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将军队干部等级分为23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实行军衔制的一个重要前提。

根据这个指示，在第四级的正兵团级之前，有第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第二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第三级军委委员级。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级，但军委委员级对应的，主要是担任大军区副职者，而这一层级的人就是大将军衔的主要人选。

当然要想被评为大将，除考虑现任职务和军政素质外，其对革命贡献与参加革命的资历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55年1月，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联名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元帅、大将、上将人选名单。

这份上报的大将人选名单，共有两个方案，一为15人，一为22人，最终中央确定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十人为开国大将。而这个名单，也成了十位开国大将的排序，沿用至今。

1989年11月，经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共有33位前解放军高级领导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这36位军事家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两位国家主席杨尚昆、李先念；二是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献身的11位高级将领。

一、

十大将之首的粟裕，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虽然在红军时期资历较浅，但在解放战争中却担任过五大野战军之一的副司令员，建国后又任过总参谋长一职，授予大将军衔是毫无争议的。

十大将排名第二的徐海东，虽然在授衔时正在因病休养中，并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但作为陕北方面的代表，创立了陕北根据地，用毛主席的话说，“对革命立有大功”，授他大将也是理所当然。

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授衔时的职务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这也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在党内资历极老，在十大将中战功又仅次于粟裕，授予大将军衔无人不服。

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萧劲光则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再加上时任海军司令的职务，资历也足够；张云逸在大将中年事最高，百色起义时便任红七军军长，抗战中又任过新四军副军长，解放战争中又任过华野副司令兼参谋长，评大选可以说绰绰有余。

罗瑞卿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兼公安部部长，工作性质特殊，又极得毛泽东赏识，这也是他评为大将的重要原因；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尽管战绩不是很显赫，但仅凭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一项，足以保证他的大将军衔。

十大将中争议最大的，也许只有许光达了。在大授衔时，他的职务、资历在十大将中最低，但他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当时许光达担任的是装甲兵司令员，而当时中国的装甲兵是借助苏联建立的，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作为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大将军衔，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二、

综合十大将的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十位大将各有特点，但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出发，相信这十人堪称是“最佳组合”了。

虽然共产党人不争名不夺利，但在1955年我军首次大授衔时，还是有很多高级将领自认为是符合评选大将的标准的。比如许世友上将，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级干部，八路军时期担任过旅级干部，解放战争中又担任过兵团级干部，对照大将评选的标准都符合。因此在得知自己仅被评为上将后，许司令员一时难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客观地说，虽然许世友的功劳很大，对党也足够忠诚，但相比于十位大将，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在看到十大将的最终名单后，所有的开国上将们都心服口服，尤其是看到粟裕也只被评为大将后，更是无话可说。

网络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叫“粟裕镇大将，萧克镇上将”。这种说法来自网友的玩笑，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如果说有一位大将能镇住所有上将，令所有上将服气的，这个人非粟裕莫许。

三、

1927年8月1日，南昌的枪声宣告了中国人民军队的诞生。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有一位不起眼的班长，他就是后来的战神粟裕。

南昌起义后，粟裕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参加了湘南起义，随后上了井岗山。在中央根据地，粟裕先后任支队政委、支队长、师长、师政委、军邻谋长和军团参谋长，参加了1-—5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7月，粟裕任参谋长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但在王明“左”倾路线指挥下，先遣队不幸失利，粟裕率领先遣队余部来到浙南开展了历时三年的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皖南事变后升任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不仅指挥苏中军民“七保三仓”、“五保丰利”，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还使华中、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粟裕率先取得了我军第一个大歼灭战的胜利——苏中战役的胜利，歼敌5.6万余人。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军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仅歼敌6.5个旅，摸清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还促使中央调整战略方针，由外线出击转为内线歼敌。

1946年10月，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二为一，毛泽东明确指示：两野战军会合后，统一由陈毅领导，战役指挥交由粟裕负责。从此，粟裕挑起了指挥两支野战军的重担。

从这时起，粟裕打了不少令人称道的“神仙战”。

在宿北战役中，粟裕歼敌整编63师2万余人，粉碎了敌分割我华中、山东两大战区的企图，使我军获得尚西、向北、向南的主动权。在鲁南战役中，歼敌5.3万余人，打破了敌对我军的包围圈；在莱芫战役中，又歼敌7.6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在华东的全面进攻。

1947年3月，敌人集结45万多人，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粟裕采用“虎口拔牙”的打法，歼敌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3.2万余人，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不仅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也意味着我军将从全面防御转入全面进攻阶段。

四、

孟良崮战役后，我军有两种战略选择：一是分兵渡江南进，迫使集结于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抽调大部兵力回防江南；二是集中中原地区的解放军野战部队，寻找战机打大歼灭战。

粟裕认为后一种战略设想于我军更为有利，通过在中原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可以使我军迅速在数量和技术上取得优势，加速全国解放。但当时的中央军委，却很支持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设想。

军委认为：虽然中原地区集结了我三路大军，然而国民党军毕竟还有相当的兵力，我军短时期内难以再次寻觅战机。再加上蒋介石正对处于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全面围攻，中央军委亟需华野渡江南下威胁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来吸引国民党军回防南京、上海，缓解大别山地区的不利态势，实现中央既定的战略目的。

在中央军委下达南进命令后，粟裕反复分析两种战略设想的优劣后，认为华野渡江南进虽然会威胁和牵制敌人，但难以达到调动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回防江南的目的，无法实现中央既定的战略意图，而且还会削弱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有可能导致刘邓大军的局面更加被动。

深思熟虑之后，粟裕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最终毛泽东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暂缓渡江。历史证明，如果粟裕没有及时向中央力陈自己的独到见解，那么也许解放战争中就不会有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淮海战役。

五、

1948年淮海战役发起后，粟裕秉持“一切从战役实际出发”的原则，屡出奇招，机动灵活分割包围国民党军各兵团，予以各个歼灭。

战役第一阶段，粟裕把首歼目标定为由徐州地区撤出的黄百韬兵团上，采取了“声西击东”的作战策略。他先是大张旗鼓地以6个纵队围住李弥兵团，作出意图聚歼李弥兵团的假象，导致国民党军不得不将重兵部署在徐州周围，为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提供了有利条件，最终我军全歼黄百韬兵团，顺利完成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战役第二阶段，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任务，是合力解决杜聿明集团。杜聿明做出向连云港逃跑的假象，却被粟裕识破，将大部兵力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布好“口袋阵”等着杜聿明钻。最终历史再一次证明粟裕的准确判断，毛泽东曾点评，称粟裕有杰出的战略预见才能，预测杜聿明逃窜方向是战史上精彩的一页。

对粟裕的辉煌战绩，中央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世最荣耀。”在解放战争中，三野歼敌245万余人，甚至超过了歼敌180万余人的四野。

更难得的是，在大授衔时，中央本是要给粟裕授元帅衔的，但粟裕却向中央上书，要求不要评自己为元帅。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大为感慨：“难得粟裕！壮哉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粟裕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而且是第一大将！”

评衔之后，民主人士邵力子颇有些为粟裕鸣不平，粟裕却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样一个近乎完人的粟大将，有哪个上将敢不服气呢？

参考资料：

中新网：《揭秘：毛泽东赞十大将之首粟裕“三次辞帅”真相》

《军事历史》：《管窥开国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