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
由此可见，谏官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有多么重要，魏征是唐朝时期赫赫有名的谏官，他多次冒着杀头的风险，向唐太宗李世民进谏，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帝王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第一话事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能够左右国家的政局，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
若是他们的决策出现了失误，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将是巨大的祸事。
俗话说的好，人无完人，帝王要想规避错误，做一位明君，就必须要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摆正谏官的位置。
谏官既能够成为帝王的镜子，也能够成为皇帝用来监察百官的工具。
谏官被视为皇帝的羽翼，拥有着和左右丞相同样重要的地位，他们的职责涵盖了提案、决策、实施各个环节，监察范围非常广泛，职能尤为复杂。
谏官制度的本质是对君主专制的监督，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谏官制度就一直存在。
该制度也在这两千多年间也跟随君主专制演进，展现着独属于自身的活力，在中国古代历史画卷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足迹。
那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他们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谏官制度的历史起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中就曾经指明过谏官的重要性“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
自商周开始出现，《吕氏春秋》中记载“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贵富，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
如果商朝的皇帝的行为出现了决策偏差或犯下过错，那大臣可以通过司过之士来提出纠正，而司过之士便是后朝谏官的雏形。
《周礼》当中也曾记载过谏官这一制度，当时的谏官名叫保氏。
一直到秦汉之时，谏官制度才正式确立，其政治作用才逐渐凸显了出来，《后汉书》中记载“秦代置谏议大夫之官，专掌议论”。
汉朝时期，谏官的历史地位较高，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了中国正统学派，因此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爱和民本思想均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汉朝统治者不仅会重用谏官，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还会派专门的官员到民间体察民情，并将百姓的言行整理成书，上报给上级。
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勇敢觐见的人名叫汲黯，他刚正不阿、为人正派、能力极强，他勇敢直言，不圆滑、不市侩，因此在官场上得罪了很多人。
有一次，汉武帝在上朝之时朝上高谈阔论，当时其他人都对汉武帝极尽奉承，但是他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直言抨击汉武帝，说他的欲望过多，对百姓来说是一种负担。
两人争执之时，汲黯甚至还说出了汉武帝只是表面实行仁义，功绩不如尧舜二帝这样的话语，气的汉武帝勃然大怒。
虽说汉武帝对汲黯多有不满，但是他很清楚汲黯的言语都是为国为民着想，因此他并没有重惩汲黯，并直言夸赞他勇敢正直。
有一天，汉武帝外出时没有带帽子，远远看到汲黯向他走来，他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躲回帐中，将帽子戴正了才出来。
汉朝崇尚儒家，崇尚周礼，对正衣冠之事尤为看重。
但汉武帝却因为个人的疏忽差点丢了礼仪，幸好有汲黯这样的人在旁边监督，他才能够时刻警醒，汲黯就是汉武帝的那面镜子。
两汉灭亡后，中国进入了长久的混乱时期，一直到隋唐建立，天下大定，谏官制度才日益兴起，制度愈发完善。
唐宋谏官制度日益完善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蓬勃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办法比拟的，人们至今仍旧以唐人自居。
唐朝之时，中国的监察体系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凡是朝中文职官员，就需承担起谏议的职责。
在唐朝的官员体系当中，存在着一个专门的谏官群体，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劝诫。
他们不仅能够谈论朝政的得失和朝臣之过，而且还有全封和诏令，在唐朝的决策体系和监察体系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谏官这个工作经常会得罪人，所以朝廷也给予了谏官诸多政策支持，谏官不会因为自己的劝诫而获罪，反而还会以直言进谏为荣耀。
唐朝的谏官体系非常完备，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实行“官名称位，皆依旧隋旧”的原则，因此唐朝初年承袭了隋朝的旧制，在朝中设置了散骑常侍与谏议大夫两个职位。
散骑常侍在整个谏官系统中的地位极高，是唐朝谏官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一般国家发生大事之时，都是由他们出面评议。
谏议大夫的职权相对来说更为广泛，他们不仅能够弹劾谏言，也可以直接参与到国事朝政的讨论当中。
唐太宗曾下令“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赋予了谏议大夫对军国机要的监督和评议权。
谏议大夫属于门下省与中书省，受宰相侍中和中书令领导，因此他们也可以帮助宰相传达政见，后来武皇又增加了补阙和拾遗两个谏官职位。
这两个职位是唐朝谏官系统当中品级最低的官员，只有七品八品，但是他们却是谏官集团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补阙和拾遗多在宫中担任史官修撰和翰林学士，他们大多文采出众，博古通今，他们既能参与文章的修撰，而且还可以为朝廷举荐贤良。
时间进入到宋朝之后，古代的谏官制度进一步完善，客观来讲，宋朝之时，古代谏官制度便已经达到了鼎盛。
宋朝谏官机构的机构配置已经相当完备了，宋朝设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散骑常侍、左右司谏和左右正言，宋朝实行台谏合一的制度，这里的台指的是御史台，而谏指的是谏院。
自从秦朝以来，御史台和谏院的言官是分立的两个部门，御史台掌管的是纠察，而谏官则主要负责监督政府，指出皇帝过失。
但宋朝却将台谏合一，减轻了谏官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宋明两朝皇帝对于谏官的态度均较为友好，宋代法律规定，谏官享有言论自由，皇帝不会追究他们谏言的错误，这一规定使得宋朝出现了许多敢于谏言之人。
例如宋仁宗年间，谏院的范镇劝宋仁宗立太子，但是宋仁宗却不予理会，范镇居然敢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进言19次，由此可见其精神之执着。
宋代的谏官制度之所以如此发达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宋太祖建国之时，就曾经在石碑上刻下过祖训，其中便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逾此事者，天必殛之”。
这句话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为士大夫言论自由提供了法律基础。
自宋太祖以后，宋朝的历代皇帝也一直恪守此规，使得宋朝百年间呈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宽容政策，宋朝上下，不论是皇帝、太子还是百官都对谏官极为尊敬。
即便是谏官冒犯了皇帝，在弹劾大臣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最多也不过是被贬到外地做官或被判流放，所以谏官的试错成本较低，他们也更愿意谏言。
其次，宋代重文轻武，士大夫精神盛行，他们以“文死谏，武死战”为最高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敢于进谏为荣。
即便是因进谏而得罪他人，不幸身死，也算是成全了他们的政治理想，这种忠君忧民的精神才是支撑谏官们敢于进取的内在动力。
明朝言官制度异化，意义深远元朝与清朝两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对谏官的重视程度不如汉人。
例如明朝之时官员善谏的风气就尤为突出，明朝官员群体普遍以敢于谏言为荣，明代的言官敢于进谏，刚正不阿，气节之盛乃世间少有。
明朝开国之时，从太祖成祖一直到宣宗都非常看重谏官的影响力。
他们鼓励直言，使得皇帝与言官群体呈现出了良性的互动趋势，保证了权力结构的稳定，但是这种现象却并没有持续下去。
自从明武宗登基之后，明朝的后代皇帝资质参差不齐，政治素养普遍较低，权力道德不受约束，经常出现皇帝滥用权力的情况。
明朝中后期既有贪玩享乐、不听劝告的明武宗，也有二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和喜爱玩木头、听宦官谗言的明熹宗。
以万历朝为例，明神宗平日遇颂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他震怒之时，甚至还会直言斥责言官，并对言官进行严厉的惩罚。
这种大规模的严厉惩罚是前朝少见的，当时有很多官员都对此极为不满，但是明神宗却依旧我行我素，在皇权的不断压制和官僚系统的腐败下，言官群体在明朝中后期分崩离析。
明清之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言官制度也慢慢走向衰落。
那些本应成为帝王镜子的人被帝王推到了对立面中，他们有话不能说，有权不能用，只能在同僚的鲜血中战栗发抖，屈居于王权之下，可谓是古代王朝的悲哀。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许倬云说：“我们要把全世界人民曾经走过的路当做我们自己走过的路”。
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值得后人细细研究，古代谏官敢于谏言的胆识和气魄，敢于直面皇权，与皇帝宰相相搏的勇气和智慧也值得后人学习。
参考资料：《吕氏春秋》
《旧唐书》
《明史纪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