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宁军区的廖汉生主任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破衣烂衫的蒙古男子，声称自己曾是红军营长，但是阴差阳错的成了一个蒙古族人的仆人。初听这一消息，廖汉生难以置信：新中国已成立，哪还有奴隶？这位男子竟能用蒙语与他们交流，经过翻译才得知，他就是失联12年的西路军红军营长廖永和。曾是英勇无畏的“廖疯子”，却因一次战斗受伤而与队伍失散，流落蒙古部落多年，廖永和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转折？
1932年，年仅15岁的廖永和跟随红军大部队踏入川北地区，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誓言为革命事业献身。尽管年纪轻轻，廖永和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迅速在队伍中脱颖而出。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战士，逐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成为了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三六九团的营长。
作为营长，廖永和深知肩上的责任，每一次作战都关乎着战士们的生死与国家的未来，他总是提前谋划战斗策略，确保每一次进攻都有充分的准备，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无论是白天的猛烈进攻，还是夜间的隐秘突袭，廖永和始终在最前线，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带领他们勇敢冲锋。战场上的枪声与炮火并没有让他退缩，激发出了更强的斗志，每当敌人逼近，廖永和总会高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敌人不足为惧，我们的胜利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他鼓舞的号召下，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冲向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毫不犹豫地舍生忘死。廖永和的英勇事迹也因此传遍了整个红军，他的部队被称为“铁军”，战斗力异常强悍。
战场上的血与火却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位战士的生死命。枪林弹雨中，廖永和屡次险些命丧黄泉。一次，他在冲锋时身旁的战士被敌人击中，鲜血染红了大地，而他自己也险些中弹，所幸他身手敏捷，迅速躲开了致命的子弹。每一次逃脱死神的掌控，廖永和的心中都燃起更强的信念——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部队度过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屡遭皮肉伤，但他从未因伤退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为了革命，为了理想，哪怕血洒沙场，也在所不惜。
1937年3月14日，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廖永和在支援高台的过程中右腿受了重伤，伤口的剧痛让他几乎无法行走，但他依然强忍着疼痛，指挥着队伍继续作战。战斗逐渐结束，在随后急需撤退的过程中，廖永和因为行动不便与大部队掉了队。尽管伤势严重，他依旧没有放弃，一心想着尽快赶上队伍。拖着已经不太能支撑的身体，他开始依靠前人的脚印，试图找到方向，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祁连山的风雪愈发猛烈，山间的积雪随着风的吹拂而弥漫开来，早已将前方的脚印完全掩盖。廖永和只能凭借直觉，一步步艰难前行。大雪将一切路线模糊不清，前方是一片白茫茫的天地，分不清东南西北。每走一步，身体的伤痛愈加剧烈，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但廖永和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的内心坚定，唯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与队伍重聚，完成自己的使命。
几天后，廖永和在雪山中孤独前行，突然看到远处几个人影，他紧张以为是敌人，走近一看竟是与自己掉队的红军战士。队伍有11人，伤员和体力不支的老弱居多，廖永和决定与他们结伴追赶大部队，但他们仅有三支枪和12发子弹，安全依赖于尽快赶上大部队。
其中一名战士告诉廖永和，掉队前接到的命令是向西走，去新疆，大部队实际北上再转西，廖永和和这11人已与大部队渐行渐远。队伍中缺食缺水，艰难前行，廖永和不曾放弃，一路鼓励队员们互相扶持，度过困境。
他们遇到藏族老乡，才得知大部队已转向北方，经过短暂休整，廖永和带领队伍调整方向，继续追赶大部队，尽管前路依旧充满艰难，但他们的希望依然未灭。
在小战士的悉心照料下，廖永和的腿伤恢复了，廖永和的心情也渐渐轻松了些，尽管他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小战士看到廖永和的恢复，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二人都感到些许希望。就在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时刻，山洞外忽然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几匹马冲入了山洞。
廖永和心中一紧，立刻警觉起来，准备反抗，当他看到领头的一位高大女人走出来时，他的警惕稍微放松了一些。这个女人身材高挑，衣着打扮显然不同于汉族人，廖永和下意识地感到，她应该是蒙古族人。令他吃惊的是，女人走近后用汉语开口与他打招呼，语气虽然生硬，却能听得懂。
女人从马鞍上取出一些食物递给廖永和，温柔地说道：“你们受伤了，吃点东西恢复体力。”然后她简单自我介绍说：“我叫江西力，是蒙古族的阿妈。”她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期盼：“希望你们能跟我回家，那里有饭吃，可以好好养伤。
他心里清楚，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意，在这种战乱的时刻，任何善意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眼下他们面临敌人的威胁，且自己伤势尚未完全恢复，若硬闯出去可能更加危险。廖永和决定暂时顺从，至少在这片荒凉的雪山中，暂时的庇护或许能为他们争取一些生存机会。
尽管廖永和心中有着警惕和怀疑，他还是和小战士一起被带到了江西力的家里，这个家并不像廖永和想象中的那样温暖舒适，而是一个由草和木材搭建的简陋蒙古包。进入屋内后，廖永和才发现，这个女人的家庭环境并不宽裕，可以说非常贫困。屋里的一切都透露着简陋和粗糙，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显得极其匮乏。
接下来的日子里，廖永和和小战士被迫为江西力一家劳作。他们每天的任务是照料牲畜、做家务，甚至在寒冷的天气里去放牧。尽管两人曾经是红军战士，拥有过英勇奋战的经历，但在这里，他们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隶，失去了自由。
在一次哈萨克人袭击蒙古部落的混乱中，廖永和获得了逃脱的机会，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他脱离了蒙古部落的束缚，重新踏上了寻找大部队的路，他发现自己已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过去了多年，他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寻找。
为了生存下去，廖永和决定暂时停留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凭借自己曾在部队中的手艺和经验，找了些零工做做，勉强度日。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廖永和始终心系着远方的大部队。他的心情没有改变过，但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他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遇到了一位善良的女子，两人渐生情愫，最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尽管生活逐渐安定，但廖永和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未解的牵挂——他没有放弃过寻找红军的机会。
直到某一天，他听说了西宁已经解放的消息，廖永和瞬间激动不已，西宁的解放，意味着解放军的胜利，他终于看到了归队的希望。他知道，自己只要找到西宁的解放军，便能重回组织，恢复曾经的身份和使命。
廖永和在蒙古部落生活了多年，日常交流几乎全部使用蒙古语，即便在逃离后，为了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也一直坚持使用蒙古语与人交谈，早已忘记了汉语的用法。他的语言能力退化，甚至连简单的汉语表达都感到陌生。
面对着内心强烈的归属感和对红军的无限渴望，廖永和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决定不顾一切，尽管语言成了他最大的障碍，他仍然决定前往西宁，去寻找解放军的队伍，去找回属于自己的信念与荣耀。
1949年，当廖永和得知西宁已经解放的消息时，他决定不再犹豫，找了一个信得过的人带着自己一路奔向西宁。在西宁的湟中县城，廖永和终于见到了正在进行公开演讲的尚志田。他已经很久没有与人交流汉语，但内心的激动让他无法抑制，等到尚志田的讲话结束后，他立刻用蒙古语走上前去，说道：“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尚志田显然听不懂蒙语，廖永和艰难地挤出几个生硬的汉字：“大别山红军。”却让尚志田瞬间愣住了。对于一名曾经历过长征和战斗的军人，听到这些熟悉的词语，怎么可能不产生强烈的反应？尚志田依然无法立刻确认廖永和的身份，毕竟眼前这个人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看上去与记忆中的红军营长相去甚远。
尚志田决定不冒然做出判断，为廖永和开具了一封介绍信，建议他去见廖汉生，廖汉生当时是西宁军区的负责人，或许能帮助廖永和找到他失散多年的身份证明。
当廖永和见到廖汉生时，依旧用蒙古语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廖汉生同样不懂蒙古语，廖永和显得有些焦虑，但他不放弃，再次试图用简单的汉语说出自己曾经的经历，艰难地说道：“证明你的身份，需要一个证明人。
听到这句话，廖永和感到一阵巨大的失落和痛苦，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过去12年，他失去了太多的战友、同志，许多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有的则与他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廖汉生看到他满脸泪水，他深知，这个男人所经历的艰难岁月和心灵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廖永和提到了一些曾与他并肩作战过的干部的名字，这些名字在廖汉生心中勾起了往昔的回忆。
经过一番对话，廖汉生终于被说服，虽然没有人能为他提供正式的证明人，但廖汉生相信，这个饱经风霜的男人，确实曾经是红军的一员，是那个为革命事业拼搏一生的“廖疯子”。他决定将廖永和送到青海的青年干部班学习，时隔12年，廖永和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0年，他恢复了党籍，还凭借着卓越的表现被留在了当地，担任了兰县德令哈区的区长。作为一名领导者，廖永和履行着管理和建设的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和教训转化为行动，为当地的人民和国家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