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详细论述我党拥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没有枪杆子，也就没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资本，只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毛主席说得确实没有错，但仔细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我党初期的最大困难，其实并非没有枪杆子（军队），而是缺乏英明领袖。

南昌起义之前，虽然我党直接领导的军队非常不多，但其实国民革命军很多人都已经加入我党。

蒋介石东征大胜，我党出了大力。以蒋介石手下的第1军为例，三个师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七个！还有很多部队的军事主官都是共产党人，否则，也不会在南昌起义，贺老总振臂一呼，就有那么多国民革命军毅然投靠我党，这主要是因为之前他们就是共产党员。

1933年，第5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人数更是达到了鼎盛：

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有10.6万人，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有10万人，湘鄂西苏区红二军团，有2万人，此外，还有闽浙赣根据地红10军有1万多人，东北抗联用红32军番号时有1万人，江苏、浙江、广东、河北等地也有红军部队。全盛时期，全国红军总计大约30万人。

3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要知道巅峰时期的张作霖，坐拥了中原地区9个省份，兵力也只达到37万；桂系李宗仁以及山西阎锡山的兵力也不超过20万人；可以说，我党初期实际上是不缺军队，兵力还是有那么多，最起码，我们的困难不是有没有军队，而是有了军队，却也打不了胜仗，这主要是因为我党一直没有一个英明领袖来指明道路。

我党第一任最高负责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认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主张放弃任何形式的工农运动，妥协让步，于1927年7月12日下台。

其后继任的的瞿秋白，又因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强令部队分兵攻打大城市，从而导致部队损失惨重，只有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因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提出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继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机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王明在莫斯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坐镇发令，由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

就这样，我党其实是有英勇的革命部队，但没有一个英明的领袖，我党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但他们都不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特别严重的危害，几乎完全摧坏了红军的革命力量。

直到1935年1月，我党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自此，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人民军队才开始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