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纲：

一、文化论战的序幕

时代背景：新文化运动浪潮

两大文学社团的对立

从文化争论到派系之争

二、郭沫若的＂衣冠禽兽＂论

鲁迅早期包办婚姻往事

批评背后的政治意图

三、鲁迅的＂才子加流氓＂回击

＂加＂字的巧妙用意

郭沫若的感情生活黑历史

讽刺效果的历史影响

四、从对立到和解

论战对双方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的携手合作

两位文豪的历史贡献与启示

郭沫若用4字骂鲁迅，鲁迅加1字回骂，世人笑称：这便是郭沫若

新思潮冲击下的文坛恩怨录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各地涌现出大批新文化社团。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阵营和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文学流派。创造社成员中的成仿吾，对鲁迅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场争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点及面逐渐扩大。创造社认定鲁迅的文风晦暗，思想消极，带有浓厚的封建文学色彩。

在文化论战的风云激荡中，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与鲁迅所在的阵营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双方围绕文化、历史、革命和主义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十多位当时的文坛大家也卷入其中。

文人相轻，这是自古以来的通病。创造社的几位成员并未完整阅读过鲁迅的著作，却妄下定论，将封建余孽的帽子扣在鲁迅头上。

面对这种不合理的批评和刻意的诋毁，鲁迅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性。争论逐渐升级，从单纯的文学批评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对抗。

有人试图调停这场文坛纷争，创造社的重要成员郁达夫也曾劝告郭沫若适可而止。但两位傲骨铮铮的文化人都不愿低头，骂战愈演愈烈。

这场论战最终从文化层面上升到政治高度，从左右派之争发展到路线之争。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完全撕破了脸面。

在这场持续多年的论战中，双方都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鲁迅以其犀利的文笔，在文坛上独树一帜；郭沫若则凭借创造社的影响力，在文化界占据重要地位。

这场文化论战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分歧，也展示了新旧文化交替时期的阵痛。论战虽然激烈，但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针锋相对文坛争端显风骨

1934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批评鲁迅早年与朱安的包办婚姻。这篇文章引发了文坛的轩然大波，也成为了两位文学巨擘之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郭沫若在文章中用＂衣冠禽兽＂四字形容鲁迅，指责他抛弃原配朱安的行为不仁不义。这一言论很快传到了上海，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鲁迅并未立即回应，而是静观其变。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开始着手准备反击的文章。

鲁迅的反击来得巧妙而犀利，他以＂才子加流氓＂五字回敬郭沫若。这五个字不仅数量上胜过对方一字，更在内涵上显示出高超的文字功力。

这场＂四字对五字＂的骂战迅速成为了当时文坛的热门话题。许多文人纷纷加入讨论，有人支持鲁迅，有人站在郭沫若一边。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展现出了极强的文字功力。郭沫若的＂衣冠禽兽＂借用了传统文化中的典故，指责意味深重。

鲁迅的回击则更显智慧，＂才子加流氓＂既承认了郭沫若的才学，又讽刺了他的人品。这种巧妙的文字运用，让很多人拍案叫绝。

论战的余波在文坛持续发酵，各大报刊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这场争端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骂战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深层矛盾。

郭沫若代表的创造社与鲁迅领导的左翼文学阵营，在文学观念和革命方向上本就存在分歧。这次论战不过是矛盾的集中爆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场骂战反应强烈。有人认为这是文人相轻的陋习，有人则觉得这恰恰体现了文人的个性和骨气。

这场骂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圈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符号。它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

更有趣的是，这场论战还衍生出许多民间趣话。人们把这个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津津乐道两位大师的机智与才华。

在当时的上海滩，很多文人墨客都以模仿这种对骂方式为乐。这种文人相争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

随着时间推移，这场骂战的热度逐渐降温。但它所反映出的文人气节和时代特征，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民族危亡放下恩怨显担当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个危急关头，原本势同水火的鲁迅与郭沫若，都将个人恩怨放在一边。

两位文坛巨擘虽然没有直接和解，但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爱国立场。郭沫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宣传。

鲁迅虽然身患重病，仍然通过文字声援抗日斗争。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号召人民奋起抵抗。

郭沫若在重庆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这个组织成为了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阵地，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海，鲁迅的家成了进步青年聚集的地方。许多年轻作家经常到访，讨论抗日救亚的大计，共同探讨文学创作与民族救亡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大量工作。他们编写抗日宣传材料，组织文艺演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鲁迅则通过笔下的战斗檄文，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他的文章被广泛传播，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1936年10月，鲁迅因病去世。郭沫若得知消息后，立即写下悼文，对这位曾经的论敌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郭沫若在悼文中写道：＂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这句话代表了他对鲁迅文学成就的真诚评价。

抗战期间，郭沫若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鲁迅。他说：＂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我和鲁迅先生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郭沫若还积极推动鲁迅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在他的支持下，重庆出版了多部鲁迅作品集，使更多人了解到鲁迅的思想。

这种态度的转变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人们看到，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这两位曾经的对手都以大局为重。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多次回忆与鲁迅的恩怨。他说：＂那些争论都是小事，抗日救国才是大事。＂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放下个人恩怨。两位大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国之心高于一切。

他们的这种担当精神，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这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值得称道的佳话。

从二人的转变可以看出，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真正的文化人都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精神品格，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沧海桑田数十载终释怀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1949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期间，郭沫若多次公开谈及与鲁迅的往事。195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鲁迅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5年，为纪念鲁迅逝世19周年，郭沫若特地撰写了一篇长文。文章中，他详细回顾了当年与鲁迅论战的始末，并对自己当年的偏激言行表示了反思。

在中国文联的一次会议上，郭沫若更是坦言：＂那场争论中，我的确有不够理性的地方。鲁迅先生的为人与文章，都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随着时间推移，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越发客观公允。他积极支持鲁迅作品的整理出版工作，并为多个鲁迅纪念活动题词。

1961年，郭沫若参观了新落成的鲁迅博物馆。在参观过程中，他驻足良久，还为博物馆题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

这些年间，郭沫若还多次到访鲁迅的故居。每次参观，他都会在纪念册上留下深情的话语，表达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敬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郭沫若在这场运动中备受批判，但他依然坚持自己对鲁迅的评价。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郭沫若也没有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文化革命中，我虽受批斗，但对鲁迅先生的敬意丝毫未减。＂

1978年，郭沫若去世前夕，还在整理与鲁迅相关的往事资料。他希望后人能够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理解两位文化人的是是非非。

郭沫若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文化界的普遍认可。人们认为，他晚年对鲁迅的评价，体现了一个文化人的襟怀和担当。

在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这段公案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这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能理解两位大师的可贵之处。他们的争论与和解，都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郭沫若晚年的态度转变，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也让后人明白，真正的文化人，终究会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园。

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故事，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的范畴。它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一个缩影，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这便是属于郭沫若与鲁迅的时代记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动人篇章。那些争论与和解，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而精神的光芒却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