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我们哥俩

这是村里一位老人对母亲说的。母亲一连生了七个女儿，才生了我哥，接着有了我。母亲生我那年38周岁，过三年又生了老妹妹。

除六姐、七姐夭折外，我们姐六个哥俩，分布在祖国“六市两县”。二姐在北京，三姐在抚顺，四姐在沈阳，五姐在乌鲁木齐，大哥在唐山，我在石家庄，大姐在丰润，老妹妹在丰南，这都与父母的教育、开通、支持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母亲，虽然是农村普通的老百姓，但不保守，思想开通，从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是放眼长看。母亲也有名言：“笼子里的鸟，没多大出息，有本事自个儿到外面蹦跶蹦跶去。”这样，几个姐姐就都蹦跶出去。

轮到我体会更深。1961年夏天，我考上了我们县胥各庄中学初中，那可是我们村众多考生中唯一考上的一个男孩。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换了北山来的白薯干子吃了。我迟疑了，父母能让我上学呢？

母亲却说：“就是砸锅卖铁，也供我老儿子上学。”家里哪儿有多余的锅呀！母亲与父亲商量，就把爷爷去世前住的西厢草房拆了，拉着梁、檩子到集上卖了。这是寄托着多大希望。当我接过沉甸甸的学费时，两眼湿润了，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高中、大学，报效祖国，报效父母。后来，虽然“文革”终止了我的学业，但五六年的初高中学习，对我还是终身受益。

1969年是多事之秋，3月，东北珍宝岛事件，8月，西北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紧张。“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正准备打仗的时候，1969年冬季征兵。我都22周岁了，是当兵的最后一个年限，母亲也60周岁了，仍毅然决然支持我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母亲与我们一家

1969年12月16日，我离开了丰南家乡，到山西介休新组建的炮十六师212团。有意思的是，我们炮212团还没有授军旗就被取消了番号，保留1853部队代号，1970年2月22日，去天津南郊区官江湖畔种水稻。

这里离我们丰南家乡胥各庄很近，从塘沽火车站坐慢车也就是一个小时。种了9个多月水稻，大丰收时，传来喜讯，11月底，部队要返回山西介休。

不知是谁，把消息透露给丰南家乡，丰南兵的父亲母亲纷纷前来看望，我母亲也来了。那是11月5日的傍晚，葛沽邮电局打来电话，叫我们部队来人去接。那时我在营部当通信员，就与营首长请假，骑着大水管自行车奔往葛沽。

葛沽离我们驻地还很远呢！黑灯瞎火，乡间土路，可不好走呢，多亏我接其他家属来过。见了母亲就埋怨，“不是写信，不让你来吗？没地方住！”母亲说：“你后刘庄那个表弟（二营的一个兵）的爸爸要来，我们老姐俩就做伴儿来了。”

这样，我就把母亲接到了部队住地。真没地方住，就在我接母亲的同时，营里首长与营部指导员，就想法找地方。实在没有地方，就在董奎成母亲住的那个路旁的女厕所（旱地厕所，土坑，平时没人用），打木桩加了一块床板，让她们老姐俩住在一起。董奎成的母亲也是我们丰南老乡，也是刚来的，母亲就与她住在了那里。

母亲见我们部队条件有限，环境非常艰苦，收秋打稻谷又特别忙，没住几天，恰好有一辆送塘沽三中学生的汽车就执意跟着走了。母亲说：“不给你们添麻烦了，首长和同志们都对你特好，看看就放心了，好好干吧，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我牢记母亲的话，扑下身子在部队好好干，还是沾了文化的光，后来我成了我们这批兵中，提干最早的几个人之一。

母亲与我们一家

等我搞对象，又是母亲做主。当然，还有岳母，这两个老人给撮合成了。我与我对象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大串联在北京一起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还是比较熟，见面就掐架，从说不一块去。

这天。在她们家又说岔了，我说：“你少来这套，不行，我走了。”“走哇！走哇！谁没让你走呢！腿长在你身上，想走就走呗！”我就真得走了。她冲着窗外母亲又喊：“妈——你看这个人，不讲理，没说两句话就走了。”

岳母就追了出来，拉住我的挎包，按住我的自行车锁，“孩子，只当是来看我了，跟她没关系，先回去”，把我劝回了屋里。岳母还是喜欢我，第二天，就叫她妹妹陪着她前往我们农村家中。母亲正在堂屋做饭，她来了也不框外，坐在蒲墩上就拉风箱添柴烧火。母亲特别喜欢，“这闺女随我，能干，将来我老儿子吃不了亏”，就给了30元钱看钱，把我们的婚事给包办了。

我从外面回来，听说了，就对我对象说：“你把钱给我妈！这儿八字还没见一撇呢！你拿钱干啥？”我对象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是大妈给我的钱！”真是“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咯咯叽叽，我们俩的婚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了，全靠的是两家的母亲喜欢、做主。

1975年国庆节我们就结婚了。谁知，第二年7月28日，唐山丰南发生了大地震，岳母、小妹、外甥女罹难，岳父负伤转往安徽当涂86医院治疗，好端端的家毁之一旦。

我家属住的丰润铁路工房虽然没有倒，但也不能住人了，需要加固。到了1977年春天，我家属将要临产，我也没能请下假来，回去帮她盖简易房。幸亏她的工友与我妹妹、大姐夫帮忙，才搭了一个最矮、最破的一面坡简易房。

母亲68岁了，拽着小脚来了，她先后生了那么多孩子，有经验，考虑得周全。一到丰润铁路工房，见到处盖得是简易房，分不清哪儿是哪儿，就首先去熟悉接生医生的简易房，别等到了临产找不到接生医生就抓瞎了。等我家属临产时，母亲就直接找来了接生医生，安全地生下了女儿。

第二天上午，大姐夫来给抹墙、勾砖石缝，一见窗户门内都挂上了布帘，就说：“猫屋了？”母亲说：“老姐夫啦！进来吧！”大姐比我整整大20岁，大姐夫比我家属就更大了。他就开始抹墙、勾砖石缝，把简易房顶上压油毡的砖头固定好。当时唐山有这么一句话：“远看凤凰山，近看砖头压油毡”，描述的就是唐山及其附近简易房的现状。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母亲一直陪伴着我家属与刚生下来的女儿，娘俩感情可深了。我家属总说：“我母亲地震时不幸走得早，就是我婆婆妈一直伺候我、将养我，给我做好吃的，恢复身体。”

母亲与我们哥俩两家

等到了1979年南疆打起来，北疆也吃紧，新疆的五姐就回老家来看看，没过几天就到了丰润我们家。一天，女儿正在一面坡楼道玩，突然说：“奶奶来了！”我家属在屋里听见了，以为她说着玩呢，出门一看，真是母亲来了。原来新疆给五姐来了信，母亲怕有事，特意从老家坐汽车给送来了。

那年母亲70多岁了，从我们村到胥各庄二街东头汽车站有七八里路，她拽着小脚走到那里，坐上汽车到唐山汽车站，又转汽车来到丰润汽车站，再走到丰润铁路工房，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五姐和我家属都佩服的五体投地，这就是没有文化、不识字的母亲。她说：“鼻子底下有嘴，哪儿还去不了哇！”这就是能干的母亲，从没有什么事能难住过她。

就说盖房吧！土木之工不可善动。母亲一辈子却盖过三次房子。爷爷分家时，分得了东大院西侧的两间庄户，放大车、拴牲口的车棚，母亲把它改建成二间正房。爷爷住的西厢草房就坐落于东西两院之间。到了解放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父亲在胥各庄开猪鬃洋行，挣了些钱，准备在小园（买的房基地）盖三间正房。爷爷不同意，“我这么大岁数了，孙子还小，谁去住？”没有办法，1954年，父母只好在我们那两间庄户的南院盖了三间西厢房，屋里可窄了，我与我家属结婚时就住在那西厢房的南屋。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大地震，老家的房倒屋塌夷为平地。母亲脱险后，“你不是给我震倒了吗？我非盖起来不行”。倔强的母亲起早贪黑，捯扒房子梁檩、压面石------历经三年，1979年10月，母亲70周岁这年，终于盖成了三间正房。这也是在新疆五姐回老家之前。

母亲与孙子孙女

母亲在村里人缘非常好，也很有威望，辈分还高。母亲活了88岁，驾鹤西归，村里隆重进行了发送。大操一起早，就把分工名单张榜公布了，谁去下通知，谁去请吹鼓手，谁去买纸扎，谁去搭灵棚，谁去垒灶做饭，谁去打墓坑------赶到中午就一切就绪。吹鼓手就请来两家，门口左右两边对着吹，因为老太太闺女多，吹鼓手是由闺女花钱。

赶来吊孝的更是络绎不绝，多是献得帐子。有“举目敬仰”、“低头叩首”、“勤俭持家”、“德高望重”。吹鼓手两侧上方也有帐子：“芦鸣琴歌頌有德之人，洞笛竹萧称勤俭之家。”灵棚上左右更有长帐：“似孟母，如岳母，教子有方；育人才，出栋才，世人称颂。”多是称赞之语，也有言过其词的，但这些都是大操书写的，我们也不好多说。

等送行时，爷爷兄弟五个，孙男嫡女，大人小孩都带孝，都跟着，二百多人满街筒子，浩浩荡荡。每过一个门口，都有摆路祭的。“司号——”摆路祭的人，上前作揖、磕头。“谢——”我们刚跪下又站起来，没走几步，“司号——”“谢——”跪跪起起，起起跪跪，后来，几个老哥哥实在跪不下去了，就像大清朝似的垂手屈膝打千。围观的人更多，“这是三姑爷”、“这是四闺女”、“这是二儿子媳妇”，因为，我们姐弟八个没有一个在本村的，倒成了大家的观赏对象。

母亲与我们两口

村里之所以这么隆重地发送，有母亲德高望重的一面，也有我们姐弟八个“六市两县”过得都不错的一面。真是应了村里那位老人说的，“不怕得儿晚，就怕受命短”。母亲活了88岁，我们做儿女的都给母亲添了彩，母亲也算是得了我们做儿女的济，风光地走了。

母亲在，家在，母亲走了，家在何方？那年，我50岁，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我哭、我哭，我八十八岁的老母”！

九口 2024、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