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这个人可真是一个典型人物，你要说他是教条主义者，他又能屈能伸，不像个书呆子；你要说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张口闭口都是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怎么说的，一张口就能压死人。

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王明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

我这里说的“绝无仅有”不是说他有多厉害，是指在我党历史上，你找不到一个像王明这样：在土地革命时期犯了严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了严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大人物”。

王明的这两次犯错，都给我党造成了严重影响，并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的冒险主义取得了领导地位，导致教员和朱老总等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失败了，只能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长征这一路上，牺牲的红军将士不知凡几，而这些责任不能说王明占据了全部，但他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曾几何时，虽然以王明为首的一群人，曾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说自己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

可要是钻进他们的胸脯里，你只会发现空荡荡的一片，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观点和实践的经验，仅有一些响亮的口号在空洞的胸腔里发出苍白的回响。

实在是浅薄的很。

壹 王明的国际背景

王明是如何“发家”的？

谈王明如何“发家”的，不能脱了共产国际来讲。

因为王明具有国际背景，这是人尽皆知的事，但王明究竟有什么国际背景呢？有点争议。

有人说，王明的国际背景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正是米夫的鼎力支持，才让王明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一跃成为领导人。这也是比较流行的观点。

还有人说，王明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他在莫斯科期间，深得斯大林信任。

而且对于王明在1937年回国这件事上，教员曾在多个场合都直言王明是“斯大林派回国的”。（教员对斯大林的态度比较复杂，合作中也有分歧。斯大林在世时，由于独断的作风，给了中共很大压力，一些决策也确实伤害了中共核心利益，自然也让教员心里感到不痛快。）

实际上，帮助王明快速崛起的人，既不是米夫，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当时脑袋热得发烫的李立三。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慢慢说。

说到李立三，就不得不提“立三路线”。

简单点说“立三路线”就是错估了中国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国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资本阶级很快就要玩完了，所以工人阶级要大力发动发展，要到处搞暴动夺权，先争取一省的解放，然后解放全中国。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白白将无产阶级精锐主动放到敌人的打击下，损失极大。

但要是认真追究起来，李立三的脑袋之所以这么热，也是受到了共产国际提出的“三个时期”理论的影响。

这个理论一开始是布哈林提出来的，可后来，共产国际新领导班子一上台，就将原负责人布哈林打成右倾主义典型，还顺带修改了他的“三个时期”的理论。

三个时期理论原本是这样：“第三阶段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是技术之迅速增进的时期，加特尔和托拉斯继续的发展，而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同时又是世界经济之矛盾强烈发展的时期，此种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危机所决定的。”改成了这样：“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

按照这个理论，1928年之后就是“第三时期”了，就是资本阶级完蛋，无产阶级夺权的时期。

共产国际新领导班子上台后，疯狂打击批判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主义，形势本来就有点紧张。

结果1929年张学良又在东北弄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带兵占了中东铁路，很多苏联人还受到了牵连。（因为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彻底闹掰，几年后，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的张学良，肠子都悔青了，又反过来靠陕北红军跟苏联拉关系。）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中东路事件定了性：

“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仍是主要的危险 …… 这个由进攻苏联外交代表等有计划的挑拨行动也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列强挑拨中国反动派进攻哈尔滨的苏联领馆，中国军阀霸占中东路，破坏中俄协定，成群拘捕并虐待苏联人民，这些事实都证明国际财政资本直接挑拨战争以反对苏联。”

简单点说，中东路事件让苏联感到了危险，苏联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在挑唆中国军阀来对付苏联，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

根据这个判断，苏联和共产国际就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

说白了就是跟西方帝国主义搞代理人战争。

于是就有了第一封“十月来信”，既1929年10月26日寄给中共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共产国际给中共安排了什么任务呢？

很简单，就是玩命的搞暴动，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尤其要在在中东路冲突中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在满洲和朱毛区域扩大游击 战争，最大限度地武装工农队伍。

共产国际新领导班子一上来就将布哈林打倒了，而当时李立三、向忠发等中共领导班子，恰恰是布哈林时期建立的，为了尽力撇清跟布哈林的关系，当时李立三等人不仅仅是脑子发热，更是一门心思的在全国寻找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证据。

布哈林

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李立三就脑子一热，还喊出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口号。

那这个时候，王明在干嘛呢？

贰 王明的投机法

1929 年 3 月，王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三年半的学习和工作，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国内。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是王明俄文列宁主义课的教员。

米夫这个人能言善辩，而且对远东革命问题较有研究，人也很年轻，所以就成了王明的崇拜对象，那是真打心底里崇拜，每次上列宁主义课的时候，王明总是争着第一个回答问题。

崇拜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所以米夫也很快注意到了王明，也对他产生了好感，动了培养王明的心思。

就这样跟各位说吧，任何一个领导见到一个既打心底里崇拜自己，工作态度和学习能力也都在线的下属，都会忍不住生出一股栽培这个下属的心思。尤其在政府里工作，更是如此，不信大家仔细观察观察。

王明回国后，米夫专门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去了一封电报，叮嘱李立三等人一定要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

然而李立三和向忠发等人就是头铁，虽然专门开会讨论了一下王明的工作问题，但最后仍然决定不给王明特殊待遇，就算是天王老子从苏联留学回来了，也要先到基层历练一番。

当王明自信满满的来中共报道时，自以为能弄个中央秘书之类的工作，结果被李立三打发到了上海沪西区委当宣传员，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往沪东区委当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

王明很不服气，自己一个堂堂苏联留学回来的高干，却天天窝在椅子只能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完全发挥不出自己在马列理论知识方面的优势。

他自己觉得苦闷，认为李立三等领导都是大老粗，不会识人用人。

1929年10月份左右，由于共产国际新班子搞得比较激烈，李立三等人一看这架势，一定得有所表示，考虑再三立马把王明调到了中央，当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报的编辑和采访员。

别说，这一下就激起了王明的干劲，这几个月他恨不得将在苏联留学期间学到的知识，都一股脑的写出来，不到半年时间，就发表了37篇文章，内容基本都是时政评论，文字都是激昂的。

然而好景不长，王明这个小年轻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在一次外出参加会议时，不幸被逮捕。

结果这货来了一通骚操作。

这个倒霉孩子，或许是太过害怕了，傻愣愣地在监狱里买通看守，直接让看守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去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宣传部资料科送信，信里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几个字：

“我已被抓！速来救我！”

敌人都没有拷打，就直接将秘密机关爆出来了。

虽然王明最后被救出来了，但李立三等人觉得王明这番操作太过惊人，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并出于安全考虑，将他调离了中央。

这一波王明自觉理亏，牢骚都没敢放一个，老老实实就听安排走人了 。

但我王明能屈能伸，挨打就立正，这货又来了一波骚操作，被调离中央，到总工会工作后，王明开始觉醒马屁之魂，疯狂拍李立三的马屁。

在短短两个月里，他就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了19篇文章，文章的主题都很清晰，清一色都是夸赞“立三路线”的，在此期间，王明积极收集李立三的各种言论，做到了领导心里想什么，他就怎么做怎么说的地步。

所以，从中央离开还不到三个月，在1930年初，王明就靠着自己的吹捧文章，又被李立三重新调回中央工作。

你以为这就完了？

骚操作不断的王明，自然还有大招。

真正让王明一步登天的事，马上就要来了。

叁 李立三的错误

前面不是说，1929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去了一封信，信里详细交待了中共的任务，然后李立三头脑就开始发热，越来越热。

结果到了1930年6月份，李立三捅出了一个大篓子。

如果李立山仅仅是脑袋热一点，对共产国际“三个时期”的理论有认识偏差也就算了，关键问题是，共产国际觉得李立山已经脱离国际组织的控制，甚至走到了共产国际的对立面，走到了反马克思的路线上。

为啥呢？

因为李立三在头脑发热的时候，突然闪现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把当时正埋头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也拉下战争的汪洋。

当时共产国际交待中共要在东北多发动组织群众和工人，结果李立三直接喊出了“满洲的暴动是国际战争的序幕”，为此，“我们必须挑起国际战争，蒙古应宣布自己为苏维埃中国的一部分并进攻华北”。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人们没想到李立三的志向居然这么伟大，竟然将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

可当李立三的言论传到共产国际时，共产国际的邻导班子集体傻了，随后就是震怒。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点的火，竟然掉过头来想烧自己。

共产国际恼怒之下，立马就提升了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为啥李立三的这些言论和想法，会对共产国际的触动这么大呢？

原因很简单，不论苏联还是共产国际，在全球领导无产阶级斗争时，都有一个基本原则：苏联利益优先。

保护苏联就是保护社会主义事业，维护苏联利益就是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利益，因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逻辑点很简单，苏联要是没了，事业就没了。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顾名思义，就是先把苏联搞成功，为此可以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到苏联这里。

故此，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眼里，不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支部，当支部本国利益与苏联利益发生冲突时，都要无条件为苏联利益让步。

甚至共产国际要求其他支部要理所应当的发自内心的这样想，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是反国际。

所以中东路事件才会显得如此怪异，按道理说，中东铁路主权是中国的，中国人拿回自己的铁路，中共应该支持，结果苏联却让中共打出武装保护苏联的旗帜。

理解了这一层，你才能明白为啥共产国际，对李立三要将战火引向苏联的言论，如此敏感和愤怒。

这期间，机智的王明通过偷瞄到的只言片语中，敏锐的察觉到，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态度发生了极大改变。

这一下，王明心里就有底了，他决定赌一波，要当共产国际的马前卒，从李立三的忠实支持者，变成最大的反对者。

肆 王明的信件

1930年5月，就在王明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中原大战爆发了，而李立三也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根本视而不见，一门心思的想要实现“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壮志。

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王明开始给他的老师米夫写信，每封信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基本内容都是李立三是如何的右倾（王明是站在共产国际的角度），是如何的疯狂，而自己为了反对李立三，在中共遭受了多大委屈和迫害，并请求共产国际早点处理李立三等人。

王明经常在信里说：“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

有些言辞还比较露骨。

我摘抄一段给大家看看：

王明在信中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

“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 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

王明祈求米夫说：

“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笔者注：指共产国际路线)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

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

到时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

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笔者注：指党组织)。”

王明不仅在写给米夫的信中博同情，在中共这边工作时，也十分卖力反李立三。

有一次开大会，王明和他的小伙伴，为了反对李立三和向忠发，直接现场掏出了马列经典，往会议桌上一摆，就开始引经据典，一句句反驳李立三的话。

李立三和向忠发在理论知识方面，根本不是王明等人的对手，被怼的哑口无言。

李立三见辩论不过，就给王明扣上了“小组织”、“右倾”等帽子，而向忠发更是恼羞成怒，当场解除了王明的职务，并将其留党察看六个月。

随后，王明既兴奋又委屈，回到住处后，立马把自己的遭遇和坚强不屈的行为，在信里又添油加醋的跟米夫说了一遍，而米夫又自然将王明的信件分享给了共产国际。

当时，王明的告状信很容易给共产国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一是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

二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

三是表现了他敢于与违反共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

而已经热昏头的李立三和向忠发对共产国际的藐视，再加上瞿秋白的助攻，更加强化王明的形象。

伍 收获时刻

1930年5月左右，随着中东路事件的结束，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悬着的心也放松了下来，头脑冷静后，看问题就会理智的多，这个时候李立三搞武装暴动失败了很多次，而共产国际也回过味来了，不能让李立三继续错下去，要将他拿掉。

故此，1930年7月份左右，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说白了就是要关押软禁李立三，但周恩来和瞿秋白等就是不放人)，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不满。

当时，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和周恩来不听话，没有严肃认真严格处理李立三的问题，认为他是调和主义，尤其对瞿秋白很不满意。

1930年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

前面我专门用一篇文章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权力和组织架构，从组织上来说，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且加入共产国际的前提就是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任何决议和命令，此外，共产国际的权力很大，可以解散支部，更改、驳回支部的决议，以及撤换支部的领导人。

因为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人的不满和不信任，于是，共产国际动用组织权改组中共中央。

瞿秋白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

“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

“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

谁是补充中央委员会“新的力量”呢？

自然就是指王明。

而远东局这次具体负责中共中央改组的人是谁呢？

自然就是王明的老师米夫。

米夫到了中国后，立马就开始组织会议，并在会上称王明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真正的马列主义”，王明心里乐开了花，他知道自己这次赌对了，米夫的到来，就是自己收获的时刻。

有了共产国际站台后的王明，十分疯狂，对于曾经和李立三站在一起的同志，王明的态度是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每次开会个时候，王明都是最激动的那个，动不动就要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丝毫不给人活路和任何辩解的机会。

当时，张国焘就亲眼目睹了，王明得势后是如何毫不留情清算排挤其他人的，这给张国焘留下了极深印象。

李立三成了王明最好的垫脚石，帮助他在共产国际那里树立了形象，站稳了脚跟。（后来李立三改正了错误，是新中国首任劳动部部长，为工人阶级做了不少事）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明了了，米夫的到来就是奉共产国际指示来清账的。

但我必须要指出，尽管米夫对王明另眼相待，可米夫和共产国际到底没有昏了头，中国这边还是需要人做事，也并没有将李立三这个班子的人彻底一棍子打死。

陆 米夫的安排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主持下召开了。

会上，米夫对瞿秋白和周恩来的“调和主义”做了尖锐批评，王明和罗章龙等人强烈要求，要将周恩来等人赶出领导层，而周恩来为了不让分歧继续扩大，在会上主动承担了错误，并主动提出退出政治局。

可米夫很清楚王明并不能担起重任，所以没有听从王明的建议，而是采取了“去瞿留周”的方案，仍然让周恩来当常委，王明自然也进去了领导层。

王明虽然进了领导层，可米夫并没有让他当总负责人，这就说明，米夫并没有彻底昏了头，还是保留了理智。

但经过立三路线这件事后，周恩来等人的压力很大，有沉重的心理包袱，反观王明则是趾高气扬，俨然以领袖自居。所以后来在很多事上，王明的意见往往能占据主动。

之后，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上海白色恐怖越演越烈，王明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先去了莫斯科。

而谁也没有想到，王明这一去就是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