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的最早起源，实际上是一个小酒馆。

在1900年，清朝晚期，两位法国人邦扎和佩拉蒂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开设了一家有三个门面的酒馆。

第二年生意日益兴隆，邦扎和佩拉蒂的经营理念出现冲突，于是佩拉蒂选择退股并单独操作。

于是，邦扎的小酒吧又迁移到了现在东单菜市场的邻近地方，并正式改名为“北京饭店”。

当时，由于政局动荡，两年后的“北京饭店”的经营权再次转给他人，后来再经过转让，北京饭店的经营权又回到了法国人手中。

这次他们计划打造一个专供高级领导者和顶尖人物聚集的地方，于是在1917年，北京饭店变成了一个七层的法国风格的建筑。

当时的北京饭店大约有200个客房，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独立的浴室和单独的冲水式卫生间，每个房间还安装了暖气。

此外，酒店的最高楼层设有供客人跳舞娱乐的花园露台，一度被誉为“北京城最豪华的饭店”，许多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在北京饭店留下了足迹。

中日战争爆发后，北京饭店在1940年以后被日本人占据，风格进行了重新装修，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北京饭店才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经营。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饭店也迎接了其新的使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盛大召开。

会议开始前，各方代表们通常会选择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地入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以及谭政文和陶铸都在里面。

更重要的是，普通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以防有特务带进去炸弹等，但是特务还是防不胜防。

有一天，刘秉彦去找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聊天，期间瞟了一眼经理，突然问道：“坐在柜台上的那个人是谁？”

唐永健告诉他：“那是经理。”

刘秉彦非常确定地说：“那是个特务！”

后来两人又聊了几句，几乎能确认经理不是好人，于是唐永健去找聂荣臻，但聂荣臻刚好不在，唐永健只好去找林彪。

林彪知道来龙去脉后表示可以抓捕，后来马学刚被捕，直到诱捕到其他重要特务后，才把他枪决。

至于刘秉彦为何说他是特务，还需要从朱占奎说起，此人在聂帅的回忆录处理改造冀中杂色武装时，提到过朱占奎。

他有过两段让人深思的经历，一是成为日本人的俘虏，二是投靠国民党。

1941年11月，他在河北省清苑县大李各庄被日寇163联队俘获，直至1942年夏才重返八路军。

关于他怎么逃出来的，是否叛变这些问题，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有些石家庄战俘营的存活者曾表示，朱占奎出于生怕死去而投靠日寇。

但也有人说是他为了逃出来才这么说的，《聂荣臻回忆录》记载：他找到我，说他是趁乱跳车逃脱的。对于他的这番话，我确实怀疑其真实性。

再回到八路军的时候，朱占奎失去了原来的位置，只能选择留在聂帅身边，1945年8月，朱占奎重返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第一旅，担任副旅长。

然而在1946年9月，他向国民党投降，而这一次投降则与马学刚有关。

马学刚当时假扮为学生靠近朱占奎，向他游说，承诺各种利益，最终朱占奎叛变，成为了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视察专员。

这段历史相当隐秘，刘秉彦当年与朱占奎接触甚深，因此才知道这些背后的事情，所以他断定马学刚绝不止是北京饭店的经理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