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旧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占到了全世界九成的产能，因此网上就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杜月笙们贩卖了那么多毒品，也算是爱国的毒枭。

这个说法高估了民国毒枭们的道德，也高估了他们的能力。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毒品批发商其实是犹太人，海量的中国毒贩都是他们的下线。犹太人和鸦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在鸦片战争前,老沙逊家族出售的鸦片就占到了中国鸦片销售总量的五分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沙逊家族更是大显神威，垄断了英国七成的鸦片生意。老沙逊家族分家后，新沙逊家成立，更是鸦片生意中霸主，为了从他家进货，很多中国鸦片商人不得不贿赂他家的门房，那个门房也因此积累了第一桶金，那个门房的名字叫做哈同。

英国犹太商人的鸦片生意路线是从印度和波斯进口鸦片，然后在香港和澳门加工，通过上海公共租界出售给中国的鸦片商人（广东商人为主）。这种鸦片是中国鸦片市场的上等货，比中国传统的云土、川土昂贵得多，价格至少是川土的三倍。但犹太毒枭拥有降维打击一样的营销优势，早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就用100英镑一篇的高价聘请了英国医学专家，在各种杂志和报纸宣传鸦片无害，是治疗痢疾的良药；中国鸦片产量大增后，他们又写出了“享用洋药，做上等人”的广告词，他们的潮州商业伙伴还把洋土大烟馆装修得好比是八大胡同，占据了中国的高端毒品市场。

清末民初中国产的鸦片每斤仅售一点一二两，民国时期三等铺位的烟土价格甚至只有五分银元，最顶级的云南沿途一盒零售价也是银元一块五。犹太人垄断的印度鸦片由于禁毒等因素的影响，在1914年每斤价格超过五十五两，随后又上涨到一斤100两，1917年更是上涨到一斤“一百五十一两白银”，价格是中国鸦片的上百倍。这种鸦片犹太商人手中有4万多箱的“合法份额”，价值白银数亿两。中国土产鸦片的产量远远超出印度鸦片，但总售价真比不上。当时的土豪、军阀、官僚都喜欢吸“洋烟”，他们和今天超级大国的明星一样，总觉得吸普通的毒品掉价，他们真不在乎“洋烟”的价格高昂。

大家熟悉的三鑫公司，上流的烟土供货商主要是两家，“洋烟”的主要供应商是犹太新康洋行的老板埃兹拉；另外就是皖系军阀下属的鸦片供应商。埃兹拉家族等犹太毒枭财力也远超杜月笙等人，沙逊家族在中国总资产是19亿6200万银元，超过了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年收入；哈同的资产也超过了3亿银元（他还差点垄断了西湖美景）。三鑫公司的年收入有多种算法，每年的收入大致在5000万银元，分给军阀和法租界上层的收入占到了三分之二，三大亨们元没有犹太毒枭财大气粗。

民国时期犹太毒枭还有一条从中国出口毒品的财路，杜月笙们也参与其中，这也成了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理由，甚至还要认领这份“虚荣”。当时的青帮们可真没有全球走私的能力，也没有全球贩运、批发的能力，反而是犹太黑帮在美国很有势力，犹太黑帮头目罗斯坦还一度是查理亚诺的“大哥”，犹太黑帮和黑手党有很深的合作关系，上海滩的犹太毒枭在大洋彼岸的分销网络也不是洪门社团，所以这条财路，中国毒枭的作用极为有限。

日本人也是民国毒品市场上的霸主，和它们的买卖比起来三鑫公司也是一个小角色。日本人没有原料优势，但日本人有生产优势，日本人利用化学能力提纯了土耳其鸦片，生产出了中国市场上九成多的吗啡，再把这些吗啡通过租界的日本人进行贩卖。这是国联调查后的结果，当时天津等地的日本男性有七成都参与了毒品贩卖生意。日本占领东北后，一年就从东北、华北贩毒生意中攫取3亿日圆的收益，是三鑫公司的六倍。日本人在中国实行的鸦片专卖，每年有20多亿日元的收入，把三鑫公司甩的看不到车尾。

三鑫公司不过是利用了租界的特殊地位，用帮会力量贩毒。犹太毒枭背后是大英帝国和遍布世界的犹太关系网，财力上可比三鑫公司强得多。日本贩毒更舍得下本，不但有两个未来的首相（安倍的姥爷就是东北鸦片专卖的负责人）参与其中，还出动了关东军和海军（关东军第四科直接参与贩毒），直接进行武装贩毒。和它们比起来，三鑫公司也就是小打小闹的小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