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关于性别议题沸沸扬扬的讨论，总让人误以为我们已接近了父权制的黄昏。然而，威胁到女性的骚扰暴力却没有消失，女性在现实中仍旧如履薄冰。就像电影《芭比》里讽刺的那样，我们没有消灭父权制，只是将它隐藏得更好了。在这个时候，如何将女性主义理论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最近出版的萨拉·艾哈迈德的著作《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值得关注。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理论家，萨拉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女性主义理论内化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书写作于萨拉·艾哈迈德离开传统学术生产体系之后。2016年，萨拉辞去了教职，因为她所在的伦敦金史密斯学院对性骚扰不作为。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从这本最近出版的新书说起，结合更多其它文本，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将女性主义理论真正带入日常生活中。正如萨拉所说，我们要坚持做一名“女性主义扫兴鬼”，对性别歧视、性暴力说“不”。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意味着我们要将它变为我们的工作，内化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向自由。

撰文｜夏周

“快乐的女性主义者”

与“女性主义扫兴鬼”

萨拉自称“女性主义扫兴鬼”。这让我想到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我们都该是女权主义者)的演讲。2003年，她宣传自己的新书《紫檀木》时，一位“好心”的记者提醒她，千万不要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都是很悲哀的女人，她们找不到老公。”为了破除这一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阿迪契决定将自己称为“快乐的女性主义者”——不讨厌男人，喜欢涂唇彩穿高跟鞋，但只为了取悦自己。

阿迪契的宣言的确鼓舞人心。迪奥2017年春夏系列中，女性设计师Maria Grazia Chiuri 将“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印在了T恤上。即便社会对这一身份充满了误解，但总有不同身份的女性勇敢地拾起这一身份，并试图传递下去。

阿迪契演讲画面。

如今，离阿迪契收到“好心”记者提议已经过去了20年，上野千鹤子已成为国内的学术明星与女性偶像，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女性主义理论当作抵抗父权制的工具。这当然令人欣慰，因为我们似乎不用再反复自证，避免成为扫兴鬼了。但萨拉在《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中，坚定地拥抱了“女性主义扫兴鬼”这一形象，“因为我们大胆承担自己就是她时，她便会给予我们能量，有时甚至会带来快乐”。

何为“女性主义扫兴鬼”？她也许也涂着口红，穿着漂亮的裙子。但她一定会拒绝对充满性别歧视的笑话发笑，在性暴力发生时站出来抗议。那些对女性主义者抱有成见的人，会认为女性主义与不快乐、孤独相连，总是扫大家的兴。萨拉却轻蔑地反问：我所能获得的成功和幸福是不是我真正认同的那个版本？

书中，萨拉分析了“幸福”（happiness）这一词的根源。在英语里，幸福一词来源于中世纪英语“hap”（偶然、运气），也许（perhaps)、发生（happen）、偶然（happenstance）。现在，幸福已逐渐失去了偶然性，越来越变为特定的想象。这种想象落在女性身上，往往是收获浪漫的爱情，组建完满的家庭。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作者: [英]萨拉·艾哈迈德，译者: 范语晨，版本: 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10月

这不禁让人想起媒体上一些描写约会故事的文章，其中有许多素材正可用于对“幸福强迫症”的剖析。

在这些约会故事中，女性主义对于部分女性来说是饮鸩止渴的“空气罐头”，她们在现实中受挫后猛吸一口，随后又重新回到男人的世界，将女性主义弃置一边。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以及女性对待女性主义的暧昧态度，证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如今，女性不是接触不到女性主义，而是不能彻底地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实践。这种幸福强迫症和得不到幸福的难堪是一种价值观的两面。而缺乏其中任何一项，女性往往就会掉入自我拉扯的漩涡，反反复复，难以走出感伤的命运。

针对这一现状，萨拉提出了“我愿意造成不幸福”这一原则。这并不是说女性主义者要刻意追求不幸福，排斥任何幸福的可能，而是勇于将“偶然性”还给幸福，并且有勇气拒绝将与家庭婚姻、生育繁殖相关的“幸福”视为唯一的幸福，并不断地扩展它。

“我愿意造成不幸福”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能享受这类单一的幸福。女性想要获得自由，还需要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女性主义盟友，给予那些勇于过“不幸福的生活”的人支持。

萨拉·艾哈迈德援引了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中的讨论：人们总以为或期望，新娘会在婚礼上开心。如果新娘并没有感到开心，甚至感到“沮丧和不安”，那她经历的就是一种“不恰当的情感”。这种沮丧或许来自对婚姻生活的恐惧，担忧家务与母职一点点将自己消磨殆尽。其实，这种“不恰当的情感”并不少见。诗人夏宇在《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里，将婚礼形容成猩红色的，鱼（新娘）可能不愉快，但海（新郎）却不知道。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笔下的新娘更是阴森森的。

《心灵的整饰》，作者: (美)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译者: 成伯清 / 淡卫军 / 王佳鹏，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1月

萨拉指出，“女性主义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那些女性没有因本应使她们感到幸福的东西而感到幸福。”我们的社会期待女性在恋爱结婚，为组建家庭，养育后代时感到幸福。这一强势的期待框定了幸福的种类，也让那些没能在这些事情上感到幸福的人感到不安。她希望社会可以共情女性的真实感受，因为“我们不会将不幸福理解为没能实现幸福，也不会认为这导致了更多的不幸福，而是将其视作一种拒绝、一种要求、一种抗议，甚至一些平常之事，一种生活本来的质地。”

这也让人想到日本电影《不愿恋爱的雀斑小姐》 ，三十岁的佳纯从未谈过恋爱，也难以对任何人产生欲望。她总被母亲催婚，被迫参与相亲，费力地拒绝告白。这种“不合时宜”让她自己都觉得古怪，仿佛“不想恋爱”是一种疾病。转入幼儿园工作后，她需要在家长开放日展示绘本童话《灰姑娘》。而她的朋友真帆则直截了当地说《灰姑娘》的故事过于“父权”。在真帆的鼓励下，佳纯决定制作属于自己的《灰姑娘》。而它的一开头，就直接对“女孩们争相想要嫁给王子”的设定表示了疑问，提出“结婚为什么那么好呢？”

《不愿恋爱的雀斑小姐》 剧照。

这样一部“离经叛道”的绘本动画，在幼儿园引起了轰动。感到紧张胆怯的佳纯按了暂停，并在最后与其他老师一起，向家长们道歉。佳纯想要在幼儿园革新《灰姑娘》的举动看似失败了，但电影的最后，幼儿园来的新同事告诉佳纯，他很受鼓舞，因为他和佳纯一样，都是不愿意恋爱的人。

“同类”的相遇让他们彼此都松了一口气，这样的结尾并不是革命性的，但也让困在“幸福模式”里的人得到了喘息，并试着一点点从这样的轨道中离开，不再强迫自己适应不适合自己的事情，也不再为“本该”感受到幸福时没有体会到快乐而沮丧。“当幸福的封印被破除，当暴力闯入幸福的场景，我们开始听到过去的女性主义幽灵之声。”而这，也是过一种女性主义生活的第一步。

“扫兴鬼”要承担很多代价

如前所述，一直坚持做一个扫兴鬼并不容易。女性主义为女性描绘的自由并不是伸手就可以触碰到的树叶，而是需要我们从现有的系统中狠心将自己抽离出来，努力承担脱离系统的压力。除了困扰异性恋女性的浪漫爱，那些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性暴力更是筑成了一道道墙，横亘在试图推到它的人面前。它无处不在，坚固如混凝土。

萨拉曾在推特上发起一个练习，随便翻开一本书的索引，看下多少来自男性，多少来自女性。结果在上百条的索引中，只找到了几位女性；她的学生在谈论起某教授时，将他称为“摇滚明星”，并默认得到白人男性的推荐信就更能获得去美国读博士的机会；萨拉在参加学术会议时，会议主持者在介绍其他人时说“这位是某某教授”，轮到她时，却只叫了她的名字（即便在她的名字后加上教授，是十分合理的需求）。一位棕皮肤女性和一位白人男性共同参加一个项目时，即便他们在项目上是平等的合作者，但就因为男性的职位更高，是一个“学术摇滚明星”，他便轻浮地将合作者称为“我的妻子”。仿佛他的合作者，只是帮他泡茶，默默站在他身后的人。

电影《芭比》剧照。

在这个时候，扫兴鬼本该出场，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但萨拉发现，很多时候性别平等的工作者为了改变“女性主义和平等工作相当暴力”这一刻板印象，会刻意避免“扫兴鬼”的形象。她们穿上漂亮的衣服，保持微笑，以便更好地推进工作。萨拉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社会“通过增加对抗某些东西的成本来发挥作用，它使接受某些东西比对抗某些东西更容易。”即便这种接受，是以不断让渡我们的容身之所为代价。这一点在性骚扰问题上尤为明显。

萨拉曾参与了一项应对大学中性骚扰问题的行动。萨拉发现，在学生准备投诉时，一堵墙就会出现。控诉者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你可能会害怕周围人逐渐疏远你；害怕失去奖学金、推荐信等助你进步的机会。更糟糕的，有时候学校会认为这些控诉有损教授的声誉，不予公开；即便有教授因此被终止合同，失去教职，周围的人也会假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或者用“那不过是醉话”“那是一句玩笑”为其辩护，希望事情可以就此过去。这个时候，有的控诉者会产生自我怀疑，不再提出问题，任凭令人作呕的感觉将自己吞没。而骚扰者通过被宽恕得到了支持。

别让“多元化”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

更为致命的是，女性主义者被雇佣的组织，往往并不具有相应的“女性主义责任感”。它甚至常常无视、打压女性主义者的需求。在抵抗强权，挑战规则的过程中，萨拉发现大学提倡的“多元化”，比如促进性别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并没有真的促进结构性的改变。在她看来，大学之所以设有女性主义中心和项目，是因为“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和性骚扰仍然在结构着大学环境”。然而，在开设完相关的课程和研究中心后，高校仿佛就已经完成了促进多元化，推动性别平等的任务，甚至将其视为自己在“在性别平等上做的有多好”的奖章。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的努力往往被挪用了。那堵拦在女性面前的墙，并没有被推倒。

但是，萨拉决定继续做一个“任性”的人，不放下推倒墙的手臂。当我们勇敢地进行反抗，顶着成为“扫兴鬼”的压力前行的时候，也是将那些被刻意忽视的暴力公之于众的时候。萨拉也像她说的那样做了。

《不愿恋爱的雀斑小姐》 剧照。

2013年，萨拉从同事那里听说了有学生被教职员工性骚扰。她鼓励学生们勇敢地站出来，在多个针对性骚扰与性行为不端的问询中作证，但她遭遇了层层阻碍。这些阻碍不仅来自当事人的沉默，甚至还来自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因为学院声誉受损，那么她们所做的女性主义项目也会连带着遭殃。萨拉不想“把一个容纳一些人而排斥另一些人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机构当成家来看待”。2016年，为了抵抗学院对性骚扰的不作为，她辞去了伦敦金史密斯学院的教职。

就像萨拉尊敬的前辈奥德雷·洛德说的那样，“你的沉默不会保护你”，当暴力出现的时候，扫兴鬼如同证人，“因为它将伤害宣之于口”。与此同时，萨拉也强调并不是所有人都该勇敢地站出来说出真相，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承担代价的能力也不同。尽管如此，女性也可以采取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抗议，比如在书上写下骚扰者的名字，在墙上涂鸦……

女性主义是在破碎过程中诞生的，女性主义的队伍也可能是“脆弱的”。女性主义极力能做的，就是防止“扫兴鬼们”在与性别歧视、性暴力对抗的过程中掉队。

萨拉在采访中表示，《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这本书想要做的，就是将“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经历，与阻碍我们在世界中感到宾至如归的那些墙壁联系起来，与学院里出现的墙壁联系起来。”虽然当一个“扫兴鬼”，往往会承担巨大的代价，但女性主义绝不能变成一个“一遇到困难就可以抛弃信仰的信仰”。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当一个扫兴鬼，将世界搅动起来。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撰文：夏周；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题图为《不愿恋爱的雀斑小姐》 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