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熙治抵东京，我在东京办理留日学生事务，应他的请求，经分别治商，在4月上旬，以促膝谈心的形式，先后与日本财、外、陆三相作了会谈。详见《熙洽与高桥是清会谈的回忆录》《熙治与广田弘毅会谈的纪要》、《摘记熙洽与林铣十郎的会谈》等专题中。会谈后，他感到异常的满意，认为从本庄繁、武藤、菱刈隆等(按:指日本关东军司令宜)口中向未听到的。同时他又情绪不安，认为是越往前越不好办。一夕在黄昏微雨中，他突如其来地造访我寓，并提携大量的食品类和罐头，欲作一夕谈。
他说:此次到东(即日本)和我留学的时期大不相问(按:他是日本陆军士官毕业)。从发展上看，是一日千里，从社会里看，是一团乱丝，令人摸不着头脑。连年出现大暗杀案，是不是共产主义抬头呢?
我讲:不是!从几件大案件来看，例如1929年暗杀劳农党代议士山本宣治的凶手是黑田久保二，1930年暗杀滨口首相的凶手是佐乡屋留雄，1932年2月杀井上藏相的凶手是小沼正，3月暗杀团琢磨男爵的凶于是菱沼五郎，5月刺杀大养首相的凶手是现役军人，在本年一个月前暗杀武藤社长的凶手是福岛新吉。这些凶手都属于右翼或极右翼分子。
他问:日本的右翼团体也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吗?
我讲:右翼所痛恨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政党、财阀勾结发横财，使农民市民小工商业者受穷，想着改良它。
他问:日本共产党的势力不也是很大吗?曾出过不少次的事件，但我不清楚近年如何?
我讲:日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于共产党施行白色的恐怖镇压。十年来对于共产党的大检举事件，我记得1925年被判刑的约30名，1928年的“三一五和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被判刑的达到825名，可见它增长的迅速: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律师、记者、商人、作家等，可见它阶层的广泛。
他问:日本是政党内阁制，共产党组阁还早呢?
我讲:直到目前，日本共产党还属于秘密结社的性质，政府以“治安维持法”作武器来镇压它。在普选后，在狱的共产党员曾有过当选的，但立时被取消当选的资格，议席还得不到，能谈到组阁吗?
他说:这样的话，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能维持。不瞒着你说，手头多少有几个浮钱存在何处呢?
我讲:不是有“满洲中央银行”吗?
他说:那是纸票公司，日本比较殷实和提款便利的银行有几家?
我讲:家数是很多的。你要从伦敦、纽约等地提款，最便利的是正金银行，它是日本国际贸易汇兑清算的枢纽，往来转账，有时不用大藏大臣的许可，即可提款;其他如日本银行、三井银行、安田银行等都是资本雄厚，信用著的。“新京”的正隆银行就是安田银行的分行:但汇往海外，必须得到大藏省的许可。
他问:日币金票，随时可以兑现吧?
我讲:这是梦想:金票已成了不兑现的纸币。我为了研究货币，希望兑换5元的10元的、20元的硬货各一枚，还是找高桥藏相给开了学术研究的介绍信，才换到手。
他问:自拿黄金，兑换日本金元没有问题吧?
我讲:自拿黄金，加上手续费，自由到大阪造币局请铸金元的条例，未见变更:但近来添上了须经大藏大臣许可的一条。
他脸发红了，搔两下稀疏的短发说:假设从香港或海参崴提款，哪个银行方便?
我讲:当然还是正金方便。只要是世界上有人烟、有市场的地方，它直接的间接的都能办事。“新京”有正金分行。但是“满洲国”对于国外汇兑，以如何的法令形式来加管理?你是财政部大臣，比谁都明点。
他转了话题说:此次东来，如隔百年，一切一切地都在剧变着。目前政情混沌，斋藤首相八旬了吧?公宴时无精打采的:你看前途如何?
我讲:他在“五一五”事件以后登台，以举国一致的内为口号。现在快满两年破绽百出，最近在第 65 届议会中形势不妙，恐怕斋内阁的寿命不久了。
他问:后任是谁?
我讲:日本还是议会政治，但不是政党政治了。满天飞地抓总理，殊难预料。现在能知道的继任者，不出退役的大将级海陆军人、元老、重等三个类型的十余人，决个是政友、民政两党的总裁。只得等待坐渔庄叟(指西寺公爵)的推荐吧!
接者我说:还有些想问的事情，前年张叙五总长东来观操，谈“满洲建国”、巨头会议的内幕，他说是“双簧”，是“编好了的曲子叫人”(见《我接触的张景惠》专题中)。究竟是怎样的经过?
他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一个事实，还能谈出两样来吗?
我问:“满洲国”这个名称是谁想出来的?
他谈:本庄繁。
我问:“民本主义”、“王道政治”、"大同年号”是谁想出来的?
他谈:事前板垣等与郑孝胥商定的。
我问:称“元首”为“执政”，拟仪为“执政”是谁的主意?
他谈:土肥原、本庄繁。
我问:为什么舍奉天而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
他谈:这一点颇有议论，有人主张都洮南以联控内蒙;有人主张都哈尔滨以固北疆;有人主张都奉天沿袭统治的成规，我主张建都吉林以应吉利的名称。最后还是以本庄等预定的长春为决定。本来从建筑物上说奉天有皇宫、有帅府、有别墅、有高楼，是清代陵寝所在地，最有条件，但本庄等认为奉天是旧势力的窝巢，是潜势力的渊薮，奉山铁路直通，日夜受反动派的威胁。因此舍奉天而取长春。
我问:赵欣伯在巨头会议的场中起着什么作用?
他谈:起着“里外和泥”的作用。
我问:在当时除了“建国”外，别无其他的想法吗?
他谈:曾有不少的人想过，如果张汉卿(张学良)、张辅忱(张作相)等冒险回来，指挥东北四省的军队，从事抵抗，事尚可为。但他们仅派代表出关，本人一个也没有回来。
我问:在当时抵抗的将领中以吉林为最多，如李杜、丁超两镇守使，邢占清、张振邦、赵毅三旅长，冯占海团长、王德林营长等，你如果以旧吉林军参谋长的地位代行吉林军总司令的事宜，南联辽锦，北结马、苏(马占山、苏炳文)，不也是事尚可为吗?
他谈:你不知道，军以帅为主。在当时未走的人中以张叙五(张景惠)资格为最老，但对汤阁臣(玉麟)、于澜波(芷山)、张仙涛(海鹏)尚难指挥，吉、江两省间题较小。但张叙五年老，也够过活，自己又无直辖的队伍，困难重重，他不能出来挂帅。除了他外，谁还有资格来挂帅?我资望尚浅，各镇守使、各旅长都不能听我的指挥，还能指挥吉林全军吗?所以说就是在关内的两张，回来一张，事尚可为。群龙无首，越多越乱，越是敌人的好机会。
我问:军以气为主。在当时这股气是为敌所“夺”了吧?
他反驳地说:不是!是为南京政府所“泄”了。不抵抗、外交解决的电报，雪片般地飞来，就把要鼓还恐怕鼓不起来的气给泄了，仗还能打吗?
我问:李顿等国联调查团到“新京”、哈尔滨等处，不是也给打了气吗?
他谈:来晚了!正赶在“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所以北满的马、苏，虽曾有过一跃，接着就一蹶不振了。
我问:谈一下你到东京后的感想?
他谈:很简单，感到越往前越不好办。
我问:曾听说过，你为日系官吏问题，曾与驹并争执过?
他谈:在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时，只有大迫幸男、三桥政明、花田孙平、滨田有饭泽重一等为公暑顾问，并无日系官吏。后来驹井从“中央”到地方都安设了日系官吏，这都是沈阳会议时未曾涉及的问题。驹井刚愎自用，谈论未通，因争执起来，但也未能挽回。
他问:在事变后此间(指东京)的舆论和国策如何?
我讲:干脆说三条道:(1)解决外交上(东北方面的)悬案:(2)吞并;(3)建今天这样的国。
他谈:这是走了第三条的道路(他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是注定的作民族罪人!小孩子呢?还得念书。将来我侄儿来入“士官”，我小儿子体质弱，你给选个文途学校，请你关照一切吧!
他接着说:你在这研究些学问，办理着留学生事务很好。还想下水吗?只要不下逐客令的话，我是决不想回去的。
他谈:自己白活了一生，终局作个信陵君吗?
我讲:你还有醇酒妇人的条件。
他听罢握手告辞，昂首走出。时已深宵二时半，唤一台营业车乘向旅馆驰去。
(196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