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关系恶化。南京政府虽未放弃剿共政策，但为缓解人民的愤怒情绪和应付日趋严重的国难，也被迫在内政和外交方面作了一些调整。放弃敌视苏联政策，实行联苏制日方针，推动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恢复和改善。

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他完全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当1927年12月蒋介石在决定同苏联断交时，他曾说：“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等待我们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

促使蒋介石改变对苏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抵抗，上诉国际联盟，幻想由国联出面仲裁，强迫日本退兵。国联在南京政府的一再要求下，派李顿调查团来华。他们的调查书虽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是非法的；但却提出在东北要有“高度自治政府”，中国军队要撤出东北，东北由外国军官训练的“特殊宪兵”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主张国际“共管”东北。

就是对这样的主张，日本也置若罔闻，甚至宣布退出了国联。蒋介石依靠英美的希望落了空，开始考虑与中国毗邻、同受日本侵略者威胁的苏联接近，期望苏联牵制日本侵略势力，并给中国以有力援助。

当时苏联正腹背受敌，同时受到来自东西方的威胁。在东方，日本侵占东北后，在靠近苏蒙边境地区屯集重兵，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直接威胁。

当时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又极力主张和纵容日本侵略者北上，直接进攻苏联；在西方，欧洲政局动荡，德国纳粹势力抬头。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扩军备战，煽动反苏，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武装进攻，特别是对其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垂涎三尺。苏联为了摆脱被夹击的困境，除重点加强西线防御外，对远东地区也增派兵力，准备抵御侵略者，并在外交上实行联华制日方针，急欲同统治中国的蒋介石改善关系，希望蒋坚持抗日，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以减轻其东线的压力。

总之，“九一八”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表明，南京政府在外交上实行联苏制日方针，不仅是当时的需要，而且也有了这种可能。中苏两国在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弃嫌和好，共同对日。

苏联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曾主动向南京政府提议恢复邦交，当时未得到响应。两国复交谈判从1932年4月开始。

为避免日本破坏，两国谈判严守秘密，由双方出席国际缩军会议的代表（中方为颜惠庆，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开始，南京政府代表提出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再恢复邦交的主张。6月22日，颜惠庆根据南京政府外交部指示，在日内瓦向李维诺夫表示，希望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他说，这一条约的签署即意味着复交或为复交创造条件。

这一违反国际外交惯例的提案，遭到苏联代表的严词拒绝，苏联政府的态度是：“不反对立即无条件复交，此举之后，互不侵犯条约将是复交的自然结果。”

6月29日，颜惠庆致函李维诺夫，再次提出先缔约后复交的主张。李维诺夫7月6日复信颜惠庆，指出：“非常遗憾，我们两国政府之间，至今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若没有这样的关系，将会大大降低两国协议的重要价值”。

李维诺夫在复信中表示：

“一旦中华民国同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一恢复，我的政府就准备着手讨论同中华民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

南京政府的主张，也受到国内舆论界的纷纷指责。天津《大公报》就指出，这个主张“殊不近理”，因为“国际之事，与交友同。譬如有屏绝往来之两家，徜欲恢复交谊，自须先开始往来，作为相识，然后进一步酬酢交欢，渐成至交。今之主张先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恢复国交者。犹之向不知姓名不通往来之邻家，主张先订兰谱而后交朋友也。”

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遂放弃这一提案，同意先复交再签约。

12月12日，双方达成协议，两国代表互换了文字相同的复交文件：

“依照吾人近日在日内瓦会晤之谈话，余奉命照会阁下者，本国政府，亟愿为和平起见，增进两国间友交，故已决定认寻常外交与领事关系，业已从今日起正式恢复矣。”

中苏复交后，两国外长和代表分别发表宣言和谈话，阐述复交的意义。

南京政府外长罗文干于12月13日发表的宣言说：

“中俄边境相连，为世界最长之一，现在彼此正式恢复使领关系，自为深可满意之事。苏俄现正从事建设事业，足证其谋以伟大之经济计划，而不采用侵略方式，促进其人民幸福。”

宣言强调，中苏邦交的恢复，使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这对促进远东和平与繁荣“有特别的意义”。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12月12日发表宣言，重申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他说：

“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及其保存独立主权与争平等地位之努力，极端同情。苏俄政府对于中国之好感，屡次加以证明，苏俄单独放弃在华之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以及俄帝国在华攫取之其他利权，此外苏俄且将中东铁路改为中俄合资之商业企业。一九二四年苏俄与中国复交，即受此种友谊精神之驱使，…。今日两国复交，亦为是项精神所指使。”

中苏复交后，两国当即互派大使。南京政府派颜惠庆为驻苏大使，于1933年3月到任；苏联政府派鲍格莫洛夫为驻华大使，于1933年5月到任。

中苏复交后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发展缓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心中还有一个顾虑，即不知道苏联政府对他当年反苏一事持何态度，担心此事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障碍。为探明苏联的真意，他决定派蒋廷黻访苏。

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廷黻，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

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他经常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内政和外交，引起蒋介石注意。1933年夏和1934年初，他两次受到蒋介石召见，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不少关于内政和外交的建议，颇得蒋的赏识。

蒋廷黻支持中苏两国复交和改善关系。

中苏复交后，他发表文章说：

“联络邦交是常态，断绝邦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大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时候，就不应该同时两个都得罪。那未，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之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生死对抗之中，一面又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信问。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他认为，虽然“复交不是联盟”，但是“从中俄复交到中俄合作以抗日是可能的，但非短期内所能实现。”

因此，他把中苏复交视为“一个外交的种子”，主张“要费力气培养它，使它将来能结出好的果子。”

1934年暑假，蒋廷黻赴欧考察，搜集历史资料。

行前，蒋介石于7月27日在庐山牯岭召见他，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以“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让他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

当蒋廷黻表示作为学者他难以承担此项重任时，蒋介石对他说：我将告知鲍格莫洛夫，你是奉我之命访苏的。

蒋廷黻8月16日从北平启程，途经东北，8月20日越过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8月26日到达莫斯科。

经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近一个月考察，9月24日致电蒋介石，除报告“在俄考察各情”外，还阐述了对发展中苏关系的看法，他说：

“中俄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利害既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

正在江西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见到上述电报后，10月1日电示孔祥熙，嘱其密电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蒋廷黻是蒋介石信任的人，可与苏联当局接谈，以建立互信，还请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蒋介石有“深密关系”，蒋介石对他“极为信赖”，请苏联大使“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开诚洽谈”。

10月8日，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向我转达了蒋介石的请求，希望苏联政府对蒋廷黻访苏给予通力协助。

苏联政府把蒋廷黻视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予以热情接待。

10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接见他，两人围绕发展中苏关系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谈。

根据苏联发表的“谈话记录”，这次交谈的主要内容如下。

会见开始，蒋廷黻首先询问斯托莫尼亚科夫是否已经收到了鲍格莫洛夫关于他是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并受蒋介石的委托而求见的报告，斯托莫尼亚科夫答道：“我们已得知蒋教授的情况。”

蒋廷黻接着说，他动身出国前，蒋介石在南昌召见了他，蒋介石让他向苏联转达如下意见：

“蒋介石认为，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或损害，中国也必将被殃及。他想探问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他关于两国关系的这些想法。”

对此，斯托莫尼亚科夫回答说：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对中国怀有最真挚、最友好的感情，因中苏两国不仅有共同的边界，而且苏联还因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为争取平等权利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大家都一致愿意发展同中国的最真挚、最友好的关系。”

蒋廷黻提出，中苏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不知“这是否会影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接着，谈话进入了关键阶段。

蒋廷黻在回顾了1924一1927年中苏紧密合作历史后说，“非常遗憾，中苏关系破裂了”。他问斯托莫尼亚科夫，“这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关系”？

他又说：

“在关系破裂期间，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他问斯托莫尼亚科夫“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对蒋廷黻提出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斯托莫尼亚科夫答道：“我不想回顾过去的中苏关系，大家都很清楚，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是中国政府肇使合作关系破裂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

他强调指出：

“在确定我们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关系。”

蒋廷黻在谈话中向苏联政府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边反对苏联，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他们还就中苏两国合作的形式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蒋廷黻与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会谈，是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蒋廷黻认为，这次会谈标志着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初步试探的阶段已经过去”。会谈后，蒋廷黻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对蒋廷黻的报告和建议，“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蒋介石，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被迫在内政、外交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加快联苏步伐，即是其在外交政策方面调整的内容之一。

蒋介石从1935年起加紧联苏，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是因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

日本侵略者在吞并东北三省后，1933年侵占热河，并越过长城线，直逼平津城下。“塘沽协定”的签订，使冀东的主权丧失。1935年夏，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使华北名存实亡；接着，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抛出“广田三原则”，排斥英美在华势力，企图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并与其共同反苏。

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危及了蒋介石的统治和英美的在华利益。在国内外诸多因素促使下，蒋介石开始改变对日的妥协退让政策。过去，蒋对日一味屈辱妥协，不急于同苏联改善关系；现在要准备抵抗日本侵略，就急需获得国际支持和援助。

第二，对英美的失望。

“九一八”后，蒋介石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上。他除依赖国际联盟外，还于1933年4月至8月，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访问美、英、法、德、意、比利时和瑞士，寻求援助。这是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出访欧美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美国为了推销剩余物资，于1933年6月与宋子文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合同”，答应借款给南京政府五千万美元（后来改为二千万美元），但规定必须用其中的五分之四购买美国的棉花，五分之一购买美国的小麦或面粉。除此之外，宋子文此行一无所获。

而且，当时美国推行“白银政策”，提高白银收购价格，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了1935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威胁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和经济。

此外，美国在“九一八”后仍继续向日本大量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所有这些，使南京政府对英美感到失望。

第三，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红军展开第五次“围剿”。由于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在长征途中大量减员，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蒋介石认为，红军退出闽赣等省转移到贫瘠偏僻的西北，又大量减员，已构不成他的“心腹之患”，他可以放心地与苏联接近，争取苏联援助，准备抗日。

后来他在《苏俄与中国》一书中写道：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第四，国内各阶层要求联苏的呼声日益高涨。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国内各阶层要求联苏的呼声越来越高。

1936年5月8日，冯玉祥对英国《每日民声报》发表谈话，主张“中俄两国缔结同盟”。6月，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时通过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指出：“在反日战争中，苏联的确是我们最必需、最可靠的联盟者。”

国民党内一些上层人士，如孙科、张学良等，也主张中苏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蒋廷黻在出任驻苏大使前，曾两次找张学良，请张建议蒋介石“联俄容共”。

同年11月7日，全救会代表全国4.5亿人民致函苏联驻华大使，热烈祝贺十月革命十九周年，“希望中苏两国政府，迅速进行外交谈判，俾在最短时间内订结中苏互助及不侵犯公约”。

第五，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势力被削弱。

中苏复交时，正是蒋汪两派联合执政时期，汪任行政院长。1933年8月罗文干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汪自兼外交部长，并任命亲日派骨干分子唐有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至此，外交部的大权被亲日派所控制。

这种状况到1935年末开始改变。11月1日汪精卫被刺，12月1日被迫辞职；不久，唐有壬在上海被刺身亡。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政府改组，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外交部长。

蒋汪两派历时五年的合作宣告结束。亲日派势力被削弱，亲英美派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这就为推行联苏制日方针从组织上提供了条件。

第六，苏联在经济、国防和外交上取得重大成绩。

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经济危机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的向前发展。在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一1932)基础上，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提前于1937年4月完成。经过十年建设，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法、德，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1935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比1934年增长20.4%，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部分已超过战前一倍。

这一年，苏联生产的铣铁1250万吨，钢铁1250万吨，屑铁940万吨，汽车9.67万辆。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苏联的国防实力有了很大增强。苏联的成就被举世瞩目。

30年代，苏联在外交上也取得重大成就，与许多国家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法国，1932年11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5月又缔结互助条约。1933年7月，同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斯、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七个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3年至1935年，又同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长达16年拒不承认苏联的美国，也于1933年10月同苏联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1934年9月，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国。

上述事实表明，当时苏联已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强大堡垒，它不只是从道义上而且也有能力从物资上援助中国。

总之，中苏联合制日，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因如此，南京政府对30年代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一些被认为是有损中国主权的事件，如1935年11月苏联政府违反中苏有关协定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洲国；苏联超越南京政府直接与新疆的盛世才发生军事、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南京政府当时尚未承认其独立的外蒙于1936年3月签订互助议定书等，只是一般的向苏联政府进行交涉，提出抗议，并未影响其联苏步伐。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