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李克农是一位隐藏在幕后的革命特工，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分离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当他抵达芜湖老家，准备敲开重逢的门槛时，一位他未曾谋面的少女开门，却在见到他的第一眼便惊恐地将门猛然关上，转身喊道：“爷爷，爷爷，要债的又来了！”她为何会将长久未归的李克农误认为是来讨债的呢？

在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血腥政变，李克农凭借其事先掌握的国民党内部的情报资源，采取了关键的行动。他在敌人发动攻击之前，秘密地安排了芜湖地区共产党重要干部的撤离，成功地保存了该区域党的核心力量。

党的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李克农在情报工作中展现出的潜力，决定将他调至中央特科，从事更为重要的情报收集工作。在这个阶段，李克农成功躲避了多次的敌方追捕，还在严峻的环境中锻炼和提升了自己的情报技能。经过胡底的引荐，李克农结识了同为情报人员的钱壮飞，两人及胡底后来因其出色的情报活动而共同被誉为“龙潭三杰”。

1930年代初，李克农被党组织派遣至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是商业和文化的交汇点，还是当时中华民国的情报和政治活动的核心地带。

到达上海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了一项关键任务给李克农，中央特科需要他潜入国民党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便获取关键的情报。这个任务对党的未来活动至关重要，可能决定整个抗日战争的情报支持。

李克农以其卓越的技能和深厚的专业知识成功应聘成为了一名国民党的公务员。在内部工作期间，李克农凭借聪明才智和勇敢行事，成功地传递了许多关键情报，为党的抗战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使党中央机关位置暴露，导致许多党员面临极大危险，李克农在成功传递了关键情报后，自身也陷入了危机，被迫立刻逃离上海前往遥远的中央苏区。由于时间紧迫，他匆忙出走，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城市中流落无依，最终不得不夜宿于冷清的菜市场。

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艰难返回了安徽老家，李克农一旦离开上海，便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无从得知他是否安全，是否还活在世上。在芜湖的家中，由于李克农之前将所有家产变卖以资助抗日的同志们，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纷纷失业，家中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家中经济来源仅靠李克农妻子那微薄的小学教员工资维持，几乎难以支撑起十几口人的日常开销。常有债主上门催讨债务，每次敲门声都使得家中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宪兵的无理搜查和迫害也让李家人深受其苦，家中时常笼罩在压抑与恐惧之中。

李克农在中央苏区的日子也非常艰难，他时常参与艰苦的抗日活动，每完成一项任务，心中便更加牵挂着远在家乡的家人。他深知家中的困境，却无法亲自回去解决，只能寄希望于战争早日结束，自己能有一天重返家园。

在1937年，经过六年的漫长分离，李克农在一次紧急任务途经芜湖时，决定抽空回访久别的家园。家中的孩子们已逐渐长大，尤其是他的长女，已快到二十岁，变成了一个娇俏的少女。

李克农带着复杂的心情轻轻敲打家门：“咚，咚。”声音虽然温和，却在静谧的街道上传得很远。不久，门缓缓打开，一个梳着麻花辫的瘦削少女出现在门口，面对眼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的陌生男士，她显然将其误认为又是来讨债的人。

“请问您找谁？”少女的声音带着警惕。李克农尝试掩饰自己的情绪，“这里是李家吗？家里人在吗？”他试图观察少女的反应。少女却突然尖叫起来：“爷爷，快来，又有人来讨债了！”话音未落，她便急匆匆地向屋内奔去。李克农的家庭自从他离开后，经济困顿，常常需要借债维生，对于讨债的人已经司空见惯。

当李克农的妻子赵瑛出现在门口时，她也未能立即认出丈夫，反而怀疑地询问：“您是哪家的？我们这里真的拿不出什么钱来了，能不能先等两天？

听到妻子的话，李克农的眼眶不禁湿润，他这次为了行动的便利，特意换上了西装和礼帽，以致在家人眼中，他的装扮更像是个来讨债的。他缓缓摘下礼帽，轻声道：“赵瑛，是我，克农。

赵瑛一听这熟悉的声音，顿时泪流满面，激动地叫来女儿，“快看，这是你们的父亲！”其他几个孩子也围了上来，紧紧围观着多年未见的父亲，尽管李克农尝试维持自己的冷静，但面对一家人的团聚，他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当李克农的声音回荡在老屋中，爷爷终于缓缓地从楼上走下来，眼中含着泪水，一边下楼一边喊着他的名字，简短而情感深厚的拥抱后，李克农与父亲坐下来，进行了一番长谈。

谈话中，父亲面露忧虑，看着日渐瘦削的儿子，不禁问道：“克农，家里如今困难重重，你能否帮助我们一些？”李克农沉默了一会儿，无奈地摊开双手，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父亲，我真的一文钱也没有，这个公文包也是组织上的，不属于我个人的。

家里人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他们都目睹了他是怎样坐着一辆汽车归来的，李克农耐心解释道：“那辆车属于八路军的办事处，不是我的私人财产。”父亲仍旧困惑不解：“你不是在共产党中任职领导吗？怎会连一点储蓄都没有？”

李克农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父亲，共产党的官与国民党不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图个人利益。”家人虽然理解不深，但也感受到了李克农身上的负重与责任。

妻子赵瑛的目光柔和了许多，她轻声对李克农说：“你不用留钱，走吧，我们会想办法的。”李克农看了看妻子和孩子们，心中充满了不舍和愧疚，他知道自己不能给予他们想要的生活，只能默默地承诺更多的付出。

李克农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个亲人的脸庞，尽管心中百感交集，他并未停留过久，没有拥抱孩子们，也没与妻子耳语片刻，只是轻轻挥手，身影迅速消失在家门外。

当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克农面对混乱与危机，决定将他的三个年长孩子——李宁、李治、和李力——送往延安接受更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他希望孩子们在那里能够磨炼技能，培养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对于未来，李克农有着明确的期望：孩子们应当跟随党的步伐，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宁、李治、和李力对父亲的期望表现出坚定的支持，他们迅速整理好行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踏上了赴延安的旅程。李克农的妻子赵瑛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机要秘书的职务，从此与李克农肩并肩作战，虽身处不同岗位，但共同为革命目标努力。

1940年，次女李冰也跟随兄姐的脚步，投身于革命工作，李冰和她的兄弟姐妹们越来越能够理解他们的父亲曾经的抉择和牺牲，他们开始明白父亲之所以经常不在家的原因。

1957年，李克农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严重的脑溢血让他不得不向组织提出从前线岗位撤回的请求。李克农深知自己体弱多病可能影响任务的质量和效率，他不希望因个人的身体问题而给重要的工作带来任何风险。

他决定回到上海，一个他曾多次执行任务的地方，希望在那里处理一些尚未完成的特科遗留事务。他特别关注那些无名烈士的家属，以及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的后事，致力于为他们争取应有的尊严和生活保障，确保这些家庭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老人得到照顾，孩子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

到了1960年，李克农的生活受到了新的打击——他的妻子赵瑛被诊断出癌症，并在短时间内因病去世。赵瑛的去世给李克农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的健康状况因此更加恶化，他的精神和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悲痛。

李克农在1962年在北京去世，结束了他充满牺牲和奉献的一生，虽然他生前鲜为人知，但他去世后，中央终于决定将他的事迹公之于众，编纂成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曾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英雄。

他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英雄，学校和社区举办了讲座和展览，介绍李克农的生平和贡献。许多人前往他的纪念馆参观，以表达对这位伟大革命者的敬意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