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士英

安史之乱爆发后，马嵬之变、灵武即位等事，当事双方背后都有复杂意图和手段，最终，唐玄宗默许唐肃宗即位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极大权力，并任命永王李璘等诸王封建各地，还在唐肃宗身边安插自己的宰相，因此，唐肃宗急于攻陷两京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白衣宰相李泌规划的最合理的平叛之策被束之高阁。最终，唐肃宗成功地逼唐玄宗放弃权力，唐玄宗最终可能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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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时期最大的政治当为平叛，这既是唐肃宗灵武即位重建中央政府的理由，也是其政治权力与政治地位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

如前所述，唐肃宗即位伊始，就打出平叛的旗帜。毋庸置疑，平叛是此时唐肃宗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唐朝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即唐玄宗、唐肃宗各自掌权之局），对肃宗朝政治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唐肃宗的整个平叛过程，处处打着这一政治格局的烙印。

其中，又以处理永王璘事件和确定收复长安、洛阳为首要平叛目标最为显著。

永王是唐玄宗父子角力的棋子

永王璘是奉唐玄宗诏令（《命三王制》）担任四镇（山南东、江南西、岭南、黔中）节度等诸使、江陵郡大都督的。

他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九月赴任江陵。此时唐肃宗即位已两个月，并已获唐玄宗正式承认。

但是，对永王璘奉命出镇江陵一事，除见随唐玄宗入蜀的高适有过不同意见[1]外，并未见有人感到不妥，倒是不少人对此寄予了厚望，李白《永王东巡歌》就大致反映了这一趣向[2]，现录第一、第五、第十首如下[3]：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从前引《命三王制》的内容来看，永王璘出镇后招募士将、补署官吏、积聚江淮财赋等[4]，并不属擅权妄为，均符合玄宗诏制的授权规定。

李白卷入政治旋涡

所以，时任庐陵郡司马的崔祐甫拒绝永王璘厚礼相邀，“人闻其事，为之惴慄”[5]。这说明永王璘能号令江淮，正在于他秉承了唐玄宗的旨意。故而当时有“永王以天人授钺”[6]的说法。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唐玄宗为唐肃宗行册命后，还于至德元载（756年）八月二十一日颁布了由贾至起草的《停颍王等节度诰》[7]。诰，正是太上皇处置政事的公文形式。其诰曰：

颍王、永王、丰王等，朕之诸子，早承训诲……顷之委任，咸缉方隅。今者皇帝即位，亲统师旅，兵权大略，宜有统承。庶若网在纲，惟精惟一。颍王以下节度使，并停。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李岘未到江陵，永王且莫离使，待交付兵马了，永王、丰王并赴皇帝行在。

有学者对此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8]其实，在笔者看来，此诰与《令肃宗即位诏》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确保皇帝在平叛之中的军事指挥权。诰书中停诸王所领节度使，由副使知事，听从皇帝处分就是此意。

不过，其中对诸王的安置又耐人寻味。诰书虽然明确停了颍王以下的节度使职权，但强调永王要等到副使李岘到达江陵交割军务后才可离职。

事实上，李岘根本没有前往江陵履行职责，他以有病为由直接由长沙奔赴行在，唐肃宗又将他改任为扶风太守[9]。

所以说，这一诰书并没有影响永王仍可奉令赴任。正因如此，唐肃宗下诏令永王“归觐于蜀”，永王“不从命”[10]。

不过，当年七月已经抵达襄阳的永王到九月方到江陵，短短的一段路竟用了一个多月，实在令人疑惑。也许在唐玄宗的诰命下达后，永王曾对自己是否仍往江陵迟疑过，也未可知。

唐肃宗无奈，只得另制置淮南与淮南西道节度使并江南东道节度使加以防范，意存威慑。毕竟，永王璘节制四镇、封疆数千里，又得江淮财赋之用，尚在流亡之中、致力平叛的唐肃宗不能不感到潜在的威胁。

这年年底，永王璘叛乱，至德二载（757年）二月，叛乱即平。史书对永王被杀的细节说法不一，对唐肃宗的态度也有不同的记载。

一说是永王被皇甫侁擒后因中矢而死，“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11]；一说是皇甫侁在驿舍内将永王秘密处死，唐肃宗说：“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也？”[12]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说明唐玄宗在蜀仍然具有法统权力，对于永王的处理，唐肃宗不得不有所顾忌。

值得注意的是，永王事件后，永王的家属是被送往成都而不是交由唐肃宗处理的。在此过程中，褫夺永王的爵位也是根据太上皇发布的诰命执行的。据《降永王璘庶人诏》：

朕乘舆南幸，遵古公避狄之仁；皇帝受命北征，兴少康复夏之绩，犹以藩翰所寄，非亲莫可。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裨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据其凶悖，理合诛夷。尚以骨肉之间，有所未忍；皇帝诚深孝友，表请哀矜。……可悉除爵土，降为庶人。仍于房陵郡安置，所由郡县，勿许东西。[13]

根据诏书的内容，这应该是以太上皇的口吻发布的。这样的话，《降永王璘庶人诏》本应作“《降永王璘庶人诰》”。

估计这是唐玄宗在永王打算南窜岭表时颁下的。据此，永王璘虽被降为庶人，但唐玄宗还无意将他诛杀。皇甫侁未能将永王活着送往成都，不论是否属于擅杀，都与太上皇的本意不符。

唐肃宗对皇甫侁废而不用，应含有深意。若非太上皇仍掌握相当权力，岂能如此？正如贾二强先生所指出者：永王起兵事件“实际上是安史之乱前期统治集团内部主要是玄宗和肃宗间权力之争的曲折反映”[14]。

既然是权力斗争，则至少说明作为太上皇的唐玄宗仍具有法统权力。

总之，永王事件的确反映出唐肃宗时期中枢政局内的若干真实内容。唐玄宗“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15]，自然给唐肃宗的平叛增加了额外负担，牵扯了他相当的精力，并直接对唐肃宗的施政方略产生了影响。

唐肃宗为何不用李泌的奇谋

唐肃宗以收复两京为其平叛的中心任务，正是因为唐玄宗的制诰仍然具有法定效力，这是唐肃宗在平叛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政治问题。对唐肃宗来说，也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

唐肃宗何以把收复两京当作平叛的中心任务呢？唐玄宗先前所颁《命三王制》，以天下四分，诸子分总节制，李亨被安置在沙塞空虚之地且位于平叛前线。

他若不能先收复两京，则将对其地位的巩固大为不利。届时若永王璘辈“扫清江汉”，更“救河南”，捷足先登，谁主唐鼎，恐怕另见分晓。

这期间，谋臣李泌根据平叛形势制定了一个分路出击，各个击破，以逸待劳，先取贼巢范阳，再取两京，最终全歼叛军的作战方案。唐肃宗极表欣赏，却无法依计而行。

尤其在河西、陇右、安西、西域大军汇集，又得江淮庸调之资的情况下，唐肃宗认为“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

李泌再三相劝并陈说利害，唐肃宗方吐真言：“朕切于晨昏之恋（胡注：言急于复两京、迎上皇），不能待此，决矣。”[16]所谓“急于复两京，迎上皇”，遂不能驱兵千里攻范阳而后得其成功也。

李泌的平叛方略堪称中国十大对策之一

唐玄宗在为唐肃宗行册命的诏书中，把自己放弃权力的时间限定在克复西京之后，这正是我们得以破解唐肃宗确定以收复两京为平叛首要目标的关键。

不言而喻，收复两京，正是唐肃宗在二元政治格局中稳固其既得地位最简捷的途径。从郭子仪率兵进攻长安之际向唐肃宗所表“此行不捷，臣必死之”[17]的决心，足可体味出唐肃宗在收复西京一事上急不可待的心情。

长安收复后，唐肃宗言于郭子仪“吾之家国，由卿再造”[18]之“再造”，亦可透露出此中隐衷。关于这一点，王夫之看得很清楚。他说：

“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悬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嫡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统，纵其蹂践，但使奏效崇朝，奚遑他恤哉！”[19]

究其缘由，舍弃二元格局之作祟，宜乎无可言之。

唐肃宗得到长安收复捷报的当天，就“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20]，并附表请太上皇归京。迫不及待地迎还太上皇，与急于收复两京出于同一理由。

从唐肃宗迎还唐玄宗归京一事[21]，我们可以洞悉二元格局的影响。而此事所反映出的唐玄宗、唐肃宗父子的心态颇值得玩味。

在此事之过程中，笔者以为有几点应当注意。

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实际上是因为唐肃宗在请归表中表示“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

唐玄宗心情紧张，应当是担心“归京”会打破业已确定的二元格局，引起父子之间实即皇权内部的冲突与更大的政局动荡。唐肃宗本意当不无对唐玄宗的政治试探，实际是为了让太上皇早日还京，以便独掌权柄，结果弄巧成拙。

二、当唐肃宗获得唐玄宗的诰命“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更是忧惧得不知所措。

唐肃宗应是担心依然手握权柄的太上皇在剑南形成与肃宗自己游离的政治中心。事实上，唐玄宗自入蜀后就一直恃剑南自固，发号施令。如果唐玄宗不归京师，在安史余孽仍盘踞河北的形势下，极易造成唐朝中央的政治分裂而引发更大的动荡与危机。起初，父子双方均感不安者，恐怕即在于此。

三、唐玄宗在接到经由唐肃宗认可、由李泌起草的群臣贺表，云“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他的态度大变：“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22]

其前后态度迥异，实是见肃宗君臣仍遵循既定的政治格局，既奉上皇，又尊皇帝，即能够保证他以太上皇身份而不是其他身份还京，从而使父子暂保安处。迎归太上皇之过程如此一波三折，关键在于唐肃宗迎归的是依然掌握权力的太上皇，而不是可以随意摆布、可有可无的政治傀儡。

唐玄宗遥控灵武朝局

唐玄宗依然掌握大权并对肃宗朝政治有所影响，这还可以通过唐肃宗时期宰相人选[23]的更换来得到佐证。

唐肃宗即位之初，仅有裴冕一人为同平章事，即宰相。唐玄宗于至德元载（756年）八月为肃宗行册命时，成都的四位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除崔圆外均被派到唐肃宗身边。

次年（757年）正月，唐玄宗任命李麟为宰相[24]后，“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25]，又将崔圆派往肃宗身边。

这样，唐肃宗身边五位宰相中有四位是由唐玄宗任命的，这虽然说明唐玄宗对唐肃宗即位的承认以及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也反映出唐玄宗对肃宗朝政治的渗透与干预。

对唐玄宗所委派的这几位宰相，唐肃宗的使用是有区别的。崔涣到来不久，即被皇帝诏以江淮宣谕选补使[26]打发出去，虽然他迟至至德二载八月才正式罢相，但其实并没有在肃宗朝中辅政。

对韦见素，因其“常附（杨）国忠，礼遇稍薄”[27]，至德二载三月罢相。

唐肃宗对房琯倒一度礼遇，“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甚至房琯用刘秩等收复长安大败，“上犹待之如初”[28]，不过到至德二载五月仍不免于罢相。

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崔圆、李麟也于同日罢相，至此，“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29]。此后宰相自苗晋卿以下均为唐肃宗所委任。

唐玄宗所置宰相被陆续罢免，情况各有不同，但都是唐肃宗力图减弱唐玄宗政治影响力的举措。

贺兰进明言于唐肃宗房琯在“南朝”所作所为“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30]，就反映出唐玄宗所委任宰相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唐肃宗因贺兰进明的一席话疏远房琯，正反映出他对唐玄宗所任宰相之政治态度心存戒备。

对于这一点，甚至房琯本人都曾看出一些苗头，他对崔圆的态度即可为证：“崔圆本蜀中拜相，肃宗幸扶风，始来朝谒，琯意以为圆才到，当即免相，故待圆礼薄。”[31]

不能不说，唐肃宗时期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使政府官员因政治倾向相异而人事不和，这给平叛战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像贺兰进明因与房琯有矛盾，在张巡、许远困守睢阳时，拒不相救，就是担心房琯暗算他。结果，睢阳在洛阳收复前十几天被叛军攻陷，酿成平叛战争中的一幕悲剧。

无疑，类似问题的存在大大延缓了唐平叛战争的进程，使安史之乱旷日持久。

唐肃宗怎样弄死老爹

可以这么说，唐中央政治二元格局由衰竭而解体的过程，就是唐玄宗的权力日益萎缩到丧失的过程。

笔者觉得，这一过程是从唐玄宗重归京师后开始的。这时，依照《令肃宗即位诏》，唐玄宗的权力失去了法律依据与保障，并且，唐玄宗归京后处于唐肃宗的严密监控下。这一切，都不能逃脱皇权运作的一般法则。

返京之初，唐玄宗尚可在南内兴庆宫自由活动，“上时自夹城往起居，上皇亦间至大明宫。……上皇多御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于楼下置酒食赐之”[32]。

但是，在唐肃宗的掣肘下，太上皇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乾元元年（758年）冬十月唐玄宗幸华清宫，十一月即匆匆而还，如此不尽兴，原因无他，“从官嫔御，多非旧人”[33]也。

而且，唐玄宗从华清宫返回时，唐肃宗还亲至灞上相迎，“上自控上皇马辔百余步，诰止之，乃已”[34]。貌似臣子之孝，实则意存防范，透出太上皇已受监控的玄机。

据载，唐玄宗曾有意以礼改葬杨贵妃，李辅国不从，大臣李揆奏曰：“龙武将士以杨国忠反，故诛之。今改葬故妃，恐龙武将士疑惧。”[35]

李揆借龙武将士置言，而不及李辅国与唐肃宗马嵬之谋，显然是提醒皇帝若以礼改葬杨贵妃，必定说明朝廷对马嵬诛杨一事的态度发生变化，那将对现有政治格局不利。唐肃宗“遂止之”。

太上皇不能如愿改葬杨贵妃，反映出他的政治权力已开始沦替。结果，“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李）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一作舞）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36]权力失落后的怅惘之态跃然纸上。

即使如此，唐肃宗还是丝毫没有放松戒备。亲信李辅国“常阴候其隙而间之”[37]，对兴庆官的动静严密监视。他曾对唐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38]

上元元年（760年），唐玄宗在兴庆宫“召将军郭英乂等上楼赐宴。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39]。李辅国乃奏云：“南内有异谋”[40]，这引起了唐肃宗的警觉。

回想天宝五载（746年）李林甫罗织韦坚、柳之狱构陷太子李亨时，就是借口地方军将皇甫惟明、王忠嗣与东宫交往而大做文章，如今唐玄宗宴请地方军将，唐肃宗当然难以放心。

于是，在上元元年（760年）七月丁未，发生了李辅国以兵逼迫唐玄宗迁宫之事。

据《通鉴》记载，事情发生前一天，兴庆宫中的三百匹厩马被李辅国借口索去，仅剩十匹，足见迁宫之事不仅有预谋，而且部署周密。

当日清晨，唐玄宗还曾离南内到北内，唐肃宗借口“两日来疹病”，竟未谋面。当玄宗一行欲由夹城返南内时，突发变故，“忽闻戛戛声，上（玄宗）惊回顾，见辅国领铁骑数百人便逼近御马，辅国便持御马，高公惊下争持，曰：‘纵有他变，须存礼仪，何得惊御！’辅国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斩高公从者一人，高公即拢御马，直至西内安置。”[41]

局面之惊险紧张，确乎令人心惊。事后，“上皇泣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42]

诸书所载逼宫一事，均说是李辅国“矫诏”“矫敕”所为，与唐肃宗全无干系。但是，从李辅国叱高力士“大不解事”以及唐肃宗事后对李辅国等人所说“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43]可知迁宫之事自有隐情。

所谓“防微杜渐”，就是担心唐玄宗寻机龙飞，再掌朝纲。何况此时唐肃宗多病，而唐玄宗虽已七十六岁，依然宴饮聚乐，并未显出老迈龙钟之态，唐肃宗确实不能不有所防备！

因此，逼宫之举是唐肃宗为进一步控制唐玄宗而部署的，李辅国自当秉承其旨意无疑。

唐玄宗入居西内，遂每日与高力士“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44]。不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被勒令致仕，高力士被削职除名，长流巫州。两位亲信远离而去，“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刑部尚书大臣颜真卿首率百僚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45]。

这与唐玄宗在蜀之日，唐肃宗君臣奏表络绎不绝的情形相比截然不同。此时的唐玄宗已完全成为唐肃宗控制下的孤家寡人。此后的唐玄宗，精神郁闷，再无生趣，从此开始辟谷。

风云一生的唐玄宗在丧失政治权力后，百无聊赖，身体也迅速垮掉。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甲寅，七十八岁的太上皇郁郁而终。十三天后，唐肃宗驾崩。父子之间围绕着权力而纠缠不清的关系就此结束。

有笔记记载基哥被盗墓

脑袋是被劈成两半的

由上述可知，自唐玄宗由巴蜀返京，肃宗朝中央政局的二元色彩遂开始淡化。上元元年（760年）将唐玄宗逼迁至西内，更为二元格局崩溃之征兆，太上皇唐玄宗与皇帝唐肃宗先后死去，使这一政治格局最终解体。

唐代宗即位后，先为高力士平反，并许其陪葬唐玄宗泰陵，“丧事行李，一切官给”[46]；唐玄宗时期被废黜之“故庶人皇后王氏、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宜并复封号”。就连永王璘也被平反昭雪。[47]这标志着唐代宗摆脱了肃宗朝二元政治格局的阴影。

但是，唐肃宗在此政局下确立的施政方针、平叛方略等给唐代宗朝乃至整个唐后期政治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因二元格局的解体而消弭。

如对拥兵藩帅的姑纵、宦官势力的崛起等，无不可从肃宗朝中枢政治中求其肇始之基。

注释：

[1] 《旧唐书》卷111《高适传》第3329页：“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

[2] 关于《永王东巡歌》的笺解，历来诗家颇有歧异；对其中的天子、帝、君王诸词语，尤多聚讼。我觉得，诗中之帝、君王为玄宗而不是肃宗，贤王为永王，可信从。参见薛天纬《李白与唐肃宗》，载《学林漫录》第9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6—98页。

[3]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546—555页。

[4] 《旧唐书》卷107《永王璘传》，第3264页。

[5]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4，第1823页。

[6] 《全唐文》卷350，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第1569页。

[7] 《唐大诏令集》卷36《停颍王等节度诰》，第140页。

[8] 贾二强先生指出“此诰不无疑窦”，又说：“此诰真伪姑置不论，至少我认为是否代表玄宗本意大成问题。”见贾二强《唐永王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86页，注二。林伟洲先生也认为“诰命本身仍充满着疑问”，并认定“此诰命为伪撰，而且应出自肃宗，作伪目的当然在否定前《命三王制》诸子分镇之效用，惟撰作时间不可能太早”。见《灵武自立前肃宗史料辨伪》，载《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45—768页。按：林文中云“《唐大诏令集》题为《停永王等节度诰》”者，“永王”系“颍王”之误。

[9] 《旧唐书》卷112《李峘传附岘传》，第3343页。按：《通鉴》卷219“肃宗至德元载十一月”条第7007页载其为江陵长史；《旧唐书·李岘传》第3348页未载其曾经任永王副使事。李岘归肃宗而未从永王，宜乎《旧唐书》传“赞”称其“独守正”也。

[10] 《旧唐书》卷107《永王璘传》，第3264页；《通鉴》卷219“肃宗至德元载十一月”条第7007页略同。

[11] 《旧唐书》卷107《永王璘传》，第3266页。

[12] 《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二月，第7020页。

[13] 《唐大诏令集》卷39，第162—163页。

[14] 贾二强：《唐永王璘起兵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5] 《通鉴》卷219，肃宗至德元载十一月，第7007页。

[16] 《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二月以及胡三省注，第7018页。

[17] 《通鉴》卷219，肃宗至德二载八月，第7031页。

[18] 《通鉴》卷220，肃宗至德二载十一月，第7044页。

[19] 《读通鉴论》卷23《肃宗》五，第794页。

[20] 《通鉴》卷220，肃宗至德二载九月，第7035页。

[21] 此事在《通鉴》卷220“肃宗至德二载九月”条中与《新唐书》卷139《李泌传》中载之甚详，可以参见。

[22] 以上请参见《通鉴》卷220，肃宗至德二载九月、十月，第7035、7041页。

[23] 王吉林的《从安史之乱论肃宗一朝唐代政治与宰相制度变动的综合研究》一文即从这一角度进行了考察，具体情况可以参看，本文不另赘述。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第783—804页；又载氏著《唐代宰相与政治》，第208页。

[24] 《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45页；《旧唐书》卷112《李麟传》第3339页同。按：《新唐书·玄宗纪》《新唐书·宰相表中》作至德元载十一月，误。参见王吉林前引文，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第791页，注42；又见《唐代宰相与政治》，第235页，注42。

[25] 《旧唐书》卷112《李麟传》，第3339页。又云：“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

[26] 据《全唐文》卷350，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第1570页：韩仲卿，“尚书右丞崔公禹称之于朝，相国崔公涣特奏授鄱阳令兼摄数县”，说明崔涣在成都为相与任使江淮均有行政权。

[27] 《旧唐书》卷108《韦见素传》，第3278页。

[28] 《旧唐书》卷111《房琯传》，第3321—3322页。

[29] 《旧唐书》卷108《韦见素传》，第3278页。

[30] 《旧唐书》卷111《房琯传》，第3322页。

[31] 《旧唐书》卷111《房琯传》，第3322页。

[32] 《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六月，第7093页。《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第4760页略同

[33] 《杨太真外传》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144页。《高力士外传》，同上本，第119页。《明皇杂录》第46页《补遗》载同。

[34] 《旧唐书》卷10《肃宗纪》，第254页。

[35] 《杨太真外传》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143页。

[36] 《明皇杂录》第66页《辑佚》。《杨太真外传》卷下，《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143页略同。

[37] 《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第4760页。

[38] 《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六月”条第7094页胡三省注：“李辅国此言，是临肃宗以兵也。”

[39] 《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六月，第7093页。

[40] 《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第4760页。

[41] 《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143页、第119—120页。

[42] 《次柳氏旧闻》“补遗”，《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9页，据《类说》卷21补。

[43] 《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七月，第7095页。

[44] 《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120页。

[45] 《通鉴》卷221，肃宗上元元年七月，第7095页。

[46] 《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第121页。

[47] 《唐大诏令集》卷2《代宗即位赦》，第8页。

本文节选自《唐代肃宗玄宗之际的中枢证据》，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理清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若干伏线，令读者能够更清晰的认识唐肃宗一朝的实质，感兴趣的朋友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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