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曾希圣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问大家满不满意？众人答：不满意》一文，文中讲到，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接近尾声时，有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信要求延长会期，并明确指出：“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毛主席于是宣布延长会期，把会开成“开气会”，让大家都把气出完、出顺。

此外，还要求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讨论组听取讨论情况。

刘少奇被安排到了安徽组，朱德被安排到山东组，周恩来被安排到福建组，陈云被安排到陕西组……

邓小平作为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被安排到了四川组。

四川是人口大省，人数高达7000多万，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员有400多人，是全国各省来开会人数最多的。

河南、山东、甘肃、青海这四个省在本次会议上被定为重灾省。

安徽的相关数字被曾希圣压住了，没有在名单上。

四川的相关数字被李井泉压住了，也没有在名单上。

实际上，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并且情况比安徽糟糕得多。

就因为四川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曾希圣就想方设法拒绝让安徽省列入全国重灾省的名单。

不过，四川省的情况比复杂安徽省复杂得多。

关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他是江西临川人，南昌起义时，自建了一支农民自卫队投奔朱德，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并于1930年成为了毛主席的办公室秘书长，是毛主席的铁杆粉丝。

1949年12月，他和贺龙共同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留川工作，于1954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整整担任了17年。

这漫长的过程里，悲欢交织，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有。

这次全国粮荒，四川原本已经是重灾区，自己不但无粮可以调出，还急需得到救济粮调入。

周恩来却多次打电话跟李井泉商量四川调粮任务，强调要先保京、津、沪。

理由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

李井泉尽管也抗争过，但考虑到中央的难处，又考虑到四川是天府之国，这时候临阵退缩的话，实在说不过去，最终，横下了心，从省内各粮食生产处东拼西凑，凑了147亿斤粮食送往全国各地，致使四川遭遇了巨大的饥荒，元气大伤。

前面说了，四川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人员有400多人，这400多人都憋了一肚子气，要在会上针对造成四川大灾难的情况尽情倾诉。

在会议接近尾声时，给毛主席递纸条、写匿名信要求延长会期的，既有安徽的同志，也有四川的同志。

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在1961年被指派到梁平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他以梁平县委第一书记身份参加了本次大会，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写了一封很长的匿名信，尖锐地指出：“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毛主席大为震惊，他先是在1月29日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到了1月30日下午，又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大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声色俱厉地说：“钳制人们的言论，终究会导致自己垮台，会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

李井泉听了毛主席的话，面如死灰，他在会后对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

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后来回忆，1月30日的晚上，李井泉彻夜无眠，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他的确为难，一方面，把调粮责任推给中央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一个人扛下所有责任也扛不住，太难了。

第二天，在四川组的会议上，李井泉终究都是豁出来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责任，声泪俱下地痛诉自己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压制了群众意见，调粮太多，致使四川牺牲太大。

与会大多数同志都认为他的检讨不够深刻，非常不满。

最终，是邓小平出来解围，说调粮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不能怪四川省委。

周恩来后来在会上也承认“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