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洋 摘要:种粮比较效益低是普遍共识，尤其在丘陵山区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导致种粮比较效益更低,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本文旨在研究健全丘陵山区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通过深入剖析农民种粮收益低的原因，分析研究耕地条件、土地流转、物质与服务投入、人工、政策、科技等因素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探讨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的对策，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提高社会化服务经营质量、提升山地农机应用水平、完善种粮收益政策体系、加大新型适用科技应用力度、夯实农业保险保障基础，以期为提高丘陵山区农民种粮积极性提供参考。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种粮合理收益是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核心驱动力。关于种粮收益的研究讨论主要围绕收益分析、影响因数、传导效应、提升对策、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一是种粮收益水平分析，多数研究普遍认为种粮比较效益低，如芦千文等[1]关于农民种粮合理收益界定、提升逻辑与保障机制的研究；也有少数研究单从利润率和净收入分析，认为农民种粮效益并不低，比如不将家庭用工计入成本，或按用工小时数计算实际劳动时间和家庭用工成本，农民种粮的利润率很高。二是农民种粮收益影响因数，如沈涵等[2]关于农民种粮收益影响因素与土地经营规模研究的综述；吴江等[3]关于农户种粮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最优粮食种植面积测算。三是农民种粮收益的传导效应，如罗静[4]认为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四是农民种粮收益提升路径及对策研究，如全引[5]关于提高农民种粮收益的途径研究。 上述文献为研究粮食安全、产业发展、促农增收、种粮收益、保障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考。种粮综合比较效益低是普遍共识，也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客观现实。但如何界定农民种粮收益水平在合理范围，在什么收益水平下才能较好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丘陵山区耕地资源条件差、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完善、综合机械化率低，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在合理水平面临什么困难以及如何制定保障机制？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生产条件、发展阶段、农民收入水平等进行具体分析。为此，有必要科学界定农民种粮合理收益标准，精准分析丘陵山区农民种粮收益特征、影响因素和面临问题，深入研讨构建农民种粮合理收益保障机制的路径。 1 农民种粮收益分析农民种粮收益测算可参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数据，但不同年度、不同地区、不同品种、不同规模的种粮农民会有不同的收益。测算农民种粮收益（净利润）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即总产值与总成本的差，但数据背后映射的却是民生、经济和社会难题。在我国，抓粮食生产不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和效益优先的原则[6]。总产值是粮食生产全部产品（包括主产品和副产品）的货币表现形式，由各产品产量乘以各自价格计算。总成本是指粮食在生产、流通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其不仅包括实际支付的成本，而且还包括机会成本，主要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3部分。 分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中的数据可知：一是粮食单产总体稳定，略有波动，在2011—2020年，2019年最高单产为7 234.50 kg/hm2，与2011年最低单产6 629.25 kg/hm2相比，也仅增长9.13%。二是粮食价格波动幅度加大，粮食价格从2019年的109.44元/50 kg增长至2020年的122.48元/50 kg，在年度间同比波动幅度最大，也仅为11.92%。三是总成本逐渐上升，其上升由物质和服务费用、土地成本上升导致，三者上升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人工成本趋于稳定。四是净利润逐渐下滑，由于粮食产量和价格稳定，而总成本上升，导致净利润逐渐下滑，甚至在2016—2019年净利润为负值。 种粮效益低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产值稳定，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种粮效益被压缩，甚至出现亏损。二是种粮比较效益低，与种植经济作物、从事二三产业相比，种粮效益低，种粮机会成本逐渐上升导致种粮比较优势下降、经营效益下滑。三是粮食的自然、社会与经济特性决定粮食价格必须保持平稳且较低水平，导致农民种粮经济效益偏低。四是粮食缺乏需求价格与收入弹性，与经济作物或高值农产品比较，随着农产品价格与居民收入的增长，其需求变化不大，导致比较效益逐渐下降，可能出现增产不增收现象。 总之，粮食归根结底要靠农民去种，如何让农民增加种粮收益愈加成为确保粮食持续稳产增产的关键。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不仅要让农民种粮“不吃亏、有钱挣”，而且还要尽可能多得利，粮食安全才有保障，农业、经济、社会的基础才会更加稳固坚实。 2 农民种粮收益合理水平由于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即使农民种粮利润率再高，其收益总额也不高，况且种粮利润率并不高。同时，农民种粮收益也无法与种植经济作物、养殖或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务收入相比较。因此，在研究农民种粮收益或分析农民种粮意愿时，只在粮食生产范畴内作对比分析研究。农民种粮意愿即农民站在自身利益角度综合考虑后作出的主观选择，可能不是最理性的选择，也可能不是最大经济效益的选择，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研究农民种粮意愿的唯一指标。农民在选择种粮时，种粮收益=粮食产量×价格-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农民计算种粮收益时，往往不会将自家劳务用工投入纳入成本）；若选择不种粮，不种粮收益=土地流转租金+劳务务工收入；而在计算净利润时，净利润=粮食产量×价格-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假设农民种粮时为劳务用工投入，不种粮时为劳务务工收入，计算净利润时人工成本三者一致，从以上分析可推导，农民种粮意愿单从种粮收益角度考虑，即种粮收益-不种粮收益=（净利润+人工成本）-（土地流转租金+劳务务工收入）=净利润-土地流转租金，其实是在判断净利润与土地流转租金之间的大小。当净利润大于土地流转租金时，农民从种粮收益角度出发，愿意种粮；当净利润小于土地流转租金时，农民不愿意种粮，更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选择力所能及的劳务务工方式获取收入，用土地流转租金和劳务务工收入购买粮食。农民不是以净利润为标准表达种粮选择意愿，是因为农民在从事农业劳动生产时不会将自身劳动投入算作成本；而在计算收益时会将劳动务工换算成收入，即用工成本。因此，从经济效益测算，保持农民种粮积极性就是要保障农民种粮净利润高于当地土地流转租金，农民种粮合理收益水平就是当地土地流转租金。 3 丘陵山区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因素3.1 耕地条件的影响丘陵山区地形复杂多变、山高坡陡谷深、道路崎岖狭窄、土壤保肥保水能力差，农民种粮收益较平原地区更低。一是户均耕地面积小，许多地块细碎凌乱、埂多台多坡大、形状不规则，费力费工产出低。二是农机作业效率低，大中型农机难以通行及作业，机具进地难、作业难，农机作业效率低、损耗大。西南丘陵山区综合机械化率仅为29%，远低于全国总体水平69%(2018年）[7]。三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地块散小细碎，沟渠老旧破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土流失严重，防汛抗旱能力极差，工程性缺水与季节性缺水交织并存，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不足0.07 hm2。 3.2 土地流转的影响土地成本在种粮总成本中的比重比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低，呈现稳中略升态势。土地成本对种粮总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小，种粮净收益对土地流转租金的敏感度相对小于对其他因素的敏感度[8]。丘陵山区土地流转成本高，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较平原地区大。一是质量较好的耕地流转后大多用于非粮产业，由于耕地产出率低、种粮比较效益低，流转地大多用于蔬菜、水果、中药材、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化种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多，大多数是小农户自发种植。二是流转价格虚高且逐年升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贷款、贴息、项目等扶持政策支持下发展规模化经营，会给予稍高的租金以便迅速集中连片流转土地，逐渐抬升的土地流转价格更加抑制农民种粮意愿。三是由于农户从事非农行业途径不多、能力不强，即使是“城乡两栖”、工农兼业的农户也具有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愿，加上部分失败低效的土地流转案例，导致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不强。 3.3 物质和服务投入的影响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最大，并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农民种粮收益对物质与服务费用的敏感度系数较高。由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物流运输成本的降低，全国各地物质与服务费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基本一致。一是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逐年升高，并且由于农户生态环保意识不强、农艺技能不足导致农资利用率不高，降低化肥农药用量任重道远。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不大、能力不强、领域不宽、质量不高，成本高收益低，虽然服务成本占种粮总成本的比例不高，但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降低农业物化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品质和产量，对降低种粮成本、提高种粮比较效益效果明显、潜力巨大。 3.4 人工投入的影响种粮收益对人工成本的敏感度大于对土地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的敏感度，人工成本是影响粮食成本的重要因素，在2015—2020年期间人工成本已经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用工量的减少。农业生产方式越来越倾向于节约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灵活性和零碎性，使劳动生产实际占用时间远多于核算的数量。丘陵山区劳动生产效率更低，用工投入量更大。因此，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少劳动用工投入促使人工成本降低是保障种粮收益的重要途径。一是人工成本稳中有降，但降幅不大，降低人工成本还有较大空间。二是由于农业劳动者年龄逐年增高，劳动效率逐渐降低，更加迫切需要通过改造劳动工具、改变生产方式来提升劳动效率。三是季节性用工缺口和专业技能型用工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 3.5 政策变化的影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的扶持政策，对调动和保持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对农民种粮意愿产生了不同影响。一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直接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有正向作用，但由于补贴水平较低，对农民增收影响甚微。二是农机购置补贴等间接补贴政策短期内节本增产增效作用显著，但政策效益发挥不充分，存在补贴资金结余闲置、违法违规套取补贴资金、与丘陵山区实际需求不相适应以及农机购置补贴机型不全、范围不宽、覆盖面不广等问题。三是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支持生产政策已经成为提升农民种粮效益的有效政策，但存在经营主体形成垄断的风险。四是粮食最低收购价、病虫害防治、农业保险等普惠性支持保护政策促进作用减弱，政策落实效果不理想。对粮食生产重视程度不及经济作物，扶持粮食生产端的政策措施不多，重点扶持加工、销售和收储环节，抑制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3.6 科技进步的影响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使得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对农民种粮效益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是农业科技的应用使种植更加精细化、高效化，从而提高了粮食产量和质量。二是农业科技的应用还提高了粮食品质，包括营养成分增加、农药化肥残留量减少等。但是农业科技研发创新主体与应用主体分离，导致农业科技推广效果不佳、推广范围不广，脱离生产实际。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基层农技人员业务不专以及农民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不足、成本较高、学习意愿不强等造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推进缓慢。 4 健全种粮收益保障机制的对策建议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造成了全球粮食供应短缺。种粮成本持续上涨、粮食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导致农民种粮收益承受双重挤压。健全丘陵山区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在政策保本、经营增效、服务支撑指导思路下，重点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经营质量、提升山地农机应用水平、加大新型适用科技应用、夯实农业保险保障基础、完善种粮收益政策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并结合农业生产条件、资源禀赋实际，以保持农民种粮合理收益水平为动力，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粮食增产丰收、农民生活富裕。 4.1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加强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将建设重点转移到土地整理上来，重心在于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土地平整度和连通度；水利设施坚持新建、修复、管护协同并重，要将年久失修的沟渠、水窖等设施全面摸排统计，制定修复计划，重新激活水利功能，盘活闲置低效资产；道路设施建设关键在于通达串联，通过政府衔接、社会帮扶、村民自筹方式多方筹集资金，将脱贫攻坚期间修建的通村路、通组路联通起来，形成互联互通的农村路网，提高物流效率和流通能力。 4.2 坚决遏制耕地非粮化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和监管，严格控制非农用地占用耕地，确保耕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规范编制耕地利用规划，明确各类耕地的用途，在粮食生产功能区、永久基本农田设立醒目警醒标识，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合理利用耕地，严防耕地“非粮化”。推进特色粮食产业发展，在稳定3种主要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资源禀赋、耕地状况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粮食和小杂粮产业，如小米、薏仁米、高粱、荞麦、马铃薯等，做好茬口衔接和配套种植技术指导，提高种粮综合效益。 4.3 提高社会化服务质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民提供专业化、集约化、全方位的服务支持，着力解决小农户生产难题。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协调优势，大力推广行之有效的“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联结形式，把其作为组织小农户接受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各利益主体紧密联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共同体。 4.4 提升山地农机应用水平针对丘陵山区的地形特点，研发和推广小型化、轻便化适用机具。创新丘陵山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支持方式，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比例，优化补贴方式，探索购置补贴、贷款贴息、融资租赁、承租补贴等相结合的综合补贴方式。着力推进农机农艺相融合、农机农田相适应、农机服务模式与适度规模经营相配套，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 4.5 完善种粮收益政策体系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市场调控等方式，健全完善保障种粮收益政策体系。落实好直接补贴政策，适当提高实际种粮农民补贴标准；完善间接补贴政策，结合地区生产实际和农民需要，研究制定区域性间接补贴政策和标准；参考浮动价格形成机制，动态调整粮食收购最低价，防止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影响农民种粮收益和粮食收购储备；从补贴内容、补贴方式、补贴对象等方面深入研究不同政策的优势，充分释放政策拉动效应，促进形成多维互补、分层支撑的政策体系。 4.6 加大新型适用科技应用力度在新技术研发中提高基层一线科研、农技人员和农民的参与度，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研究，努力提高农业科技成果实际转化率和应用效果。加大简易适用科技应用推广力度，推广简单、便捷、高效适用的新技术，评估新技术对农民学习能力的要求，研发推广普通农民“一看就懂、一用就会”的实用技术。建立县、乡（镇）种粮科技示范基地，集成展示农业新型适用科技成果，让农民更直观地学习了解新技术应用效果，提高新技术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加强科技应用培训，创新培训方式，优化培训内容，通过举办村级适用科技培训班、邀请“土专家”和种粮大户讲解新技术、发放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农民宣讲新技术，增强农民依靠新技术增产增效的信心和自觉行动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 4.7 夯实农业保险保障基础健全农业基本保险制度，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建立自然灾害保险、市场价格保险等多样化保险产品，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设立县级公益性农业保险机构，解决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因农业保险效益不高而导致的投入不足、意愿不强的问题。探索农村信贷、农业保险、农资销售、农业补贴申报等农村金融服务联动整合机制，为农民提供规范有序、安全有保障的农业金融服务和产品，夯实农业保障基础，促进农村金融繁荣发展。 作者简介:黄洋，硕士，贵州省黔西南州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经济师，主要从事农业农村经济研究。 来源：《农业科技与信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