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唐蕃之间的矛盾日渐突显，唐高宗咸亨元年（670 年），双方爆发了著名的大非川之战。 学界对于大非川之战中唐朝失败的原因多有探讨?，归纳来看主要有：双方军队人数众寡悬殊、作战地区高寒以及唐军将帅不和三个原因。 然而对这些观点进一步深究，会发现其中不免有牵强之处。

唐贞观八年（634 年），“（太宗）即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兵部尚书、任城王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总管征之（吐谷浑）。 （贞观）九年，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餧我师，退保大非川，诸将咸言春草未生，马已羸瘦，不可赴敌。 唯靖决计而进，深入敌境，遂逾积石山……大破其国。”贞观八年（634 年）的这场大非川之战，在战斗地点选择、人数多寡对比、将帅意见不一等方面，和咸亨元年（670 年）基本一致。 为何李靖大胜敌军，而薛仁贵却大败而归？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唐高宗对大非川之战的设想与安排

唐高宗时期，吐蕃不断向青海地区扩张，与吐谷浑频繁发生冲突。“龙朔、麟德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 吐蕃怨怒，逐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除《旧唐书》外，《资治通鉴》也有类似记载：龙朔三年（663 年），“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居内地”。 吐蕃击败吐谷浑后，唐朝的陇右诸州便直接暴露于吐蕃兵锋的威胁之下。

在进攻吐谷浑的同时，吐蕃还在西域地区同唐朝发生军事冲突。如，龙朔二年（662 年）十二月戊申，“ 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 麟德二年（665 年）闰三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辨、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不过，由于当时唐朝正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中，因而对吐蕃的侵扰基本上以防守为主。 如，龙朔三年（663 年）吐蕃发兵赶走吐谷浑王之后，唐高宗也仅是“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狐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 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而未有更进一步的反击行动。

随着唐王朝在辽东地区的战争逐渐接近尾声，高宗君臣开始着手解决吐蕃问题。“总章中，议徙吐谷浑部于凉州旁南山。 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议先击吐蕃。 立本曰：‘民饥未可以师。’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极，臣恐师到，兽窜山伏，捕讨无所得，至春复侵吐谷浑。臣请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骄之，一举可灭也。’恪曰：‘不然，吐谷浑方衰，吐蕃负胜，以衰气拒胜兵，战必不亢，不救则灭。 臣谓王师亟助之，使国幸存，后且徐图可也。’议不决，亦不克徙。”

在如何应对吐蕃侵袭吐谷浑的问题上，朝臣们针锋相对，看法不相一致。 宰相阎立本以民生为重，反对出兵攻击吐蕃；契苾何力意见和阎立本基本相似，但也有不同。 契苾何力主要从军事的角度，提出担心唐朝军队进至吐谷浑时，吐蕃军队便会四散奔逃，从而难以征讨。 待到来年春，吐蕃又再侵犯吐谷浑。 因此主张暂先不援救吐谷浑，待吐蕃军队以为唐军兵力不足而自满、放松警惕后，再趁势进攻，取得战争的胜利。 另一位宰相姜恪则与阎立本意见相反，认为当尽快出兵。 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唐高宗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但从这次会议“议不决，亦不克徙”的结果来看，契苾何力与阎立本的意见似乎占据上风，因为唐高宗最终并未派遣军队援助吐谷浑。

但唐朝对于吐蕃侵扰边境矛盾行为的冷处理，并未消弭二者之间的矛盾。 赶走吐谷浑王后，吐蕃军队继续深入，开始和唐朝发生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公元 670 年 4 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面对吐蕃的步步紧逼，唐高宗决定诉诸武力，断然下令对吐蕃予以军事回击。 咸亨元年（670 年），唐高宗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

吐蕃对唐朝的军事入侵延及青海、新疆各地，具体从何处入手以讨伐吐蕃是唐朝君臣亟需考虑的一个问题。 吐谷浑是唐蕃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 吐蕃通过吐谷浑向东可威胁唐朝河陇地区，向北又可攻略西域。 而对于唐王朝而言，驱吐蕃军队退出吐谷浑，不仅可以解除其对于河陇地区的威胁，又可切断其同西域的联系。 同时，吐谷浑毗邻河湟谷地，自然环境优越，人口稠密，唐朝在此有大量驻军，不仅较别处更便于调遣军队， 而且后勤供应也更有保障。 所以从吐谷浑方向对吐蕃进行反击便成为唐朝一个最佳选择。 然而吐谷浑所处之地高寒，不利于唐军据守。 贞观时期，唐军虽多次击败吐谷浑，却始终无法对其进行长期占领即缘于此。

吐谷浑王室被吐蕃赶走之后，携部众逃至凉州一带，一直想借唐朝的帮助返回青海故地 。于是 ，咸亨元年 （670 年 ）唐高宗在下令让薛仁贵领军讨伐吐蕃的同时 ，“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意图通过击败吐蕃，扶植吐谷浑，以建立缓冲区的办法，解决西北地区的边患问题。这个计划推翻了此前被动防守的做法，开始通过“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这种更为积极主动的举措，来维护唐朝西北地区的边境安全。

行军作战，选将为要。 贞观九年（635 年），契苾何力曾与薛万彻、薛万均共同引军讨伐吐谷浑，“是时吐谷浑王伏允在突沦川，何力欲袭之，万均惩前败，以为不可。 何力曰：‘贼无城郭，逐荐草美水以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鸟惊鱼骇，后无以窥其巢穴。’乃阅精骑千余，直捣其牙，斩首数千级，获橐驼、马、牛、羊二十余万，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 但唐高宗在择定军队统帅时，却没有选择契苾何力，而选择了薛仁贵，其原因在于契苾何力虽有与吐谷浑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优势，但其不适于统领此次作战的原因也十分明显。

其一，吐谷浑其地高寒，唐军在此行军需要年富力强的的将领担任统帅，契苾何力年事较高，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如在大非川之战失败后不久，“（吐蕃）势益张，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诏周王为洮州道、相王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何力等讨之。 二王不行，会何力卒”。 唐高宗遣契苾何力前去讨伐吐蕃，不及成行便因病去世。由此，年轻的薛仁贵远较年迈的契苾何力更适合担任远征吐蕃的军事统帅。其二，唐高宗在决定对吐蕃用兵时，恰逢辽东战役刚刚结束。 长年战争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此情况下，对吐蕃的战争只有速战速决、尽量缩短战争耗时，才能最大程度上减轻唐朝的负担。 契苾何力主张“使疑吾力困而骄之，一举可灭也”策略，需要与吐蕃进行长时间的对峙，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 另外，唐军“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的行为，需要处理和吐谷浑王室之间的关系。 而契苾何力在贞观年间曾与吐谷浑进行过比较激烈的战斗，“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往日发生的冲突或多或少地会影响他与吐谷浑王室的关系。

与契苾何力相比，薛仁贵非常适合担任此次征讨吐蕃的唐军统帅。 首先，薛仁贵正值盛年，深受太宗、高宗两代君主器重。贞观年间，辽东战役结束后，“及军还，太宗谓曰：‘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 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唐太宗视薛仁贵为年轻将领中可堪大任的佼佼者。 总章元年（668 年），李勣率军进攻辽东，侍御史贾言忠奉使自辽东回京，高宗皇帝问他“‘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上深然其言”。 也认为薛仁贵是非常优秀的将领。 其次，薛仁贵果敢骁勇，善于兵行险招，擅长进行出奇制胜的运动战和速决战，符合唐高宗速战速决解决吐蕃问题的要求。

除高超的作战能力外，薛仁贵还有一定的政治手腕。 高宗时期，苏定方受命征讨贺鲁，薛仁贵上疏道：“‘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伏。 今泥熟仗素干，不伏贺鲁，为贼所破，虏其妻子。 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赉。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贺鲁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当时吐蕃军中正有不少吐谷浑降兵，薛仁贵这种善于分化瓦解敌人势力的特点，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征讨吐蕃的合适人选。

不过，薛仁贵出任此次征讨吐蕃的唐军统帅也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劣势，即他没有在吐谷浑境内作战的经验。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薛仁贵对于吐谷浑地理环境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如唐军到达大非川后，薛仁贵对郭待封说：“乌海险远，车行艰涩”“彼多瘴气，无宜久留”。 或许是为弥补经验不足方面的劣势，唐高宗在任命薛仁贵为唐军统帅的同时，又任命“尝为鄯城镇守”的郭待封为副将同他一起征讨吐蕃。鄯城位于今青海省西宁市，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意味着他具有在青海地区领军作战的经验。 总之，从这次战争的人员安排上来看，唐高宗对于这次战争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二、薛仁贵对大非川之战的设想与调整

咸亨元年（670 年），薛仁贵受唐高宗之令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前往青海攻讨吐蕃，“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 彼多瘴气，无宜久留。 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 从这一段记述看，薛仁贵此次进军青海，作战的基本思路是以大非川为基地，寻找吐蕃军队对其进行打击。

至于大非川的具体位置问题，吴均先生曾撰文指出大非川“位于切吉乡以南的兴海县大河坝草原”， 崔永红先生实地勘探后指出“大河坝一带土质膏腴，水草丰美，河两岸杂木丛生，并有松柏，日月山至此，始见林木”。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草原不仅是重要的栖息地，也是重要的后勤补给地。 游牧民族行军或驻扎都离不开草原的资源供给， 所以草原是游牧民族作战时必不可少的后勤基地。 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可供人畜休养的草场匮乏。 大非川水草丰茂，有可饮用水源、可供马匹休憩的草地，以及“足堪置栅”的林木资源，所以大非川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交战双方所争夺的焦点。 贞观时期唐军与吐谷浑多次在大非川展开激战。 除契苾何力曾在大非川和吐谷浑作战外，贞观九年（635 年），侯君集也曾“与李靖会于大非川，平吐谷浑而还”。

《新唐书·地理志》载“自振武（即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县西南）经尉迟 川、苦拔海 、王孝杰米（木 ）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 录驿，吐浑界 也。”大非川位 于吐谷浑西部，西面是高峻的鄂拉山，自吐蕃往吐谷浑方向 ，过鄂拉山后一般要驻 于大非川休 整；反之，从吐 谷浑返回吐蕃同样需要停驻于大非川暂作休憩。 所以开元十五年（727 年），吐蕃大将悉诺 逻“取积石 军西路而还。 君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其归路烧草。 悉诺逻军还至大非山，将士息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 吐蕃军队至大非川“息甲牧马”时，由于唐军烧毁草场，使其“马死过半”，吐蕃军从而大败。 由此可见大非川是吐蕃出入吐谷浑的重要战略要地，不论哪一方占据大非川，都会在战争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

从吐蕃自西向东经大非川、公主佛堂、莫离驿、王孝杰米（木）栅、苦拔海、尉迟川，向东抵达长安的道路，是唐朝和吐蕃之间交通“官道”。 唐蕃之间使节往来，以及文成公主入藏都经此“官道”。 从大非川向北越过青海湖南山山口，至吐谷浑政治中心———伏俟城，也有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

贞观九年（635 年），李靖“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餧我师，退保大非川”。 当时，吐谷浑王在唐军追击下，就是循着这条道路由伏俟城逃至大非川的。 薛仁贵引军向大非川进发时，吐谷浑王都伏俟城已被吐蕃军队占领，以伏俟城为中心的吐谷浑境内的广大地区已有吐蕃驻军。 如此，薛仁贵进军大非川实际等于深入到了吐谷浑境内的吐蕃军队后方，切断了其与吐蕃本土间的联系。 所以薛仁贵率军深入大非川的军事行动对吐蕃来说是一次致命突袭，一旦成功则将切断吐谷浑境内吐蕃军队返回本土的后路，使其落入被唐军包围的境地之中。

深入敌军后方虽可收奇袭之效，却也非常容易陷入对方的包围之中。 在此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趁敌不备，伺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使敌方无法形成对己方的包围。 所以薛仁贵甫一抵达大非川便兵分两路 ：一路由薛仁贵率领 ，“轻锐倍道 ”，前往乌海 ，进击吐蕃军队 ；另一路由郭待封率领，设栅安顿辎重，留守大非山。 对于薛仁贵为何认为乌海有吐蕃军队的这一问题，现今仍无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乌海为吐蕃的重镇“乌海东岱”所在之地。“东岱”藏语意为“军事千户”，实行军政合一管理。 当时吐蕃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为“茹”，“茹”下设“东岱”。 “东岱”地位非常重要，吐蕃都城逻些所在的卫茹所设也不过十个“东岱”。

薛仁贵原计划“破贼即回”，击败乌海的吐蕃军队后便即刻返回大非川。 然而薛仁贵此行却扑了空，其在乌海并未发现吐蕃军队。 于是，为寻找吐蕃军队，薛仁贵便继续率军前进，“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 至此，薛仁贵已全然改变先前同郭待封约定的“破贼即回”的计划。“乌海险远”“彼多瘴气，无宜久留”，薛仁贵原本未打算在乌海久留，为何突然变更原先的计划，在此“无宜久留”之地停驻，并且“以待后援”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此时薛仁贵发现了大量吐蕃军队已自西向东向唐军袭来，便临时决定于乌海拦截吐蕃大军。

对于“乌海”具体之所在，小编赞同郭声波先生之认为乌海在今青海玛多县的花石峡镇这一观点。花石峡镇位于两道山梁交汇之处，背山面水，易守难攻。 吐蕃论钦陵称“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 薛仁贵也说：“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认为乌海是地势险要的“死地”，只可奇袭攻取，若行动迟缓则必然失败。 乌海至大非川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十分有利于吐蕃骑兵作战。 若要避免被吐蕃大军围困，凭借乌海的险要地势挡住数倍于己的敌军，便成为薛仁贵当时必须且唯一的选择。 于是，乌海能否坚守成功便成为唐军胜负逆转的关键。 为进一步加强乌海的防守力量，薛仁贵甚至又令当时仍留驻大非川的郭待封也尽快赶来支援。

郭待封接到薛仁贵的命令后率军前往乌海，“比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 郭待封战败后，薛仁贵放弃乌海、返回大非川，而后“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 这新增加的四十万兵力，应当就是薛仁贵在乌海拦截的吐蕃军队。 薛仁贵前往乌海时只带领少量精锐骑兵“轻锐倍道”，由此可以推断：在乌海，薛仁贵面对的是几十倍于己的吐蕃军队。 唐高宗乾封年间，薛仁贵率军“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 薛仁贵作战机动骁勇，并不惧怕以寡击众。 但当时唐军和吐蕃军兵力悬殊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便是面临着郭待封被吐蕃军队围歼这种紧急情况，薛仁贵也不敢分兵驰援，以免乌海丢失。

三、郭待封对大非川之战结局的影响与责任

“待封遂不从仁贵之策，领辎重继进。”自《通典》始，史家便将唐蕃大非川之役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副将郭待封不听从薛仁贵的令，携辎重随军而行，以致被围落败。 其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及《太平御览》等史籍也都采用了这种说法7?。 甚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又指出：郭待封之所以不从薛仁贵的安排是因“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 这种说法颇值得推敲。薛仁贵与郭待封，两人个人经历及性格特点差异极大。

郭待封为名将之后，其父郭孝恪一生征战，武功显赫，死后被高宗追封为安西都护、阳翟郡公。作为名将之后，郭待封长大后，亦入伍从军。但和父亲不同的是，郭待封文化素养颇高。 高宗显庆四年（659 年）“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张九龄五人居上第，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在高宗亲自主持的九百人参加的策试中，郭待封与张九龄等五人居于上第，入弘文馆供奉。 可见，郭待封的文化水平是非常高的。 薛仁贵却与之相反，“少贫贱，以田为业”，之后，唐朝进行辽东战役，其妻柳氏以“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劝薛仁贵从军求功名，“仁贵乃往见将军张士贵应募”。 薛仁贵属于出身贫寒、以白丁应征的将领。

在个人特点上，薛仁贵善于出奇制胜、兵行险招，作战灵活机动；郭待封行事则相对谨慎持重。 乾封年间高宗征辽东，“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勣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 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勣，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勣。 勣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 必斩之！’行军管记通事舍人河南元万顷为释其义，勣乃更遣粮仗赴之。”郭待封率水军进攻平壤，面临断粮窘境，为避免信件被敌人截获，造成消息泄露，郭待封通过给李勣写离合诗形式，请求接济粮草。 这首离合诗写得破费心思，以至于李勣看过之后勃然大怒，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 幸亏军中的书记理解其中的含义，李勣这才明白过来，派人给郭待封接济粮草。 郭待封谨慎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鄯城镇守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唐与吐谷浑交界处的边境城镇安全。 出于职业习惯，郭待封在同吐蕃作战时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相对比较保守的策略。 这种保守的作战风格与薛仁贵大胆突进、 深入奇袭的作战风格非常矛盾。 同时，由于曾担任鄯城镇守，拥有和吐蕃接触甚至实战的经验，而薛仁贵却没有相关经验，这就使得二人在对于吐蕃的认知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作为统筹全局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唐高宗不可能不了解此二人的差异问题，但之所以最终任命郭待封为薛仁贵的副将，或许考虑更多的是让薛、郭二人充分发挥各自特长、互相协作，共同完成此次征讨吐蕃的重任。 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二人之间相互抵牾、冲突不断，发生郭待封“多违节度”的问题。

在高原地区行军作战，粮草供应极其重要，甚至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结局。 薛仁贵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因此，在到达大非川后，他专门向郭待封指出“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 让郭待封利用大非岭的有利地势设置栅栏，驻军保障辎重安全。 从如此细致的安排中便可看出，薛仁贵对于粮食辎重安全问题极其重视。 而命郭待封驻扎大非川保护粮草、由自己率军赶往乌海的决定，也表明薛仁贵十分清楚二人各自的长处，有意识地结合郭待封谨慎持重的性格特点，让其负责粮秣后勤的安全问题。

薛仁贵决定据守乌海后，命令郭待封前来增援。 那么郭待封为何携辎重一起前行？ 此事与郭待封行事谨慎有关。 辽东战役时曾发生军队缺粮的经历，使郭待封十分重视战时的粮食供给，担心若军队与辎重分离造成军队供给危机。 于是，为谨慎起见，郭待封遂决定让军队携带辎重赶往乌海，但这也使得军队行进迟缓，以致被吐蕃军队围歼。 从战争的结果来看，郭待封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因为他的这个决定不仅导致了自己战败，同时也直接导致薛仁贵最后战败。

如果郭待封将辎重囤积于大非岭， 其本人领兵迅速赶往乌海与薛仁贵汇合， 战争结局是否就会转变？ 其实未必。 郭待封若将辎重留存于大非岭，其本人赶往乌海，纵使大非岭上的粮草辎重暂时安全，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会被吐蕃军队切断。 更何况，留驻大非岭的唐军被分兵削弱后，也不一定能保障粮草的安全。 所以在此情况下，即便是辎重粮草留在大非岭，唐军的粮草后勤也不一定能得到保障。 所以最后结果可能仍是唐朝军队不得不放弃乌海、任由吐蕃军队进入大非川，包围自己而溃败。 所以郭待封选择携带辎重同部队一起赶往乌海，只是加速了唐军的失败，而不是从根本上导致了唐军战败。

郭待封率领的军队在接近乌海时，遭到吐蕃的袭击，情况十分紧急。 但即便如此，薛仁贵也未分兵救援。 薛仁贵的不作为颇为时人诟病。 此战过后唐高宗曾对薛仁贵表示：“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联所恨者，唯此事耳。”作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优秀将领，薛仁贵不可能不知道粮草对军队的重要性。 而彼时薛仁贵未分兵驰援郭待封，除其分身乏术之外，或许尚存一定侥幸心理，即希望郭待封最终能够突出重围，赶来和自己汇合。 但结果却不免使薛仁贵失望，虽然郭待封最终突围，但却“粮仗尽没”，“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

唐朝名将裴行俭以善于识人知名，“是时，苏味道、王剧未知名，因调选，行俭一见，深礼异之。 仍谓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见其成长。 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记识此辈。’其后相继为吏部。 皆如其言。 行俭尝所引偏裨，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辩、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 之，尽为名将，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 其所知赏，多此类也。”

郭待封与程务挺、王方翼等人一并受到裴行俭的赏识与提携，进入“尽为名将”之列，可见郭待封其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素养。 在与吐蕃军队的战斗中，郭待封确实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来救，邀击，待封败走趋山，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粮仗尽没，待封保险”。 在吐蕃军队的攻击下，郭待封虽然最终没能保护好辎重粮草，但他还是通过“趋山”“保险”等合理利用当地地形的方式，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

郭待封遇袭战败后，占据乌海的唐军继续据守已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薛仁贵放弃乌海，向大非川撤退。在吐蕃军队的追击下，薛仁贵率领唐军且战且退，最终在大非川展开决战。“仁贵遂退军屯于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大败，仁贵遂与吐蕃大将论钦陵约和。”在辎重尽失、兵粮两缺的情况下，唐军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薛仁贵仍率军退屯大非川，试图利用地形和吐蕃军队对峙相抗，直至吐蕃又增兵四十余万前来进攻，唐军才彻底落败，与吐蕃约和而还。

大非川之战失败后，唐高宗“见诸将数败，乃博咨近臣，求所以御之之术。 帝曰：‘朕未始擐甲履军，往者灭高丽、百济，比岁用师，中国骚然，朕至今悔之。 今吐蕃内侵，盍为我谋？’”咸亨元年（670 年）的大非川之战发生在辽东战役刚刚结束后不久，旷日持久的辽东战争耗费了唐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唐高宗对此懊悔不已。 因而在吐蕃不断侵扰唐朝边境的情况下，高宗便意欲以尽量小的代价、尽快地结束此次战争，以免“中国骚然”情形再次发生。 选任薛仁贵为唐军统帅进兵入大非川与吐蕃作战，基本上便体现了唐高宗这种对战争的构想。

但唐朝对吐蕃的了解却并不充分，原以“吐蕃介在西极，臣恐师到，兽窜山伏，捕讨无所得”，然而事实却与此相反。 薛仁贵到达前线和吐蕃军队相遇后，吐蕃军队非但未“兽窜山伏”，反而集结重兵前来和唐军决战。 像契苾何力这样曾在吐谷浑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优秀将领，对于吐蕃都存在误判，可以说，其时唐朝上下基本上没有对于吐蕃真正了解的人。 所以薛仁贵兵进大非川，往击吐蕃，其状似是一个唐朝君臣精心筹谋的良策，但实际却是一次剑走偏锋的军事冒险。 这次战争的发起及进行，是建立在唐朝对本身实力的盲目自信、对吐蕃实际情况了解不透彻基础上的。 而薛仁贵及郭待封等唐军将领，不过是这一次军事冒险的执行者与牺牲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