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

书架上的一个“非热门”类别、一种关于人和世界的论说……假如按这些年流行的学科“鄙视链”来看，它大概也是没落的“众学科之王”吧。

哲学开始于仰望星空。以西方哲学为例，最早的哲学家往往也是天文学家，古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戈拉，都是如此。

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出身贵族，但他主动放弃了继承家业，把财产全部分给亲戚，自己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潜心研究自然。有人大惑不解地问他：“你活着为了什么？”他回答说：“为了研究太阳、月亮和天空。”对方继续追问：“难道你不关心你的祖国吗？”他指着头顶的天空说：“我非常关心我的祖国啊。”

以宇宙作为自己的祖国，并不只有阿那克萨戈拉这一孤例。大名鼎鼎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敢于让亚历山大大帝不要挡住他的阳光。他靠着一根手杖和一个背包，四海为家，还发明了“宇宙公民”（cosmopolite）这个词。哲学家的思想疆域是超越国界的。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尼采同样振聋发聩。他不仅宣告“上帝死了”，还声称：“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哲学家只是恰巧生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

他们不断追问世界本源和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不断拓宽人类的认知边界。他们相信，“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学者、作家周国平，17岁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系博士毕业，并留任哲学系研究员，终生从事哲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从懵懂无知的年纪开始接触哲学，遍读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许多人觉得哲学枯燥晦涩，毫无实用价值，他却乐在其中，欲罢不能。他被那些智慧的头脑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进入他们思考的问题之中，跟随他们在一个个奇妙的精神世界里探险。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如今，他已年近八旬，但仍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他耗费四年时间，完成了人生中最重磅的著作，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从古希腊的泰勒斯一直写到近代的尼采，辨析了哲学与神话、宗教、科学、美学、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套书延续了他一贯生动简洁的文风。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也专访他聊了聊究竟什么是哲学的魅力、哲学（史）与知识。在他看来，现代哲学背离了两千多年的主流传统，不论形而上学遇到怎样的危机，哲学都需要思考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这样的根本问题，所以，“我愿意听从维特根斯坦的劝告，对于不可说的，保持沉默”。

特约采写｜徐学勤

哲学家不是怪物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著，深圳出版社·果麦文化，2023年11月。

新京报：中国的本土学者，写西方哲学史的并不多见。你为什么会在七旬之年，来写一部篇幅巨大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字，这是体力与毅力的双重挑战。

周国平：之所以写这部书，一个偶然原因是有媒体和出版界的朋友约稿，而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阅读积累，我想对西方哲学史做一次系统梳理。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文史哲都读，但读得最多的还是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只要是被翻译成中文的，我基本上都读过，有的则是读的外文原著。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摘录，所以，在西方哲学的知识仓库里，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东西。如果就这样把它们搁置，未免可惜，所以就想着写成某种作品。

读这些经典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欢喜。我感受到哲学家们的人格和思想魅力，我想把这些魅力传递出来，让读者也领略到，这是我创作这套书的初衷。

新京报：你在序言里说，这是一个哲学爱好者写给众多哲学爱好者的书，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周国平：基本上达到了。我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不是要写一部晦涩的学术专著，也不是一般的通俗读物。我想把学术性和可读性结合起来，既能让普通读者感兴趣，也能让专业读者产生共鸣，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各取所需。

新京报：介于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定位，让你在内容选择和行文风格上有何不同？

周国平：在内容选择上，我把西方哲学分为三大块——本体论、认识论和人生论。本体论是探究宇宙的本质、世界的真相；认识论是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界限的研究；而人生论则是研究人生的意义问题，包括对幸福、道德、信仰、生死等问题的探讨。过去，无论是西方人写的哲学史，还是中国人写的西方哲学史，都把重点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认为那才是哲学的核心领域，对人生论则谈论得很少，而我把三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包括历来哲学史不怎么展开的部分，比如古罗马的斯多葛派，以及近代的蒙田、帕斯卡、爱默生等，我都作为重点来讲述。

在行文风格上，我不想写得太学术化，故弄玄虚，而是尽量让人能读懂，读得有趣。在每一章的开头，我都写了哲学家的生平故事，这是其他哲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我会去读每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然后，从中挑选出最精彩的部分来讲述。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哲学家并不是什么怪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亲近的人。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画面。

新京报：传统的西方哲学史，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核心，而对人生论不太重视。为什么会有这种偏见？

周国平：实际上，在那些原创性的哲学家那里，人生论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如，苏格拉底就是把哲学从天上引到地上来的人。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关心的都是宇宙问题，是一些自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而苏格拉底关注人的灵魂，他使哲学立足于城邦，进入家庭，研究人生和道德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把伦理学作为研究的重头之一。到古罗马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完全就是由人生论占主导。

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中心，尤其以英国哲学家贡献最大。他们追问人的认识能力和界限问题，英国的几位经验论哲学家都是很深刻的，到休谟走到顶峰，后来又转向怀疑论。但即使是这些以研究认识论为主的哲学家，他们对人生论同样很重视。像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性论》，都对人的心理、情感和道德进行分析，而且占了很大的篇幅。罗素在人生论方面也很强大，他写了大量文章，谈论宗教、道德和幸福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人们在写哲学史的时候，会对人生论不够重视，似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好像哲学的核心就应该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我猜，这可能跟人生论没那么理论化有关，一般观点认为，哲学应该是很理论化的。但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原创性的哲学家都很重视人生论；另一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太关心，但是对人生论很有贡献，哲学史应该给予他们公正的地位。

新京报：曾主持编纂过《儒藏》的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曾说，自己是哲学史家，而不是哲学家，要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才能称哲学家。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哲学家？

周国平：实际上，在英文里，“philosopher”这个词，既可以用来指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也可以用来指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也就是哲学工作者、哲学学者。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加以区分：研究哲学史，或者研究某个哲学体系、哲学派别的人，可以称为哲学学者；而能够进入哲学史，成为被研究对象的，就是大写的哲学家。

其中的关键指标，不是看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很多“草根哲学家”都喜欢构建体系，但根本没人理会，最后也就是一个假体系。所谓的建立体系，不是构建一套逻辑框架、自成一说就行了，而是真的要把人类的根本性思考往前推进，那才是真正的哲学家。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李泽厚和余英时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他们都敬佩钱锺书的博学，但认为钱锺书的研究成果过于琐碎，没有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就像是一堆没有串起来的散钱，总体价值并不大。但也有人认为，要炮制一套让人眼花缭乱的体系，对钱锺书来说并不难，而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看似严密周全的思想系统，其实经不起时间的销蚀。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一些思想片段。

周国平：是这样的，我觉得建体系这种癖好是很可疑的。尼采就是反对体系的，尽管他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不是把建立体系作为学术目标去追求。对学者而言，最理想的情况，不是建立一套貌似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在所有作品中形成顺畅的逻辑关系。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没有体系，建立体系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他是把哲学往学术化方向发展的第一人。一般来说，要把一门学问学术化，的确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架构。我对此并不反对，但前提是你的理论架构和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要足以匹配。如果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不够，那还不如原汁原味地把你的研究心得呈现出来。像钱锺书的《管锥编》、帕斯卡的《思想录》，都没有所谓体系，但是书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洞见，这就比光有体系而没有思想不知要好多少倍。

《管锥编》，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

新京报：对读者来说，可以到这样的书里去淘金。

周国平：对。其实作为读者，我们在读一位有完整体系的哲学家的作品时，也不是去接受他的体系，而是接受体系里面的一些洞见。尼采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体系是会过时和褪色的，但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那些体现你个性和创造性的东西，会永远闪光。

哲学不存在知识积累

新京报：《西方哲学史讲义》主要写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19世纪的25位哲学家，尽管三卷本已经很厚，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哲学家没有被纳入进来，比如孟德斯鸠、伏尔泰、黑格尔等。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挑选，你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周国平：这跟我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旨趣有关。孟德斯鸠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哲学领域，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可说的内容，而政治哲学不是我的主业，所以就舍弃了。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等人，虽然也都有政治哲学，但他们在其他领域也都很有建树，所以我写了他们。

伏尔泰我觉得没法写。他是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他的批判很深刻、很过瘾，但他不像卢梭那样自成一体，所以很难整理出来。我觉得，伏尔泰更大程度上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哲学家。

至于黑格尔，我是有意舍弃了，我比较同意叔本华的评价。叔本华认为，康德已经把形而上学总结完了，而黑格尔又去搞另一套形而上学，搞一个绝对精神体系，这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当然，黑格尔的思想很丰富，我看过他的不少东西，包括《小逻辑》《大逻辑》《精神现象学》等，我都下过功夫。他后来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去研究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试图用逻辑来解释社会，我对这个方向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还是知难而退吧，我觉得很难把它整理出一个适当的篇章来。

根据德昆西写于1850年代散文《康德晚年及其他散文》改编的电影《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1996）剧照。

新京报：这本书从古代写到近代，没有进入现代和后现代。你在序言里说，“古代和近代是笨拙的、单纯的、完整的，和我很亲近，现代则太机灵、太复杂、太细碎，和我甚疏远。在现代，哲学已失去家园，四处流浪，在别人的疆土上寻找寄身之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周国平：很多人都在说“哲学死了”“哲学的危机”“形而上学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这种危机。在康德以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已经不再可能，这是众所公认的。后来哲学发生巨大的转向，变得四分五裂，其中一个主要潮流就是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在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发展路径又不一样。英美学者注重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这条路走错了，而错误的根源就在于语言。因为人们使用的语言不符合逻辑，所以，他们注重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甚至试图创造出一套逻辑完美的语言。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语言太讲究逻辑了，逻辑就是语法，人们的思想受逻辑控制，因而走向了形而上学。比如，英文单词being，也就是德文里的sein，是“存在”的意思，它本来是一个系词，结果变成了实体。这种情况有很多，所以他们认为，语言要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回到诗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哲学的两条路线。

此外还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找不到一条出路。现代哲学背离了两千多年的主流传统，我不知道现在的哲学在干什么，所以，我愿意听从维特根斯坦的劝告，对于不可说的，保持沉默。我认为，不论形而上学遇到怎样的危机，哲学都要思考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的问题。世界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它的源头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人生意义的问题更是如此。如果不去思考这两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哲学就走偏了。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当我们谈论哲学的时候，谈论的并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新京报：你以后还会续写现代哲学吗？

周国平：不会续写了，我花不起这个功夫。古代和近代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和我是比较一致的，而现代哲学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像胡塞尔的现象学，我花了很大功夫，也写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他的主要著作《逻辑研究》当时还没翻译过来，我看的是德文版，真的看得好累，而且，我觉得他最后失败了。

新京报：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师承案例，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但你在书中提出，“知识可以积累，所以自然科学会不断进步，而哲学不存在知识积累的问题，也谈不上不断进步。”能否解释一下？

周国平：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哲学不是知识。我们可以说哲学史是知识，一代代哲学家的著作构成了一个知识领域，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是一种学术活动，但是，哲学本身不是知识。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前人的观点，就成为哲学家，前人的思想可以作为你的引入和参考，但是不能代替你去思考。哲学要去思考那些根本问题，而每一个思考根本问题的人，都要从头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存在知识积累的问题。

道家是有本体论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考察了许多哲学家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程，你觉得在哲学家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周国平：不同的哲学家，其实很不一样，但我觉得有两个特质不可或缺。一是敏锐的洞察力，或者说天生的直觉。我不是说对具体事情的直觉，而是对世界的根本结构、人性的根本特征，这些根本问题的直觉。那些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都是很敏锐的。比如笛卡尔、洛克，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的时候，都提到喜欢思考根本性问题。他们上的都是很好的学校，对功课、对各种陈词滥调，都感到非常厌烦。他们能敏锐地抓住大问题，并以此为标尺，来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见识。哲学家的另一个特质，就是对思考的执着，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当然，思想的条理性和逻辑性，也不可或缺。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诗和数学的结合。诗是指它的敏感性，数学是指它的逻辑性，两者缺一不可。在古希腊，哲学和数学是分不开的。在柏拉图学园里，主要的课程就是数学，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

新京报：这部书从古希腊开始讲起，我们经常说“言必称希腊”，为什么西方哲学会在古希腊兴起？

由柏拉图《会饮》改编的同名电影（Le Banquet，1989）剧照。

周国平：要解释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容易。尼采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这本早期著作里，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希腊会成为一个哲学民族？在西方的民族里，这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希腊文明要比埃及文明更晚，早期的希腊人都要到埃及去游学。埃及在两个方面很发达，一是宗教，像毕达哥拉斯就在埃及做过祭司；另一个是测量学，要建金字塔，测量必须要好。希腊的一些智慧头脑，从埃及把这两样东西都学去了，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朦胧的宗教和实用的测量学上面，而是把它们都抽象化了。当时的人都相信，自然界由某种神秘的统摄力量主宰，埃及的宗教认为，那是一些具象化的神灵，而希腊人则认为，它是一些抽象实体。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就是这样的抽象实体。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把埃及实用的测量学，变成了抽象的数学，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其中的代表。这就是希腊人的特点，他们不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要寻找背后更深层的东西。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按照尼采的说法，是因为希腊人特别善于学习，他们学习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在别人停下的地方继续往前走，这种能力非常了不得。此外，我觉得古希腊人有某种彻底性。他们在神话时代是彻底的神话民族，奥林匹斯神话成为民族的信仰，统一了全民族的生活。但到哲学时代，他们又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哲学民族，对神话进行批判，继而诞生了很多哲学家。

新京报：从神话时代到哲学时代的转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你在书里拿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进行对比，你说“希腊人是完美的儿童，卓越的少年”，“儿童”说的是神话时代，“少年”说的是哲学时代。你认为，东西方哲学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周国平：王国维是最早谈论这个问题的人，他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纯粹哲学。他的“纯粹哲学”概念，是通过阅读德国哲学得来的，他对德国哲学下过很大功夫。所谓的纯粹哲学，就是metaphysics（形而上学），探究有形的现象背后无形的本质。王国维认为，这样一种最为本体的哲学，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的。当然，道家和宋明理学也有一些，但儒家是没有的。所以，他说儒家是道德学和政治学，而不是哲学。

新京报：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周国平：我认为，他说的基本上是对的。从哲学的三个部分来看，儒家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儒家所讲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都是道德修炼方面的内容，而不是认识论。张岱年先生也曾说，儒家基本上就是人生哲学。

动画片《老子说》（2004）画面。

道家是有本体论的，而且，现在看来还是很高级的本体论。因为西方哲学试图用概念和理性去把握世界的这条路没有走通，康德已经证明理性没有这个能力，而中国的道家从来就没有想用理性去把握世界。道是靠理性把握不了的，是不可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但是，从《道德经》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略微感受到，道就是一个自然过程和它内涵的动力。它很难用概念表达，所以老子说，如果一定要表达，我就把它说成是道。另外，庄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他的相对主义也可以算作认识论。但儒家确实没有认识论，而儒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新京报：为什么东西方哲学会出现这种差异？它是偶然的吗？

周国平：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但他似乎也没讲清楚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个时间段东西方同时诞生重要的思想家？又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认识方向？原因很难说清楚。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用思想本身来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地理因素，确定了这样的解释角度以后，一定能够找出很多证据来自圆其说，但它是不是完全有道理，也很难说。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拉斐尔《雅典学院》局部。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剧照。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塞涅卡道德书简》，[古罗马] 塞涅卡著，刘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很少有哲学家因为思想而发疯

新京报：这部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尼采，尼采是你用功最多的哲学家，你翻译了他的多部著作，还写过两本尼采研究专著。为什么对尼采情有独钟？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周国平：我最开始喜欢的是他的文风，喜欢他思想的深刻、尖锐、跳动、出格。用他的话说，哲学家应该成为一个舞者，他就是一个跳着舞的哲学家。我特别喜欢他的表达和思想的不寻常，他大量的著作都是用格言体写的，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洞见。后来，当我真的去研究尼采，我发现他对哲学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样有精深的思考。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再版），周国平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19年6月。

关于尼采，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那本书重点谈尼采的人生哲学；另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重点谈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贡献。他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考，除了《偶像的黄昏》外，主要体现在他未发表的遗作里。这些遗作，后来由他的妹妹和一个学生整理成《权力意志》。有人认为《权力意志》是一本伪书，因为它不是尼采自己整理的。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它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里面没有一段话是编造的，都是从尼采的遗稿里摘录出来的，而且整理得非常系统完善，全部按照主题分门别类。从这本书可以看到，尼采后期在非常系统地思考，为什么欧洲的形而上学会走到绝路，陷入虚无主义。

形而上学相信存在一个永恒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基督教到达顶峰，就是信仰上帝。但在启蒙运动以后，“上帝死了”，大家没有信仰了，于是陷入虚无主义。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尼采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形而上学最基本的两个要素，一是理性，二是道德。在分析理性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多认识论上的洞见，包括我非常赞赏的透视主义。所谓透视主义，就是说世界没有所谓的“本来面貌”，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它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现象世界是我们唯一可以把握的世界。不同角度所把握的现象世界背后，没有一个所谓的本质世界。这个观点是非常领先的，它被后来的现象学派继承了。可见，尼采在认识论方面也非常厉害，我佩服他完全是有道理的。（笑）

新京报：那么，他的“超人”概念该如何理解？

周国平：其实，在尼采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存在很多认知偏差，“超人”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很重视“超人”概念，但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在尼采哲学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超人”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他对人类的现状感到绝望，所以，盼望诞生一个“超人”，克服人类现有的弱点。但是，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超人”不过是诗人编造的玩偶，是一个骗局而已。

改编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2001）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尼采是一个非常看重生命力度和精神高度的哲学家，他提出“在自己身上战胜时代”，但最后他为何会走向疯癫？

周国平：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我并不认为尼采是因为思想而发疯，他的精神病是有体质原因的。现在一般认为，是因为他早年得了梅毒，后来发作了，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其实，很少有哲学家因为思想而发疯，诗人倒是有可能，荷尔德林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尼采的思想里面有疯狂的因素，有很不常规的东西。在《看哪这人》这本书里，就已经有一些发疯的征兆。但是，因果关系不要颠倒，不是因为他有这些思想而发疯，而是因为他发疯了，所以才产生某些疯狂的思想。

爱德华·蒙克作品《弗里德里希·尼采》局部。

新京报：你曾经说，尼采是属于青年人的，劝青年人都去读一读尼采，为什么？

周国平：我领会的尼采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人要有强大的生命本能。一棵植物能开花结果，是因为它有强大的根系，而一个人要有蓬勃的精神状态，是因为他热爱生活，他有让人生变得更精彩的冲动。青年本来应该是生命力最旺盛、最有精神理想的阶段，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青年人不是这样，所谓“躺平”“摆烂”“佛系”，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

这当然跟时代环境有关，时代环境对青年人不是那么友好，但这不是未老先衰的理由。青年人应该有活力，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他们的生命活力和精神追求表现方式可以不一样，但是不能没有。没有哪个时代是绝对好的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是我没有放弃精神追求，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

人性中的天使与魔鬼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周国平：哲学家改变世界的方式，不是亲自走上政治或经济舞台，用权力和金钱改变世界，而是通过观念改变世界。哈耶克说得非常好，他说，实际上观念对人类的影响是最大的。哲学家用观念去影响各个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又用观念去影响各个领域的政策和实践，继而影响到社会上每个具体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观念的力量。

新京报：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人类的战争和暴力在逐步减少，但是这两年来，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不断升级。面对战争与杀戮，哲学和哲学家能否起到某种作用？

周国平：我觉得哲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无力的，因为权力掌握在政治家手里，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格局是由政治家决定的。当然，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挖掘，会看到政治家的素养跟民族传统和文明程度有关，但确实是政治家在直接支配着世界，哲学家只能够提出建议。

康德很早前就专门写过一本书，叫《论永久和平》，他提出了很多构想，其中包括废除常备军、制定国际法、建立联合国等。罗素也是和平运动的领袖，他把国家权力过大看作现代世界不幸的根源。他曾为反对一战而撰写过政治理论著作，还参与了二战后的反对核扩散运动，创立了非暴力反抗运动委员会。不过，罗素的行动之所以能起作用，和欧洲整体的文明程度有关。

现在也有很多思想家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总觉得，情况是令人悲观的。长久的和平，让人产生“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很强大”的错觉。其实，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有时候魔鬼会战胜天使，这就很可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无知的战争拥护者，他们完全不思考，在那里唱各种高调。那就是人性中的魔鬼在说话，他们身上的天使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我对此是不太乐观的。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特约采写：徐学勤；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素材为《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2007）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