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文继续写。
管子是指辅助齐桓公的四十余年的政治家管仲，而《管子》这本书是后世管仲学派对“管仲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二者不是一回事。
但《管子》这本书的思想源头就是管仲无疑，换句话说，管仲对《管子》这本书起了基调，想理解《管子》就要先理解管仲。
“商人”本性管仲，安徽省颍上县，非齐国本地土著。大概是全族人都迁移到了齐国，在齐国做了一个小官，比如齐襄公时的大夫管至父就是管氏的族人。
《史记》中记载管仲家贫，很早就开始经商，也因为有经商的经历，导致管仲的性格十分接近“商人”，用管仲自己的话来说；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提到三件事；
其一，管仲与鲍叔一起做生意，二者同样的工作，但每次管仲拿大头。
其二，管仲三次选择主公，三次都被主公“解聘”。三次参加战争，三次都当逃兵。
其三，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子纠与齐桓公竞争君位失败，被逼自杀。齐桓公点名要将公子纠的跟随者召忽与管仲剁成肉酱，结果召忽自杀，管仲为活命，自愿请囚去齐国。
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
三件事，可说明管仲商人本性。
什么是商人本性？
引用《潜伏》中的台词——“你一枪打不死我，我活过来了，我们可以继续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商人是没有“信仰”与“立场”的，只要价格公道，谁都可以与他做“生意”。管仲跟随过五位主公，也就是与五位主公做生意，生意没谈成，就要先保命（本金），再找下任主公，这也是管仲不自杀的原因。
春秋时期，君主与臣子有一项“策名委质”的仪式，即臣子与君主相互认可，就会一直跟随君主，不会背叛，如果背叛，只有死亡一种方式，所谓“策名委质，贰乃辟也。”
比如晋文公早期流浪时，身边跟着的大臣，都是策名委质过的人物。
但显然管仲不是。
另一项是与鲍叔臣共同做生意，分利润。管仲自称是因为鲍叔牙知道他穷，所以让着他。这话恐怕是顾及同朝为官的鲍叔牙，管仲相当委婉。
真实原因恐怕是管仲的“轻重思想”。
一般来说，一件商品，如果其使用价值为五元，那卖六元，即可赚一元。而“轻重思想”卖东西不是看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的稀缺性，即某人急用某种商品，愿意出二十元买，即使这件使用价值为五元的商品，就值二十元，也必须卖二十元。
管仲能分多金的原因，恐怕就在于管仲比鲍叔牙更具有“稀缺性”，所以才敢多要利润。
管仲对后世的影响暂时先不管“管鲍之交”如何。
当管仲以商人思想治理国家时，他也会利用与制造“稀缺性”来控制整个国家。
《管子》一书中有；“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意思是只有一条由君主控制的获得渠道，其国无敌；如果有四条，其国必亡。
还是举例子说明，前文有“衡山之谋”就是轻重之术的具体应用。
到今天的世界，大概有二个，一个户籍制度（编户齐民），二是房子。上了年纪的人应该知晓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这就是人为制造的“轻重之术”，城市户口对应的是城市的生活，什么教育医疗退休金等等与户口绑定。
房子，也是同理。房子，任何地方都可以建，它不稀缺，但大城市的房子绑定教育医疗退休等等，它就具有稀缺性。虽然房子都是混凝土加钢筋，成本就五元，但大城市有人出二十元，它就值二十元，它也必须卖二十元。
管仲开了这个先例，后世的帝王就都朝着这条路走，人为制造“稀缺性”，即财富分配制度，所以《管子》才说“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当然，封建王朝没今天这么花，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轻重之术”，即社会财富“以官分配”。科举应试，考上举人进士，就可以做官，如范进一般，即使是一穷二白，一旦考上，钱与房子还有社会地位就都来了。
可若没考上，即使再富，也是一块肉，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官与商合一，中国古代商业从源头起便没有独立性，也就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