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羲之，字逸少，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的书法博采众家，备精诸体，历代奉为“书圣”。
1910年，十七岁的毛主席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触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从此结下了长达六十余年与王羲之法帖的难解之缘。
毛主席非常喜爱王羲之字帖。即使万里长征，戎马倥偬，随身所带就有一部唐人临摹的王羲之法帖。
1949年后，毛主席有了自己的图书室，王羲之法帖也就为他收藏和阅读的一项内容。毛主席外出巡视，必携有很多古代书法法帖，其中必有王羲之法帖。
毛主席对王羲之草书赞叹不绝。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法帖真迹，毛主席借来，工作之余，便翻开观赏，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还拿起笔对照着写，这样足足研究了一个月。
王羲之《十七帖》
据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主席有一次和他谈书法时说：“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
中国书法界无不青睐王羲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毛主席也非常重视《兰亭序》的文化价值。他曾多次谈论《兰亭序》的艺术特色及其真伪。
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在杭州丁家山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论王羲之的《兰亭序》真伪。
陈伯达认为《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
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的真迹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载：萧翼奉太宗之命，到永欣寺中，从辨才手里骗到《兰亭序》的事。宋人桑世昌还录有萧翼诗两首为证：‘使御史不有此行，乌得是清绝语。’”
毛主席非常熟悉王羲之其人其事，当即给陈、田二人讲了“入木三分”的故事：
一天，王羲之去看望一个朋友，碰巧这位友人不在家。于是，他进了书房，在人家的茶几上写下几行字，就走了。后来这家人想把他写的字擦掉，可是用力擦也擦不净，用水洗也洗不清。王羲之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时才发现，这木板到三分深的地方，还渗透有墨汁！
毛主席接着饶有兴致地讲了“一笔鹅字”“墨池”等刻苦习字的故事之后，才谈起了天宝《兰亭》、定武《兰亭》、落水《兰亭》、蝉翼本《兰亭》等几种传说中的《兰亭序》。他说：
“《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深谙书道的毛主席最后作出结论：我赞成田家英的说法。
1965年5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在该文中，郭沫若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相传的《兰亭序》一文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兰亭序》法帖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应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当时的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读后，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写了一篇《<兰亭>的真伪驳议》，与郭沫若辩论。
高二适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还在多处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总之，《兰亭》而视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睿赏矣。”
高二适的文稿写成后，先寄给和毛主席私交甚笃的章士钊斧正。经过章氏指点、加以修改后，又于7月14日寄给章士钊，请他推荐给毛主席“评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驳斥持反对说者为“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持论诡谲，不中于实”。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主席，将《<兰亭>的真伪驳议》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够发表。章士钊在信中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
“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于处理，感逾身受。”
毛主席读了高二适的信和文章以及章士钊的来信，于7月18日复信给章士钊说：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主席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郭沫若接到此信，非常高兴。他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高二适继续“争鸣”。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
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
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时，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
“……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
其后郭沫若说：
“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毛主席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向一位负责问起这场争论，那位负责人当天写信向郭沫若通报情况说：
“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很难的。”
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
8月21日，郭沫若 《<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对于这场讨论表现了极大兴趣。郭沫若的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家商承祚等都撰写了文章，也得到林枫、陈叔通、老舍等的关注。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一些文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论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这次讨论比较热烈、活泼，参与讨论者都能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
这场争论，虽然最后没有定论，但体现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