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之举。在这场战争之前，持续的国内外战争让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因此，清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

此时，我国的新疆和台湾都遭到了入侵，由此便生出了“海防”与“塞防”之争，而李鸿章和左宗棠，便是这两派的代表人物。在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之后，支持海防优先的李鸿章被冠上“卖国”的头衔。

关键词：“海防”“塞防”之争 清政府 左宗棠 李鸿章

在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之后，支持海防优先的李鸿章被冠上“卖国”的头衔。

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做出简单、片面的论断。对于这一说法，实在有辨明澄清的必要。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凭借各种理由挑起事端，触发战争，清政府赔款不断。

国内以太平天国起义为首，捻军、回民、苗族等起义相继而起，战乱延及全国各地，清政府腹背受敌、内忧外患。

1840年以来，军饷开销巨大，为了镇压国内暴乱，向全天下征兵、养兵。咸丰年间，仅镇压太平天国，就耗费了2.8亿余银两。

从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到1901年的《庚子赔款》，清政府因战败所欠下的外债，高达5.76亿两白银，这还没有算上每年的利息。

欠了巨额赔款，国内又战事不断，清政府无力继续支付，只能借大量国债，这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不仅无法缓和清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还会使清政府过于依赖外债。

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太平天国刚刚被平定之后，我国的新疆和台湾，一同出现了问题。

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给了已经在新疆北割占44万平方公里的俄国可乘之机。

但是，在俄国动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对于新疆的严峻形势认识严重不足。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面对清政府，用“助中国讨贼”，以“平复新疆暴乱”为由，“报答”清政府。

清政府在被外国侵略者欺负那么多次以后，仍旧轻信了列强的话，并没有及时出兵制止。

直到1871年11月，得知俄军要代替清政府收复伊犁，并且正马不停蹄地往乌鲁木齐赶去时，这下清政府才得知自己被骗。

后来三年，一直欲与俄国谈判，但俄国百般推脱。1874年8月，清政府命令左宗棠等部云集嘉峪关，直叩新疆大门。

然而，就在此时，日本以“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没有任何通知，率兵侵犯我国台湾。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侦率军赴台增援。

此时的清朝，不仅要面对入侵新疆的俄国，企图侵占台湾的日本，还要担心入侵缅甸的英国，侵略越南的法国。

此时的清朝，西北、西南、东南皆警铃大作，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无法同时兼顾。于是，便出现了以“筹饷”为导火索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面对先保东南还是西北，清廷内部意见分歧较大。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其认为：

“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心腹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被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在李鸿章的认知里，外国侵略者都是通过东南海关进入我国腹地，然后才导致了我国战事不断，被不断侵略，因此先护海疆。

朝廷听了李鸿章的说辞，并没有明确是护海还是西征，而是比较偏向于海防、塞防并重。

而左宗棠看看准时机，在稍后的上奏中，看似主张支持朝廷意见，其实还是想要全力西征。其认为：

“窃惟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

在左宗棠看来，西方各国虽然是通过海关入侵，但来我国主要目的是通商，对于侵犯我国，实属他们无意，并且自己准备足够充分，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全力西征。

对于军饷问题上，李鸿章认为，守边政策应该向现实转变，军事重心应由西北转向东南。因此，李鸿章主张弃新疆，停兵、撤饷，匀作海防之饷。

而左宗棠确认为：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复，危及京师，统治不安。”

以清政府现在的财力，撤饷援助海防，不一定对海防有利，但对于边防一定是百害而无一利。

然而就在此时，清政 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被迫日本订立《台事专条》，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

东南沿海的窘境暂时平息，左宗棠也用兵西北，顺利平定了陕、甘、宁、青回民叛乱，部队集聚西北可乘胜西进收复新疆，减少军队调动的麻烦。

1867年，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由于他战前支持“塞防”，又造就了如此千古伟业。因此，李鸿章先前“海防为主，放弃新疆”的主张，成为了他“卖国”的证据。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何为“卖国”？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国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立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他应该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随意混淆。

同时，对待历史任务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做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和李鸿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意见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财力不足，两人都为军饷的分配叫苦不迭。

而清廷所主张的海防、塞防兼顾，也不过是无稽之谈，在那个严峻的时期，是脱离现实的想法。

归根结底，关于海防、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到底是在争论军费。而始作俑者，便是欠了巨额外债的清政府。

这个争论虽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实在是替李鸿章感到冤枉。

李鸿章虽不是什么无过英雄，单在“海防”“塞防”之争上，绝没有想过“卖国”。

他主张暂时放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投奔敌国。

而李鸿章有“放弃新疆”的意识，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有关。

李鸿章是标准的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因此，他并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新疆在李鸿章心中，是属于边界，有很强的外化之感。

同样的，华夏观念影响着李鸿章的思想和言行。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个也不能分割”的概念，在李鸿章心中并未完全形成。

在他的心中，“本部十八省”是最重要的。东南沿海处于我国腹地，是中间位置和核心地带，相较于新疆等边塞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并且，对于边疆的认识和了解也非常不足。只看到了边塞的荒凉和贫瘠，却并不知道其中的燃料、矿产、食物对于中原的重要性。

身为后人，评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是错误之举，可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如若是我们陷入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被困于时代洪流，我们能做出比他们更好的决定吗？

不仅是李鸿章一人困于当时局势，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提出过匪夷所思的建议。

孙中山曾多次向日本人表明，只要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一旦他掌握了权力，中国新政府便可将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说道：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含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饿......不如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赔偿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一纸黑字，就要将半个中国拱手让人！

但是，孰能无过？哪怕是孙中山和谭嗣同此等英雄。相信日本，出卖边将等让现在的人看来不可理喻的历史性错误，无非是基于救亡图存下的局部性认知错误。

李鸿章亦是如此。

在清政府承担巨额外债的情况下，进行激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争论的越激烈，体现出的清政府的问题就越大。

空前财政危机、持续财政恶化，海防与塞防同时进行，便超出了清政府所承受的能力，因此只能二选一，这也导后来李鸿章被批判为“卖国”的根本原因。

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提出如何保家卫国、富国强兵的方法，却因为对立者的成功，而使自己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无论李鸿章与左宗棠意见如何不和，最终的目的都是保住国家！

因此，历史的评判不能只站在后人的角度上，设身处地的为历史中的人想一想，也是一种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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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水】

【编辑｜长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