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品性差距很大，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泾渭分明。

国民党人由于占据绝大部分城市，加上外国援助，经济比较充裕，官员非常注重享受，生活骄奢；而共产党人处在农村偏远地区，经济条件不足，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我党王牌特工，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虽然身处国民党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但他仍旧像个共产党人，生活俭朴，就连家里的沙发都打补丁。

国民党人当中已经算比较清廉的杜聿明，在郭汝瑰家里，看到打沙发的补丁，大为震惊。他觉得郭汝瑰虽然身在国民党，但和国民党人的品性格格不入，怀疑他是共产党人，国军的机密多次被泄露，也应该和郭汝瑰有关。

于是，杜聿明向老蒋投诉：“郭汝瑰有嫌疑，我已经算清廉了，他比我还廉洁，他生活那么俭朴，又不近女色，家里的沙发还打着补丁，这样的作风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

气得老蒋怒道：“难道我身边就不能有一个清廉的人了吗？”

其实，一定要回答老蒋这个反问句的话，那就只能回答：“是的，你身边没有一个清廉的人。”整个国民党都很难有一个清廉的人，即使是在战乱时期，国民党军官也是吃香喝辣，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而士兵吃都吃不饱。

原鞍山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在东北解放战争成功策反了一个沈阳国民党军“军运指挥所”的译电员。

这个译电员为何会选择投向人民军队阵营呢？他对李维民作了如下表白：

“从前，我还认不清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使人再也不能容忍了！”

“远的不说，单说我那个军运指挥所里，一个主任叫韩慕洲，一个副主任叫宋国春，两个坏蛋，一个肥的像猪，一个瘦的像猴，他们从到东北后，就不断地从鞍山用铁甲车大量地往天津捣运钢管、钢板，大发光复财。黄金搂多了，就花天酒地地过最糜烂的生活。韩慕洲已经有了两个老婆，还嫌不够，除了在妓院舞场乱搞女人之外，又看上了所里的一个年轻打字员，威逼利诱地娶为三姨太太。在所里，会拍马的爬上去，不会溜须的踢下来，最卑鄙的人最得势，最正直的人最受欺，……您看，这是什么世界？”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国民党的世界很难有一个清廉的人，主要与老蒋自“4.12反革命政变”后不重视政治工作有关。反观我党这边，一直非常重视政治工作，设立总政治部（现称政治工作部），做好广大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树立理想信念。

政治工作做得好不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在红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就一直与官兵同甘苦、共患难，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还是不懂得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更不明白自1946年夏天起，在兵力大大强于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却在自己发动的全国规模内战中，短短3个月就走向节节败退，其原因就在于政治工作做得不好，军队缺乏理想信念，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早已经不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了。

正如毛主席在建国后所说的一段话：“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不重视政治工作的老蒋，身边的人都早已变质，都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理想信念的敷衍度日。

1946年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访问延安的一段话，说明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世界的差别所在：

中共的领袖和南京的官员那是显然不同的，就以一件小小的事情来比拟吧，南京的官员们实际毫无事做，却像煞有介事的摆出忙劲头；但中共的领袖，和蔼可亲，能和你娓娓的长谈，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我们能长谈一个下午，虽然这样也许会影响到他们晚间的睡眠，因为他们得把白天耽误的工作到晚上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