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德鲁瓦·苏杰生在新书《印度的战略觉醒》中，高调阐述该国五大战略目标，直言中国是最大障碍。这番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对印度发展野心的关注，却也暴露出新德里在崛起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结构性矛盾。

书中提出的五大目标——强化国力、稳定周边、制衡国际权力、解决分裂问题、参与全球治理，勾勒出印度的大国蓝图。然而，现实进展远不及预期。经济方面，印度虽凭借人口红利实现快速增长，但基础教育薄弱导致技术工人占比不足12%，严重制约产业升级。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制造”计划，在高端电子产品领域市场份额不足3%，与中国的65%形成鲜明对比。

军事领域的问题更为突出。尽管印度近年军费开支突破800亿美元，但其装备国产化率仅45%。关键武器系统如战斗机、主战坦克严重依赖进口，2023年因俄罗斯无法按时交付S-400防空系统，暴露出供应链安全隐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歼-20隐身战机已实现完全自主生产，国防工业体系完备性令印度难以企及。

印度将周边关系紧张归咎于中国，却忽视自身政策缺陷。尼泊尔因领土争议转向中国寻求铁路联通；斯里兰卡在债务危机中优先选择与中国协商债务重组；马尔代夫更是要求印度驻军撤离。这些态势折射出印度“邻国优先”政策的失效，其以援助为手段施加影响力的做法，已被中国“一带一路”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所超越。

在国际舞台，印度的抱负遭遇系统性挑战。虽然GDP升至全球第五，但在世界银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排名中仅列第43位，半导体、精密仪器等关键领域依赖进口。试图入常的努力屡屡受挫，根源在于五常改革涉及复杂的国际权力重构，而非单一国家反对。即便在印度主导的“国际太阳能联盟”等机制中，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备受质疑。

土地改革滞后拖累基建进度。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延宕7年，仅完成征地60%，凸显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官僚体系效率低下更是痼疾，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度企业开办平均需18天，比中国多出12天。种姓制度等社会顽疾制约人力资源释放，高级职位中低种姓占比不足5%。

中印关系不应被简化为零和博弈。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中，60%来自中间产品，体现产业链互补性。若印度能放下战略焦虑，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或将找到超越对抗的新路径。毕竟，真正的崛起不在于压倒某个对手，而在于解决自身发展命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