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岁那年，当兵的第二天。

跟着部队走了整整一天，正在驻地休整时，我忽然看见人群中有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邻居女孩扶着我母亲匆匆走来。

我一下很紧张，母亲这么大老远追来，肯定是不让我走。

果然，母亲找到部队领导，坚决不同意我参军。

部队领导出面给母亲做工作，我也跟母亲谈到很晚，但还是说服不了她。

没办法，我只能跟着母亲离开部队，晚上住宿在一家旅馆。

当晚，我准备逃走。

我是四川叙永人，姓柳岳，单名一个继字。

柳岳不在百家姓中，是个家族复姓，柳家和岳家是我们那的两个大家族，岳家大院有上百号人，柳家小一点，也有几十号人。

我的祖辈都是开明人士，早早就在当地办学校，母亲那一辈就没缠足了，到了我们这一辈女孩子也都能进学堂。

我们那有两所小学，分男校女校，我们家离男校近，父母就让我去读男校了。

全校就两个女生，上课我们俩就单独坐在一个角落，下课后也是和男生们一起玩耍，篮球、排球的什么都玩，体力好得很。

我的童年正值抗战，老家山高路远，日本人没能进来，但日军飞机却常常来骚扰，跑警报是家常便饭。

从小见惯头顶上那些要命的飞机，等后来到朝鲜战场见到美军飞机，也就不怕了。

到了1950年，我15岁，在四川叙永省中读初三。

记得是4月的一天，我们这里路过一支解放军，看到队伍里的女兵，觉得很是威风。

我当即拉着队伍里一位女兵问我可以当兵吗？

对方说部队现在不招兵，可以第二天到叙永春秋祠找团长报名试试。

我回学校把这事一说，班上同学都争着想去。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准备进军大西南剿匪。

我和班上一众同学都跑到春秋祠报名参军，因为人太多，团里就组织大家考了个试。

现场简单地跳舞、唱歌后，我和另外两名同学通过了考试，我分在戏剧组。

因为部队很快要走，我没来得及跟父母告别，跟着部队上了路。

另外两个考上的同学跟家里说了，都被拦下，我担心父母不同意，索性先斩后奏，等安顿好再给家里写信。

戏剧组组长叫郭同昭，其实也只有18岁的一个姑娘，但她却像老大姐一样关心我，帮我背包，教我唱歌，还给我讲女英雄的故事。

一路之上，我们很快熟悉了，我也迅速体会到了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没想到，第二天刚走到离家二十公里的地方，母亲就追了上来。

我预感大事不好，马上找到郭组长商量，让她一定说服我母亲，如果说服不了，也要想法把我带上。

跟母亲辗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借机悄悄离开，才发现母亲早已和房东串通，把门从外面锁住了。

天一亮部队就要出发，正当我万分着急时，郭同昭组长来到门外敲门，却无人理睬。

正在危机时刻，郭组长来了，她在外面好话说尽，房东就是不开门。

吃了闭门羹的郭组长只好在门外，说部队已决定让我跟母亲回家，她只是来找我留个地址。

房东信以为真，征得母亲同意后才把门锁打开。

但门只开了一道缝，外面房东拉着门，里面母亲抵着门，郭组长迅速地把一只手伸进门缝，我趁机抓着她的手不放。

母亲眼看中计，便一边使劲顶着门，一边紧拉着我。

郭组长佯装被压伤了手，大呼大叫，哎哟，手疼死了！

母亲吓得一松手，我奋力推开门，紧随着郭组长一起飞奔起来。

为了不让母亲追上来，我俩飞快跑到了部队的最前面。

那是个热血的年代，根本没想到母亲的担心。

秦基伟军长和文工团在一起

跟着部队行到半路，后面一位战士忽然喊住我：“瞧，你的脚流血了！”

我回头一看，才知道脚后跟被磨破了一大块皮，鲜血把鞋子都染红了。

正在这时，一名魁梧的中年军人牵着一匹马走了过来，他看到我走路一瘸一拐，便停下来说：“小鬼，脚上有伤就骑马！”

他立即把我扶上马背，还一路给我牵着缰绳。

天黑时到达宿营地，我回想白天的狼狈模样，不禁感慨地对大家说：“今天幸好遇到那个马夫，他真是个好人！”

没想到，正是这句话惹得同志们哄堂大笑。

郭同昭组长说：“这个马夫可不简单，不仅给你牵马，他还指挥千军万马哩！”

“啥？这个马夫这么厉害？养了这么多马？”

众人再度大笑，我才知道，这个好心的“马夫”竟然是大名鼎鼎的15军军长——秦基伟。

这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秦军长耳朵里，听说军长也被逗笑了。

两天后，秦军长来看望文工团员，他还特走过来和我握手，还风趣地说：“小鬼，我这个马夫怎么样？你的脚伤好了没有？”

军长的幽默和大度，让我既羞愧又感激。

部队抵达四川泸州后，驻扎了下来，我这才开始给家里写信。

我把同志们怎么对我好，军长还给我牵马这些都写了，父母看到信这才放心。

几个月后，我父亲还亲自把我妹妹也送去部队当兵，妹妹才13岁，到部队后又送去读了几年书。

我收到家里回信，好高兴，我哥哥是老师，跟批改作业一样，把我信中的错别字统统批注出来，寄回给我。

哥哥说我这个年纪正是读书求学之际，离开学堂也不能放松学习，要我每天记日记，提高自己的读写能力。

哥哥的话我听进去了，写日记的习惯保持了一辈子。

我到了文工团后，又招了好几个小女孩，新成立了舞蹈队，把我们送去西南民族大学培训，排练的革命团结舞，不知跳了多少场。

不久后，部队从泸州前往重庆，我们第15军也很快接到命令，开赴抗美援朝战场。

在动员会上，军长秦基伟说：“全体将士要为保家卫国奋力拼杀、舍生忘死。不上光荣簿，就涂烈士碑！”

不少战士深受感动，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战。

1951年春，我军进入朝鲜。

政委当时给文工团下达的任务是，哪里有战士，哪里必须有歌声；哪里最艰苦，就要到哪里去！

男演员和年龄稍大些的女团员已随大部队入朝，我和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志还留在国内。

随着前线战斗越来越激烈，听说文工团员也牺牲了几个，心里可气愤了，就天天去求领导，让我们也上战场去。

那时小，可激情了。领导被磨得没办法，说文工团已经出征了，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就只能出来文工团。

我想只要能上战场，管他是哪个团，于是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近期去朝鲜的部队。

因前线伤亡大，上级命令在国内的随营学校护训队提前毕业入朝，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就要求随护训队入朝，团里批准了我。

我要做战场上的百灵鸟

之前文工团女兵都是坐火车出国的，我这次随护训队是步行前往。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同护训队的女战友们跨上鸭绿江大桥。

冒着迎面扑来的江风，我们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祖国，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谁也说不准。

入朝后，就是昼宿夜行。

白天休息时，我每天都要给自己挖一个掩体，要挖到半人深，手上常常是血泡。

那时我年纪小，什么都不想，也不觉得苦。

既然来抗美援朝，就要抱着无畏牺牲的决心。恐惧是一天，勇敢也是一天。

死是真不怕，就怕当俘虏，我们女兵都约好，遇到敌人就手榴弹同归于尽。

记得过清川江时，大桥前后一公里内都是敌人的火力封锁线，敌机轮番轰炸。

首次置身战火，神经崩得很紧张，我听到“跑步前进”，撒腿就跑，空中敌机呼啸俯冲，炸弹落到江心溅起粗大的水柱。

刚跑到桥面，我已精疲力竭，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扑通”一下摔倒在桥头，背的干粮袋也滚落江中。

这和小时候跑警报可不一样，我实在太累了，跌倒后竟感到无比轻松，大口地喘着气，真想好好躺一躺。

一位护桥的战士冲过来，一把拽起我：“你还活着？趴那干什么，快跑！”

他拽着我趔趄地刚跑了没几步，刚摔倒的位置就被一发炮弹炸开了花。

真实的战场原来是如此残酷而惨烈。

到了前线，我先跟着护训队到了后勤，等着看分到哪个医院。

后勤领导在跟军里电话请示时，我们文工团的团长听说了有个文工团的，马上安排副团长来把我接走，他们还正缺人呢。

就这样，我虽然培训了一些救护知识，却一天护士也没当成，又回去做文艺兵了。

在异国的战场见到文工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里好高兴呀，跟回家了一样亲。

文工团的任务就是把大家的英雄事迹，编排成节目，下到连队去演出，鼓励大家奋勇争先。

我那时还扎着两根小辫子，战友们都叫我“小辫儿”，走到哪里都喜欢带着我。

用现在的话说，我那是下连队专业户。

为什么喜欢带我，我后来分析，可能我从小山区长大，能吃苦，跑得快，不拖后腿。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红3连演出，通过一个山顶时，交通壕早被炸平，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用机枪扫射。

大白天火红的弹道在身边嘭嘭地响着，带路的战士高喊：“大家跟我滚下山沟。”

我跟着大家连滚带爬到了山底，相视后大家一阵好笑，原来都成了灰人。

尤其是我辫子上全是灰，大家都笑我成了“灰姑娘”。

首长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哪里有战士，哪里就要有歌声，哪里最艰苦就要到哪里去。

有次我们下到英雄红三连，演出完听说前线有个观察哨，还有两个放哨的士兵，虽然哨所很危险，我们也坚持去到那里给哨兵演出。

不仅如此，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连队住的很分散，驻地周围也不能有烟雾，生火做饭要离一段距离。

有一次，为了让在野外做饭的战士也能看到演出，我们去了五个文艺兵，两个专门去负责帮做饭，保证连队能准时吃上饭，三个负责演出，观众就一个炊事员。

他是个老兵，都感动哭了。

把欢乐带给每一个战士

到朝鲜几个月后，就到了漫长的冬天，和我一样的南方兵完全没经验，第一个冬天可遭罪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兵站扛粮食，一袋有五十斤，我人还没一百斤，要一直沿着冰冻的河面走。

冰面很滑，没办法只能伸手出来扶着面袋子，手很快就冻伤了，一点知觉没有。

路途休息时用松枝生火取暖，回营地又将冻僵的手、脚放在热水里泡，结果被严重冻伤。

只能缠着绷带坚持演出，被前线官兵们戏称为“残废军人文工团”。

这个冬天，我的双手被冻掉皮，两只脚的指甲全部被冻掉。

后来知道冻伤了不能烤火不能泡热水，要弄雪揉搓慢慢恢复过来。

六十年过去，我现在的脚趾头都是粘连在一起，经常发炎流血。

去年疼得厉害，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照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脚趾头都能看到骨头了。

医生交代要我穿五指袜，可穿上就没合适的鞋，我就用面纱隔着，现在渐渐有经验了，直接用卫生纸把脚趾头隔开，也能凑合。

朝鲜那零下几十度，大家也没法洗澡，个个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我是到朝鲜才知道虱子也是变色虫，头发上的是黑色的，衣服上的是白色的。

文工团女兵因为演出化妆需要，都留着长长的大辫子，一梳头虱子掉一地，我们用纸接着，赶紧丢到火里，一阵噼里啪啦炸响。

这还不算，最难受的是长疥疮，痒得受不了，我每天醒来手指甲里全是血，就是晚上睡着后挠的。

这些苦，和战士们相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有的战士被燃烧弹烧伤，浑身都包裹起来，看到这种景象，我心里实在难过唱不出歌。

战士们却很乐观，还把以前的照片拿给我们看，说“看，我们以前也是帅小伙！”

他们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思想境界却很高，我从心里敬佩他们。

那时大家都想当英雄，荣誉感可以让人忘掉恐惧。

到1952年的三四月，我志愿军第15军奉命接替平金淮地区的防御任务，坚守在忠贤山、西方山、五圣山一线。

上甘岭就是五圣山前沿的一个小村庄。

部队一边抗击敌人进攻，一边紧锣密鼓修筑工事，可以隐蔽、生活的四通八达的坑道也就建成了。

坑道不断加深加宽，顶部厚30米以上。要不是这些坑道，后面的坚守不堪设想。

为了活跃阵地气氛，军政委谷景生指示文工团到前沿连队开展坑道文艺活动。

到9月中旬，我和王子毅、陈会林三人被分到15军第44师130团2连，2连坚守的阵地位于上甘岭右翼西方山主峰。

王子毅负责戏剧创作，陈会林唱歌唱得很好，我们的任务一方面收集2连的英雄事迹进行说唱表演，另一方面还培养文艺骨干，让战士们自编自演，鼓舞斗志。

我们上去后，我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女战士。

在一个纯男性的前沿坑道阵地，出现了一个女性身影，确实很特别。

战士们很照顾我，开始给我在山后挖了一个小厕所。

后来战斗打响，不能出去了，只能和大家共用。

当时为了方便通风，厕所都是坑道门口挖了一个坑，放一个大缸，上面摆几块板子，什么也不挂。

现在多了我一个女的，战士们就用两个装米的袋子拆开，缝成一个门帘挡着。

这还不行，文工团的两位搭档想了个办法，用白布写了“女”字交给我。

我用厕所时，就把白布用别针别上，使用完再取下带走，这样就不耽误其他战士使用。

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

除了演出，我也和战士们聊天，收集他们的故事，好即兴创作演出节目，演出结束我就帮战士们缝缝补补。

他们也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多少，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说。

一次聊天是，有战士感叹说，好想吃饺子呀。

我一听，说好呀，你们去找点野菜，我给你们包。

战士们好开心，真去阵地外找到一些野葱之类的野菜，大家一起和面、擀饺子皮，开心得不得了。

虽然饺子馅里只有一点野菜，没肉也没调料，但煮熟后，大家吃得好开心。

正在吃着的时候，恰逢130团团长东传钧来2连视察，见了我就说：“咱们主峰上有‘花木兰’了！”

东团长当即打开照相机，给我和战友们照了几张吃饺子的战地照片。

照片上一起吃饺子的人，只有我一人活下来了。

生命中最后的一顿饺子

看着天气渐渐转凉，东团长离开时，就把他的军毯给了我。

当时我们三个文工团的住一个猫耳洞，后来上甘岭战斗打响，王子毅被连长借调走了，猫耳洞里只剩下我和陈会林两人。

天已经冷起来了，我当时还不好意思一个人享用团长送的军毯，晚上就把军毯盖在陈会林的薄被上。

这个我早已忘记了的场景，若干年后，我去到他家，他的妻子也是我们文工团女兵，还笑着对儿子介绍，说，这个小辫阿姨当年就是跟你爸盖一床毯子的。

后来我们通信回忆往昔时也还特别提到，我的老伴看后还笑话我说头脑简单。

那时候的战友情，很单纯很纯洁。

记得很清楚，那是1952年10月14日凌晨，突然炮声不断。

坑道内连煤油灯也点不住了，刚燃起来就被炸弹的气浪扑灭。老兵都知道有大战要发生，一下紧张忙碌起来。

原来，美联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金化攻势”，我的头顶的阵地上每秒有6发炮弹落下。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2连连长跑来跟我们说，受东团长的指示，要求连里派人将文工团的同志安全送回团部去。

碰上了大仗还后撤，哪有这道理？而且现在撤也很危险。

我们三位留下的决心很大，我更是死活不肯走，连长没法，只能电话请示团长。

我们想，生命是平等的，我们不比战士金贵，为什么战士能牺牲，我就不能？

我就对连长说，你告诉团长：“难道文工团员的生命就比战士们的生命金贵些？战士们都不怕牺牲，我们也不怕。”

连长原话转达后，团长只能勉强同意了，要我们注意安全。

战场上生命没有贵贱

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飞机和大炮轮番轰击，一天三十多万发炮弹落在阵地上。

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士兵都被打成了血肉模糊，甚至认不出谁是谁来。

我就将每一位士兵的遗物都打包起来，写上名字、年龄和住址。

如果他们还活着，就可以来取，如果他们牺牲了，就让士兵们帮忙送回家去。

后来官兵都是自己打包好行李，写上自己的相关信息，他们也是做好准备的，牺牲了好让战友把行李送回家。

战士前仆后继给我的震撼很难用语言描述，那种冲击深深影响着我。

大家都那么年轻，要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谁愿意牺牲。

有个战士我记得很清楚，一次又轮到他上战场了，他提前打包了好行李，义无反顾走出了坑道。

但一会儿，他又折返回来了。

你猜他回来干嘛？

他来给一株小花浇水。

那是他之前在阵地上发现的一株小野草，看它这么坚强的在炮火中活着，这个小战士就带回来养在坑道了，没想到竟开出了一朵黄色的小花。

连棵野花都在乎的人，他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吗？

这个战士也牺牲了。

敌人先是炮火轰击，占领表面阵地后，开始用各种手段围攻坑道的部队，部队减员非常大。

断绝水源、烟熏火烧，施放毒气，坑道越缩越小，人挤人，烈士遗体也只能放在坑道里。

军直属的机关、医院、文工团，就连秦军长的警卫员都派到了前沿阵地，一个个战士倒在送水、送蔬菜的路上。

度过最艰难的前7天，我志愿军开始6天的激烈反击，炮火渐渐缓和了，上甘岭也迎来12军的支援。

战斗期间，2连爆破班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听说之后，我坚决要求去防空洞慰问，但一直没有机会。

一天夜里，连队要给这个班送给养和弹药，在我反复请求下，终于征得连长同意与小分队一起前往。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不怕死，牺牲最光荣！”

午夜我们躲过冷枪冷炮、探照灯，一路摸索着总算把粮、弹、水送到暗堡。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准备返回主峰时，一枚炮弹落在了坑道口，暗堡的门一下就被打垮了。

飞进坑道的弹片，打中了副排长的头部，刚刚还在说说笑笑的副排长当场牺牲了，另一个战士的大腿也负了重伤血流如注。

我用3个救急包按住他伤口，血还是如水柱般喷出来。

大家把炸坏的坑道口抢修完后，天已亮了，这时回主峰容易暴露目标，只有等第二天晚上了。

缓过神来，我感到口渴，拿起水壶才注意到，排长给我系在腰上的水壶，已经被子弹射出了一个窟窿。

要不是那个水壶，我也和副排长一样了。

坑道很窄，我身边就躺着战友的遗体和重伤员。

伤员由于流血过多，面色苍白，嘴唇都是紫的，我真担心他是否能坚持到晚上，能坚持到医院。

他在以极大的毅力强忍疼痛，控制自己不叫出声音……那种场景让人十分痛心。

回忆起来，我会说，这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我不敢设想，如果要忍受这种痛苦的人是我……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生怕他离开，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含泪轻轻地哼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我在上甘岭一共呆了58天，目睹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后来团里给我申报了三等功，上甘岭上英雄辈出，立三等功可不容易。

记得从阵地下来的那天，文工团团长带着团里的同志，全部下到半山腰来迎接我们。

好激动，和见到家人一样开心。

母亲和我（50岁）

而我真正见到家人，是我当兵后的第12个年头。

我当时已经是4岁孩子的妈妈。从部队转业后，我来到了河南，也在这里成了家。

每每想到牺牲的同志，就感觉自己是替他们活着，得多做一点贡献。

那一年，我决定春节回家探亲，为了给家人一个惊喜，我一直没有和家人说。

到了春节，我带着儿子从河南一路辗转，回四川叙永老家。

那时候不像现在发展变化快，离家12年了，家乡还是老样子。

我熟门熟路找到了家，站在家门口，好激动呀。

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才推开大门。

当时我们家的院子住着很多户人，哥哥和妹妹正好在院子中间抱着我几个月大的侄子。

离开家时，我妹妹还刚刚学步，现在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而大我四岁的哥哥也早为人父。

哥哥和妹妹先是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马上惊叫着跳了起来，兄妹三人紧紧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的。

因太过激动，襁褓中的侄子给吓到了，第二天就发了高烧。

妹妹平复后，赶紧跑去告诉母亲。

因我和三妹都去当兵了，我们家是双军属，母亲被安排了一份工作，还在上班中。

晚上我才见到母亲，自然是母女开心的不得了。

母亲说，我走后，她天天吃斋念佛祈祷菩萨保佑我，我能回来真是菩萨显灵了。

想起12年前，母亲追着部队一路追赶我的情景。

我是幸运的，这些年没让母亲白等。

我回来了。

(视频）

柳奶奶的乐观会感染每一个走近她的人。

她家里有一面照片墙，照片中全是一张张灿烂的年轻笑脸，只是照片中的年轻战士全都牺牲了。

快90岁的奶奶闲不住，尽一切可能忙着给年轻人宣讲，每次都认真准备，穿上笔挺的军装、带着沉甸甸的勋章。

那是为铭记，更是为了和平。

奶奶说自己非常知足，上苍够关照她了，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正在向100岁迈进。

祝福奶奶。

采编：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