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1936年的苏联之行前，纪德对苏联充满热望。只是，苏联之行的现实却让纪德大失所望。此后，纪德与法国共产党决裂。

“他们的幸福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

在纪德看来，苏联“表面上平等”，但“实质充满剥削”。在纪德的旅行中，他看到了“身穿节日服装、充满真诚友好的欢迎人群及游园活动”。不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街头人们清一色的衣着打扮”。纪德观察到苏联的商场面积都很大，但商店门口却永远排起了长队，这让纪德不理解，这到底是因为“物资短缺”，还是因为“需求巨大”。当然，买到东西的人们，也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很幸福”，只是纪德却认为，苏联人的这种幸福是“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因为，“每天上午《真理报》都会教导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绝不能出格！”基于这样的原因，纪德感觉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倒不是每个人丝毫不差地服从一句口号，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谁也不能别出心裁。想想吧，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

"我本期待在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见穷人"

在苏呼米海滨的豪华酒店里，纪德目睹了苏联社会的深刻割裂。这座堪比欧洲顶级酒店的奢华建筑专供特权阶层享用。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距酒店仅数百米的农场溪畔，一些农业工人蜷缩在月租2卢布的狭小棚屋，每人仅有半平方米的生存空间——这恰是他们每月7卢布微薄收入的四分之一。

特权者与劳动者的鸿沟不止于物质。纪德观察到新兴的"红色贵族"们对体力劳动者投以轻蔑目光，这种精神阶层的分化正随着工资差距的扩大而固化。讽刺的是，就在1936年苏联颁布"全民平等"新宪法之际，斯大林关于"剥削阶级已消亡"的宣言，在酒店门外的现实图景中轰然崩塌。

"我本期待在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见穷人"，这位左翼作家在踏出酒店门槛时黯然感叹，"或者说，正是为见证贫困的消亡，我才远道而来。"

“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我不清楚，反正他（斯大林）无时不在”

斯大林的面孔以青铜、油彩与相框的形态，渗透进苏联的每一寸呼吸。纪德行走在1936年的格鲁吉亚，发现这个诞生革命导师的南疆之地，已然沦为某种精神圣殿——农舍熏黑的土墙上，圣尼古拉像的位置被斯大林肖像取代；工人俱乐部里，所有即兴演讲都会以"我们伟大的父亲"作为开场；就连幼儿园孩童的蜡笔画，都自动将太阳画成领袖侧脸的轮廓。当纪德途经第比利斯市政厅时，发现人们会为着不同事由反复举杯，但每个祝酒词最终都殊途同归地指向"为斯大林同志健康"。最令他震撼的细节发生在哥里电报局：当纪德试图用平常的"您"向斯大林致谢时，电报员如同诵读经文般指出："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启明星'或者'全人类的火炬手'，这是电报通讯规范第三章第五条。"玻璃柜台后泛黄的制度文件，印证着这种语言崇拜已被编纂成典。

纪德不知道人们到底是“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我不清楚，反正他（斯大林）无时不在”。

“他们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

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橡木长廊里，纪德与学生就外语学习做了对话。当青年以近乎布道式的笃定说出"德语和英语已是历史标本"时，纪德感到震惊。而此时，《真理报》的头版标题宣称苏联小麦亩产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纪录。这种知识边界的固化远比官方宣传更触目惊心。纪德在泛黄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每个苏联公民都活在双重无菌舱里——物理的铁幕隔绝了巴黎的哲学沙龙与底特律的流水线，而精神的信息茧房则把"世界第一"的幻象浇铸成集体认知的承重墙。即便商店货架日渐空旷，人们仍会对着《真理报》上虚构的"美国失业工人潮"露出怜悯微笑。

最令纪德震撼的是这种认知隔离的精密性：外语教材里删去了所有现代科技词汇，电影院上映的西方影片永远锁定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场景，就连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作品也被标注为"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批判性演绎"。

纪德发现，苏联民众已经被浸泡在精心调配的真相稀释液里，而自大成为了他们抵御怀疑的免疫系统。

“我批评苏联，正因我曾深爱它”

与罗曼·罗兰将《莫斯科日记》封存50年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纪德选择即时公开反思。也因此，纪德遭到左翼阵营谴责，攻击他“背叛理想”。这导致了纪德与法国共产党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