。
“不堵住旧有的，新的就流不出来；不停止旧的，新的就无法前行”，这话是韩愈在《原道》里说的。毛主席拿这句话来讲，就是说在新旧文化这事儿上，如果我们不把那些旧的、不好的东西给去掉，那新的、好的东西就没法立起来。
一次是在1939年，延安那里开了个在职干部教育的动员大会；还有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具体来说就是196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了这么一番话：
如今，有些干部好像摸到点“门道”，觉得整顿“五风”嘛，搞个一年半载，“风头”一过，就万事大吉了。咱们可不能这么干。咱们得学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里的那套法子……要是谁死活不改，那咱们就得动手，撤他的职，好好查查办。
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安宁的时光，拿韩愈的文学作品来引用，用在写作或者讲话中的情况还真不少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毛主席不仅常把韩愈的作品灵活运用到实际中，而且他对待韩愈作品的态度相当理性，讲究“一分为二”来看。他觉得，韩愈的文章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有需要辩证看待的内容，不能一股脑儿全接受。这种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的方式，正是毛主席对待韩愈作品的科学态度。
一方面，毛主席对韩愈的作品里的先进思想给予了肯定，说韩愈“特别会写文章”，“他的诗文挺有特色，古文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写文学史的时候可不能小瞧了他。”
不过话说回来，毛主席对韩愈作品里的某些看法并不赞同，他还直截了当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韩愈在《伯夷颂》里头，他觉得伯夷这人“信念坚定，自我认知清晰”。但毛主席呢，他就有不一样的看法，直接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毛主席觉得，伯夷这家伙，既不顾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像个逃兵一样，又反对武王带领的那时候的人民解放斗争。他拿伯夷来对比，说咱们应该多赞美那些展现民族英雄本色的人，就像闻一多、朱自清他们那样。
毛主席不光对韩愈的一些观点持不同看法，他还直接指出这位他心目中的“老师”的文章“思想不够深刻”。
1965年6月20号那天，毛主席跟复旦大学的刘大杰教授聊天时提到：
唐朝韩愈写的文章还算不错，但就是思想深度不够。他写的那篇《谏迎佛骨表》，说实话，没啥太大价值，里面讲的东西大都是别人说过的老一套。韩愈主要是从反对迷信的角度去批评佛教，却没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去剖析佛教的弊端。《原道》这篇文章也是这个情况。
而且，说到苏轼对韩愈的高度评价，说他“文章振兴了八个朝代的颓势，道德拯救了天下的沉沦”，毛主席却持不同意见，并不赞同这一说法。
毛主席一辈子都爱读书，特别是从年轻那会儿，他就特别喜欢韩愈。不过，虽然韩愈是他的心头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韩愈的文章有自己的看法。
在唐宋八大家里头，毛主席特别钟爱柳宗元的散文。他说柳宗元的文章清新脱俗，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而且啊，柳宗元不仅是个文学家，还是个有革命精神的人，他有着先进的政治观点，信仰朴素的唯物主义。这些前卫的思想，让柳宗元的散文更加有味道，更抓人心。
说起来，毛主席对韩愈的看法稍微有些保留。他说：“写文学作品，还有写诗，得留点想象空间，别一股脑儿全说了。韩愈呢，他的文章和诗就是说得太满了。”
毛主席从年轻时就开始学习韩愈，他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慢慢形成了自己对韩愈诗文独到的见解和评判，这正是革命者应有的思考方式。在实践中，他逐渐锤炼出自己的思考力，对韩愈的诗文有了独立的看法，这也是革命精神的一种体现。
毛主席特别爱看书，但他从不只呆在书房里，而是喜欢到实践中去摸索。打从年轻那会儿，他就老往中国农村跑，长沙、安化这些地儿他都去过，实地看看情况。这些经历，也为他以后好好做社会调查打下了扎实的底子。
咱们得向毛主席学习，他特别重视实地调研和琢磨事儿，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干起来结合一块儿。还得心里有信念，脚下有力量，为咱们国家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大目标，拼劲儿往前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