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啊，你这是要走你爹当年的老路子？＂母亲拿着我的入伍通知书，手微微发抖。我望着墙上那件褪色军装，攥紧了拳头，重重点头。

那是1976年的夏天，老家的房子都是青砖黛瓦，墙根爬满了牵牛花。

记得那天，院子里晒着新收的麦子，金黄的麦粒在太阳底下泛着光。母亲蹲在门槛上，一边择菜一边抹眼泪。我知道她又想起爹了，自打爹走后，她就成了村里最能干的寡妇，白天干活，晚上纳鞋底，一点都不让我受苦。

＂你爹要在天上看着，准得心疼死。＂母亲叹了口气，把手里的菜放进筐里，＂这些年全靠你撑着，现在又要当兵走了。＂

＂当兵好啊，每月还能给家里寄钱。＂我装作满不在乎，心里却打起了小鼓。村里老刘叔的儿子前年就退伍了，现在在砖窑厂干活，每天满身土，腰都直不起来。

邻家小芳是个心细的姑娘，早就发现我有心事。她总在我家院子边转悠，帮着我娘干这干那。这天送我到村口，眼圈红红的：＂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放心，保准比你写得勤。＂我故意逗她，她抬头瞪我一眼，破涕为笑。远处的白杨树在风中摇晃，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为我们送行。

新兵连的操场上，汗水把地面都打湿了。我们这批新兵，有南方的，北方的，说着各种口音，倒是把想家的愁苦冲淡了不少。

李建军是个东北大小伙，走路带风，嘴特别能逗。＂哎呦，这太阳够辣啊，跟我们东北的大葱似的。＂他一边擦汗一边逗大伙开心。

张德华是我的铺位兄弟，湖南人，性子老实。夜里常常偷偷抹眼泪，想他远在老家的娘。有次他发烧了，整晚都在说胡话，叫着他娘的名字，把我和李建军心疼得不行。

白天训练苦，但晚上听李建军讲东北的故事可有意思了。他说他们那边冬天能冷到吐口唾沫就成冰，下雪能没过膝盖。我和张德华听得直咋舌，心说这东北可真够悬的。

记得第一次野外拉练，我的脚磨出了血泡，疼得走不动。李建军二话不说，把我背在背上。＂得亏你小子瘦，要是像我东北的大饼子那么沉，我可背不动。＂

那会儿常收到小芳的信，她说村里通了电，广播站天天放歌。知青点来了几个城里姑娘，穿着花布衣裳，头发烫得卷卷的，村里人天天议论纷纷。

我给她回信，说部队伙食好，说我能一口气跑五公里了。可就是不敢说，我总想着退伍的事，想着回去后要去县城找个工作，让娘过上好日子。

每次站岗，我就盯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娘说过，天上的星星就是去世的人在看着我们。我就琢磨，爹是不是也在天上看着我，看着我穿上和他一样的军装。

1978年冬天，老班长退伍了。临走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别整天想着回家，部队是个好地方。＂我嘿嘿一笑，心说等我服役期满，肯定得回去。

谁知道，1979年的那场任务，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那天，连队接到紧急技术支援任务。设备老化严重，常出故障，急得指导员直挠头。

我想起爹以前修理自行车的土办法，琢磨出了个技术改良方案。指导员一听，直拍大腿：＂好家伙，这主意绝了！＂上级特地来人表扬，还说要给我记功。

这一下，可把我给难住了。领导提出让我留队，还说有提干机会。我坐在营房外的台阶上，看着手里小芳的信发愣。

信上说她要去县城卫生院工作了，说我退伍后也可以去试试。字里行间透着期待，可我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

＂留下吧，你小子有这本事。＂李建军难得正经。张德华也在一旁劝：＂咱们哥仨，一起干他个四五年。＂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娘常说的话：＂你爹要是在天有灵，肯定希望你比他强。＂可小芳的回信让我心里一沉。她说：＂你要是留在部队，咱们可就难见面了。＂

那几天，我茶饭不思，练操都心不在焨。李建军看不下去了：＂你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给我笑一个。＂说着掏出一封信：＂知道不，我对象在老家等了我三年，现在还在等。值得的人，总会等。＂

我给家里去了信，母亲回信很快，歪歪扭扭地写着：＂娃啊，干啥都行，只要你觉得值得。＂看到这句话，我的眼前突然变得清晰。

小芳最后也支持了我的选择。她说：＂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后来，她真的等了我，成了我的妻子。

日子一晃就是几年。我从一个懵懂的新兵，成了技术骨干。李建军去了边防部队，张德华也提了干。我们时常通信，说说各自的近况。

每次回老家，娘都把我的军装熨得笔挺。她说：＂你爹要是看见你现在这样，准得笑得合不拢嘴。＂我知道，她是真的为我骄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军装从绿到褪，又添了新的。营区里的白杨树长高了，春天的杨絮像雪花一样飘着，把训练场都染成了白色。

前些日子，我收到了一封新兵的请教信。看着信上工整的字迹，我摸了摸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那件老军装。这是爹的军装，也是我坚持的起点。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营区的广播又在放《军港之夜》，悠扬的歌声飘进窗来。我抬头看着墙上那件老军装，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原来，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就在不经意间。就像当年那个懵懂的我，本以为终要离开，却在彷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使命。这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