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江西磨盘山根据地，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被押到树林中的一片开阔地，几名红军战士对他举起了枪。

余明兴大声喊道：“你们不能杀我，不然会后悔的！”

但是，他看到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

余明兴绝望了，他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砰砰”，枪声随之响起，余明兴倒下了，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倒在了战友的枪口下。

看到余明兴倒下，一名红军干部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又一个“叛徒”被除掉了。这个中年的红军干部，就是江西弋阳东北的磨盘山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杨文翰。

这一切，还要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说起。

1927年12月，方志敏在自己的家乡发动了弋阳、横峰暴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随之创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过不懈奋斗，赣东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全盛时期的中心区和游击区先后包括江西省、福建、浙江、安徽50多个县，拥有100余万人口。

随着苏区的扩大，中共赣东北省委也改称为中共闽浙赣省委。

1933年12月，根据地的创始人方志敏众望所归，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在这块根据地诞生了著名的红十军和红十军团，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称赞。

毛主席就称赞说，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模范的闽浙赣省”。

1934年，由红十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刘畴西、曾洪易、粟裕的率领下北上抗日。

在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岗一带，红十军团和国民党俞济时、王耀武部发生激战。

此战我军损失惨重，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被俘、牺牲，一万多人的红十军团，只有粟裕等400多人突出重围。

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粟裕率领幸存的部队，在1935年2月建立了浙西南游击区。

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决定将苏区的留守部队以及游击队，分散成三部分到赣南打游击。

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转战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坚持武装斗争。

文章开头出现的杨文翰，也在这支队伍中。当时他的职务，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葛源区委书记。

杨文翰是江西横峰县人，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

1936年初，大概是觉得势单力薄，对军事斗争外行的关英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让省委机关与独立团跳出包围圈到婺源的鄣公山一带开辟根据地。

结果遭十倍于自己的敌军围攻，部队遭遇重大损失，军区司令员唐在刚阵亡，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被害。

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此时的红军独立团已元气大伤，名存实亡，仅剩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

关英率主力突围时，杨文翰留了下来，率领游击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杨文翰将被打散的红军重新汇合起来，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以磨盘山为驻地坚持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杨文翰是知识分子出身，担任的职务是宣传部部长，按理说是军事上的门外汉。但是当时的形势危急，没有合适的人选，不懂军事的他挺身而出，成为这支队伍的掌舵人。

还别说，不懂军事的杨文翰却颇具军事天赋，力挽狂澜，不但保存了革命火种，让游击大队在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中生存下来，还得以发展壮大。

赣东北游击大队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就，主要得益于负责人杨文翰的谨慎以及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

杨文翰率领的游击队坚持三个开战原则：一是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绝不动手；二是没有优势的兵力不动手；三是不打攻坚战，只打伏击战。

正因为如此，赣东北游击大队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却能迅速发展壮大，发展成为一支有五百余人、四百多条枪的游击大队，确实难能可贵，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由此可见，杨文翰是经得起考验的战士，对党是无比忠诚的。

原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组成统一战线，进行第二次合作。按照两党的协定，我党领导的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长征后抵达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队伍为主组成）和新编第四军（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组成）。

北方的红军基本上都在一个大片区，不在一块的部队平时也能保持正常联系，整编起来不是问题，的确是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存在抵触心理，但经过宣讲教育后大家基本也就想通了。

南方的红军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就和党中央失去联系，而且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他们已经分散成小股游击队发展，基本上都被围困在大山里，与世隔绝，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因此，南方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的过程中并不顺利，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甚至触目惊心。

由于消息闭塞，观念也跟不上形势发展，在上级前来传达党的指示精神的时候，遇到了很大阻力。

南方各游击队的负责人一是不相信我党会跟国民党进行合作，二是不理解我党为何与国民党进行合作。

从1927年开始，国共你死我活的较量，时间长达十年，双方有血海深仇。长期以来，国民党整天妖魔化红军，整天叫嚣要“剿灭红军”，抓住家属也斩草除根。我们也说国民党是反动派，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作奋斗目标，残酷斗争了十年，难道就这样算了？

同志们质问说：“既然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杀北上的方志敏？杀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国民党欠下累累血债，如今我们不但与其握手言和，而且红军还要穿上国军的军装，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让大家情感上如何能够接受？

因此，当时南方各游击队的改编进展颇为不顺利，而且负责联络的同志很多都差点遭遇不测。

比如1937年10月下旬，陈毅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驻地甘子山游击队根据地，传达上级指示的时候，被游击队员给绑了起来。湘赣边游击队政委谭余保还下令对陈毅进行审讯，说他忘了初心，贪图享受，叛变投敌，“假传圣旨”。

后来游击队还举行了公审大会，大家义愤填膺，一致同意要将陈毅判处死刑。

危急时刻，陈毅再次苦口婆心劝说，谭余保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给陈毅松绑，最后带队伍下山接受改编。

无独有偶，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奉命到赣北会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刘为泗，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也被刘为泗误认是“叛徒”，抓起来枪毙了。

本文主人公杨文翰显然比他们更固执，不但枪杀自己的同志，而且还不止一次。

1937年9月，中共南方局接到上级通知，南方红军要接受改编。他们派遣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同志，带人前往磨盘山通知杨文翰。

杨文翰一点都不相信，怒斥李春望是党的败类，不由分说便将其枪杀。

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听说后十分震惊，但是考虑到他们消息闭塞，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就没有跟他过多计较。

两个月后，即1937年11月，南方局又指派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前来动员杨文翰下山，也被枪杀了。

1937年12月，上级党组织再次派人前往劝说。

这次前往的，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然而杨文翰依旧固执己见，说对方是党的叛徒，是“反革命两面派”。而且还不顾余明兴的解释，将其当成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

余明兴在被枪毙的时候，悲愤高呼：“共产党万岁”，已经说明了一切。如果是叛徒，明知道自己难逃一死，还会喊这样的口号？

然而杨文翰依旧执迷不悟，认为自己做得没错。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杨文翰，他这样做，事出有因。之前他曾经上过国民党的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是被骗怕了。

那是1937年2月，当时国民党曾经派人上山，告诉杨文翰说：“现在国共要合作了，北方的红军都接受‘诏安’了，你们也可以被政府改编，到前线打鬼子去。”

杨文翰一想也是，国难当头，应该放下仇怨，齐心协力打鬼子，就表示同意。谨慎的他还是留了一手，指派了小股队伍下山，先探探风声。

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派真的是在耍花招，他派出的一小股部队在路上被国民党军伏击，几十个同志惨遭敌人毒手。

消息传来，杨文翰气得咬牙切齿，他对部下说：“没想到国民党如此歹毒，不讲信义，以后不管谁来，都不能信了！”

很快，南方的红军大都接受了改编，唯有最后一支队伍，杨文翰的赣东北游击大队还在苦苦坚持。

国民党当局对赣东北游击大队还在武装斗争深表不满，多次和中共交涉，说这支游击队“昧于大义，不知幡然改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

意思是说，赣东北游击大队扰乱后方，破坏国共合作。

他们没有检讨自己，曾经以谈合作之名对人家进行诱杀，之后又说人家不知大义，以抗日之名扰乱后方，暴露了国民党十足的流氓嘴脸。

其实不用国民党说，党中央也对此心急如焚，想让杨文翰率领的这支队伍早点接受改编。在当时的情况下，接受了改编，自身安全系数就会大大提高，反之，就没有安全感，有可能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

1938年4月，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带着新四军高层的介绍信，从南昌出发，第四次前往磨盘山，来啃这块硬骨头。

有了前三次的教训，上级很谨慎，派关英前去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关英曾经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跟方志敏地位平等。不要说杨文翰，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大多都是关英的下级。

关英

因此，党组织认为，关英出马，不会有太多的风险。

谁知道三年游击战已经让杨文翰彻底改变，性格偏激得难以想象，再加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过，对任何人都不再信任；再加上一些偶然因素，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让悲剧再次发生。

原来在关英接受了前去传达命令的任务后，在半路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县长。此人认识关英，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高官，加上国共已经合作，自然要做好招待。这个县长不但请关英吃了饭，还送他一匹马，给他找了向导。

临行前，关英还在县党部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言，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称目前国共一家，为了抗日，理应精诚团结、不分彼此。

无巧不成书，恰好这一幕被游击队的内线给看见了。杨文翰得知这一切之后，认为老首长关英很可能已经叛变，不过暂时不能完全确定。因此，杨文翰就打算把关英骗上山来，对他加以审讯。

关英信心满满，打算去劝说部下，没想到却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关英是杨文翰的老上司，又代表党中央，但已有三次代表被杀的前车之鉴，他到磨盘山脚下后，没有贸然前去，而是要求杨文翰派代表前来面谈。

杨文翰拿定主意，不为所动，坚持对方上山谈。关英分析认为，如果自己不去，那这一趟就白来了，即使有风险，也要上山。

可是还没上山，几名游击队员就不由分说将关英警卫员的枪就给下了，而且只允许他带两名警卫员上去。

杨文翰的所作所为让关英很恼火，不过他仍旧没有想到危险迫在眉睫。

上山后杨文翰表面上很热情，“关书记”长，“关书记”短地喊个不停。

关英向杨文翰、裴月山（1937年7月担任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司令员）传达了中央指示，并建议他们把部队带下山到指定地点驻扎，之后二人跟关英一起到国民党南昌行营报到。

关英这么一说，杨文翰更不相信了：让他和裴月山去南昌，不是调虎离山，趁机吃掉他的部队吗？

这更证实了他之前的判断，关英已经叛变了。

杨文翰说：“你要想让我下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央红军来江西，不见到大部队，我死也不下山。”

关英一听火了，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他怒不可遏，斥责杨文翰道：“你竟敢违背中央的指示，跟另立山头的土匪还有什么区别？你没有资格再说自己是共产党，将来会受到严厉制裁的！”

杨文翰大怒，将关英及2名警卫、1名当地交通员全部杀害，关英时年28岁。

失去了方向感的杨文翰不明白，个人能力再大，也不过就是一滴水，汇入组织的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离开了大海，一滴水马上就会蒸发。

1939年3月，杨文翰所部遭到敌军伏击，损失惨重，他被迫带着几十人被迫转移到赣皖边界山区打游击。

1943年，游击队再遭国民党部队“围剿”，杨文翰与剩下的十几名队员东躲西藏，无处安身。不久，杨文翰、裴月山先后被捕，被反动派杀害于弋阳城外。

至此，最后一支红军队伍成为历史。

杨文翰、裴月山二人虽然后来没有接受党中央领导，但事出有因，而且他们始终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员，就义时高喊“共产党万岁”。也因此，他们后来也与关英等人一样，被定性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