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影响，在解放军内部展开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

在这场明显偏“左”的运动当中，如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等我党我军高级领导被迫进行检讨。

而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亦是被称之为“军神”的刘伯承同志，遭受了许多无端指责。

1958年11月，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根据刘伯承的请求，免去了他所担任的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等等重要职务。

66岁的刘伯承，离开了他心爱的军事教育、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

此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上他已经退居二线。

不过，当别人问起刘伯承为何会在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冲击和牵连？他老人家总是连连摆手：不要说！

“不要说”这三个字，就是刘伯承对于自己为何受到错误对待的唯一解释。

结合党史文献以及相关知情者的回忆，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元帅为何会受到错误对待，以至于最终辞去所有职务呢？

刘伯承的个人履历过于光辉，在诸多文学与影视作品中都有详细介绍，因此本文就不重点赘述。

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的刘伯承，于辛亥革命时期离开四川老家从军。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戎马倥偬的几十年里，刘伯承九次负伤，他是十大元帅中受伤次数最多的一位。

1949年10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

不久后，在军委组成的第一次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透露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想法，即筹备陆军大学。

刘伯承得知这一重要消息后，立即向中央写信，他提出：“想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一点是对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一环，就是对高级干部的培养。”

刘伯承为何莫名其妙向中央写这么一封信？

意思很简单，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刘伯承愿意辞去他所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职务，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创办一所独属于解放军的军事学校。

刘伯承元帅是有资格说这个话。

早在他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便已赴苏联留学，先后进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战争年代，刘伯承还曾经在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与政委等职务。

这么多年下来，刘伯承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不过，他的这封信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时，毛主席起初不同意刘伯承的请求。

倒不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得刘伯承“才疏学浅”，无法堪当此大任。

毛主席是从刘伯承身体状况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认为刘伯承在戎马生涯中多次负伤，身体早已超负荷运转多年。

他能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段特殊时期，为我党我军创办一所高级军事院校呢？

因此，毛主席起初希望陈赓大将勇挑重担。

经过慎重考虑，毛主席还是同意了刘伯承的请求。

1950年11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将一份《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送给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审阅。

毛主席对此表示同意，他还点名让刘伯承赶紧从西南回来，先把军事学院办好再说。

1950年11月21日，刘伯承搭乘火车赶赴南京，随即投入到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任命书，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原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大院举行了成立典礼。

毛主席亲笔题词。

1951年5月底，军事学院成立空军系、海军系。

可学校是办起来了，对于校长刘伯承而言，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学院成立之初，教员的数量比较缺乏。

刘伯承经中央审批后，从华东军政大学挑选了一部分教员，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了一些知识分子担任教员，仍然不能满足军事学院的教学需要。

此时的刘伯承展现出了他独有的气魄，冒着风险向毛主席请示，希望从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中挑选合适的教员。

毛主席同意后，刘伯承先后启用了600多名原国民党军官担任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教员。

其中就包括被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的廖耀湘。

在刘伯承的细心运作，与中央、毛主席的全力支持下，南京高等军事院校从创建到发展一路不敢说顺风顺水，起码也是稳扎稳打。

正当一切花团锦簇之时，刘伯承与其他数十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成为“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牵连与波及者。

刘伯承受到厄运的起点还要追溯至1950年，即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建立后不久。

学校草创之初，一切百废待兴，不仅缺乏教员，更缺乏统一适用的教材。

毛主席非常关心，他要求南京军事学院把师以上的教材、总高级步校把团以下的教材分别整理出来，供全军使用。

刘伯承立即向全校进行传达研究落实毛主席交代的编写教材任务。

说得容易，编写军事学院的教材不同写一本小说，难度非常之大。

况且彼时的人民军队刚刚打赢完解放战争，正投入到紧张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管是军事经验还是教材编撰，等同于摸着石头过河。

那时的解放军仰仗的最大“石头”就是苏联军队。

加上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和老大哥苏联打好一切关系，学习他们的一切先进经验。

刘伯承主持编写教材时，借鉴了苏联军队的部分军事教材，同时结合我军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改变和充实。

毛主席得知后，还为南京军事学院聘请了二十多位苏联特种兵专业技术专家担任军事顾问。

刘伯承带头领着学院的教员，向这些专家虚心学习。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有一名顾问苏联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国学员不懂军事。

有一次，刘伯承主动约他谈话。在谈话中，刘伯承用俄语阐述了他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伏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深刻见解。

这位傲慢的顾问听完刘伯承的讲话后深感惊讶，连连感慨：“没想到，还有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得如此深刻。”

从这个小故事不难发现，刘伯承拥有极高的军事素养和理论知识，这让他在编写军事教材中受益匪浅。

不过，那时的南京军事学院，包括整个解放军各方面都经验不足，工作时无法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差。

主要表现为对苏军经验缺乏充分的了解和分辨能力，在学习对方长处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坏处的影响。

如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学员们实行的是六小时学习的课业制度，从早上八点一直学习到下午二点，中间没有午休，这不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

其次在考试的时候，南京军事学院采取的是笔试、面试、综合考试的“三堂会审”制度，让学员感到紧张和严格，甚至有的学员昏倒在考场上。

这些不符合国人习惯的学习与考试制度，都是刘伯承从苏联那里学过来的。

刘伯承没有私心，他考虑大部分学员比较年轻，应该要严格要求，这样才能多学点东西。

可有些学员却不这么想。

1956年8月底的一天，一名南京高级军事学院的学员写信给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在信中，他直指军事学院内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倾向，表现在了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等方面。

什么叫做教条主义？说得简单点，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好比我们在学生时代学习时，只注重对最后答案的理解，而不注重解题过程。整个人的思维方式有些过于僵硬，不够灵活。

看上去，教条主义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但大家想想，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是我军高级干部的摇篮，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教条主义，还和苏联扯上了关系（当时中苏两国已经交恶），那么教条主义在南京军事学院产生的影响可就不小。

整个1957年，彭德怀、陈赓、谭政、叶剑英等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分别前往南京军事学院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当时在军队高层干部中，对于教条主义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时间兜兜转转到了1958年5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林彪把矛头指向所谓的教条主义，并且还含沙射影地指责刘伯承与叶剑英，彭老总都受到了牵连。

那时的刘伯承正在外地，当得知自己已经受到“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冲击时，他立即赶赴北京，准备向毛主席当面检讨。

抵达北京的头一天晚上，老元帅不幸突发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立即住进医院。

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认真地写检讨稿。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及时为老搭档打圆场：“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很是尊重，他今年60多岁了，大家千万不要搞得太紧张。”

陈毅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时说：“你写啥子检讨？要写我替你，写100来个字就足够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刘伯承还是于1958年7月10日，拖着病体来到会场。

他由黄克诚大将搀扶着走上讲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

在谈话中，刘伯承用大量事实说明南京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是完全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本国的东西全部都是坏。

刘伯承的这番发言，赢得了全场数千名高级干部的掌声。

可军委扩大会议后，因为林彪等人的从中作梗，“反教条主义运动”风潮不仅没有平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南京军事院校是这场运动的重点。

在运动中，代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被立即调离，另一名领导钟期光也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职使用。

至于刘伯承最后为何没有受到重点打击，仅仅是辞职了事？

根据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回忆，他那时向毛主席保证：“伯承同志对党和人民绝对忠心。包括第二野战军在战争年代总是打胜仗，主要靠的是刘司令员。”

正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在毛主席面前真实阐述了刘伯承同志过往的事迹，才使得他没有在那次运动中受到进一步的打击。

尽管如此，刘伯承还是于1958年11月主动辞去了一切重要职务。

1959年9月，67岁的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这个职务在一般人眼里是个虚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刘伯承却不这么觉得，他积极为解放军的国防建设出谋划策。

老元帅拖着病体深入各边防部队了解情况，给中央军委写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

这时，有人劝刘伯承：“您老都已经辞去了所有职务，为何还这么不辞辛苦下连队？”

刘伯承每当听到这话总是不高兴地回道：“我是一名伤残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这是我分内的知识，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当有人提及刘伯承为何不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多承认几次错误，找小平同志说说好话？

刘伯承总是连连摆手，示意提问的人不要继续说下去，而“不要说”这三个字，就是刘元帅对那场运动的唯一解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也同样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980年，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二十多年前的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是党中央的一致意见。

1986年10月，刘伯承元帅病逝后不久，邓小平发表的《悼伯承》一文再一次指出：1958年批判他（刘伯承）搞教条主义是很不公平的。

当然，一切的是是非非早已随着当事人的全部远去而盖棺定论。

在特殊历史时期，大家没必要揪着过往的一些问题不放，非要争论个对与错。

刘伯承元帅一生为党和国家与全国各族人民做出过重要贡献，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他所热爱的人民对他的评价，也不会因为“反教条主义”受到影响，这就足以告慰老元帅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