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庄严的声音落在天安门的城墙之下，也通过广播传至万千中国民众的耳中。

这一刻，所有人都等待了太久。

止不住的热泪从眼眶中肆意的留下，看着丈夫的这幅模样，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一遍遍的宽慰道“都过去了，女儿在那呢，让她回来了好好给你讲一讲，现在你的身体最为要紧”。

身为中央五大书记，毛主席为何下令不让其参加开国大典？妻子口中的身体要紧，究竟又暗含着怎样的深意？

1934年8月，任弼时指挥下的红六军团开始了西征。

这次的目标很是明显，为了支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

但在行军路上，任弼时等人却遭到了桂军的伏击阻挠，队伍被分成三支不说，伤亡情况也很是严重。

噩耗传来的时候，身患疟疾的任弼时正在修养，但听到将士们死伤惨重，心急如焚的任弼时却不顾警卫连长余秋里的劝阻，拄拐冒雨也朝着指挥部所在的方向赶去。

大营还没到，任弼时就与一副担架迎面撞击。

“这位小兄弟是谁？”

“报告，是五十二团的吴营长”。

听到这里，任弼时迅速擦亮一根火柴，照看伤员的情况。

嘴唇干裂，全身是血，手掌更是透心的冰凉，任弼时把熄灭的火柴棍丢掉，当即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吴营长的身上。

身边之人都在劝他“这可使不得”，但任弼时却充耳不闻，伏在吴营长的耳边，说了一句“安心养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吴营长被抬走，而任弼时也继续朝大营走去。

接连不断的呻吟声清晰可见地进入耳朵，任弼时只觉得比重伤的是自己还要难过。

他握紧了自己的拳头，势必要拿下战争的胜利，不会让战士们白白牺牲。

短暂的调整之后，部队接着行进，身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本可坐在马上行军，但是看着将士们，任弼时却主动下马，将位置让给了因为腹痛走路实在吃力的一名同志。

遗憾的是，反“围剿”以失败宣告结束，为了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红军在1934年的10月开始长征。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两年的风雨兼程，战士们身上的冻疮和瘦骨嶙峋的身体都是吃苦受累的证据，而对于任弼时而言，那条过草地时吃剩下的皮带，也是真真切切的证明着，他们创造了人类史上的长征奇迹，他们真的做到了。

1940年，任弼时回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事务变得更加繁忙，但无论在何位置，任弼时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内团结，关心和爱护人民干部。

对待民众，任弼时更是极尽温柔，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好各方面的问题。

他做到了17岁奔赴苏联留学时写给父母信中的那句“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积极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配合，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对于事业，任弼时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绝对不会在第九十九步的时候放弃”，因此叶剑英同志才会非常中肯的评价他为“党内的骆驼，人民的骆驼，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却从来没有过休息和享受”。

追溯任弼时早期的革命路程，他却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出生于1904年的他在1920年的时候就加入了毛主席与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任弼时也始终保持少年敢于直言的冲劲，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被评选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任弼时再次凭借不俗的表现，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

虽然身居要职，但是任弼时凡事却喜欢亲力亲为。

上至作战的决策研究，下至住房以及物资供应乃至大中小灶的伙食安排，凡是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任弼时都不愿意麻烦别人。

可这样的他，却是党内身体最不好的一个。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这是党内的大事，但对于任弼时而言，他却已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严重的眩晕感让他无法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党中央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此劝诫任弼时放下工作，安心休养，但却遭到了任弼时“国未全安，我怎能屈居幕后”的拒绝。

1945年9月2日，抗日战争结束，而新的噩耗却降落在任弼时一人的头上。

原来，为了防微杜渐，苏联的米尔尼科夫医生来华给所有的党内高层领导做了一次身体大普查。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出乎意料的是，任弼时的本钱已是如此“单薄”。

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脑血不足，不排除有破裂的可能。

除了任弼时外，其他干部的身体都是健康的，而为了他的身体考虑，医生也给出了建议：立即住院治疗。

“任弼时同志的病是非常严重的，随时都有可能病发，维持得好的话，还能坚持一个时期”。

医生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任弼时却依旧不顾劝阻，与毛主席、周总理一同转战陕北。

即便毛主席多次叮咛“工作时间不可超过四个小时”，工作起来的任弼时也总是极易忘我，俨然病症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般。

对于这个名副其实的工作狂，警卫员实在没有办法，便将医生叫来一起劝导他休息，可任弼时的回答却是“你们俩该休息休息，我该工作工作，咱们互不打扰”。

可旁人不知的是，任弼时的血压已经飙到了220，脉搏更是达到了每分钟110下跳动的频次。

这是被任弼时埋藏起来的真相，那么群众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任弼时在1949年中央进驻北京之后，拖着抱恙的身体对在水塘边亲切地对一位老农说“大伯，最近的粮食收成好不好？够不够一大家吃？”

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老人有些拘谨，但还是一字一句地回答了任弼时的问题“收成好，粮食也够吃，这都多亏了中国共产党员的领导啊，你看这沉甸甸的谷稻，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是一件组织上在30年下发的战利品毯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任弼时还在用。

是妻子用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早已破旧不堪不保暖，却依旧紧紧穿在自己的身上，每当有人提议为他做一件新衣裳，任弼时的都会斥责一句“花这冤枉钱做什么，我的衣服够穿”。

是工作人员在进驻北京之后，想要帮他把旧棉被换掉，却受到了任弼时“你们不要觉得我们进城了，生活就理所应当的阔气一些，国家现在还是很穷的，我们不能以享受为先”。

是1949年斯大林送来几辆轿车，行政部门打算分一辆给任弼时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我不要，我的旧车还可以坐一坐”。

任弼时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在生活上厉行勤俭节约。

他是干部的标杆，面对这样并肩作战的战友，毛主席为何在开国大典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下令禁止不许任弼时登顶天安门观看？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担心任弼时的身体吃不消。

任弼时的心脏已经无力承受任何超额的活动，滔天的喜悦更是有造成心脏剧烈波动的巨大可能。

虽然这是中国的伟大时刻，毛主席当然希望所有为新中国成立的革命人士都能一览红旗升起的盛世，但是毛主席更关心，更在意的是任弼时的身体康健。

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才会亲自批示“不允许任弼时同志参加开国典礼”。

1949年10月1日，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仪式上，却是不见任弼时的身影，但在城楼的看台之上，却站着一位和任弼时眉眼之间有着几分相似的女性。

那是他的女儿，任远征。

毛主席体恤任弼时，虽然他不能去观礼，但是任家还是有一个名额，夫妻二人就让女儿前去，好回来将发生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任弼时，佯装是他亲历的一般。

话虽如此说，但是在十月一日的整天，夫妻二人都寸步不离地守在收音机前面，一句关于庆典的消息都不想错过。

这一遭过去之后，任弼时在1950年的6月26日写了一封书信，名为《致中共中央书记处》，更准确地说，这也可以称为一封“请战书”。

也是任弼时人生中的最后一封。

“我的身体已经无碍，希望中央能恢复我的部分工作，让我迅速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任弼时用300字努力想要说服看信之心相信自己的身体已然无恙，毛主席知道对于任弼时而言，彻底停下来是比生病还要更为痛苦的折磨，于是他在6月27日的时候，写下了“同意”的回复。

毛主席的一锤定音，让任弼时瞬时开心了起来，立即忘我地投身于工作之中。

他叫了很多同志了解新中国成立一年以来的发展状况，面对美国在中朝边境的挑衅，任弼时也是非常的关注。

他料判美国一定会在朝鲜战事上大做文章，并且极有可能将中国牵扯进去，所以他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思考对策，设想种种可能。

四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最夸张的时候，任弼时白天工作一天，晚上还要研究朝鲜的战争形势图，就连他的枕头旁边，放置的还是朝鲜地图。

如果说任弼时之前的身体还能硬撑，那么自进入1950年，他的身体却实在是一日不如一日。

可即便如此，任弼时也坚持参加了1950年10月19日举办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且还就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做下了详细的笔记。

身为任弼时的老朋友，周总理在前往苏联出差的时候，带走了任弼时的病历本，他对着任弼时承诺说“你等我回来，一定给你带回治疗方案，不会让你这么早的离开党和人民”。

任弼时笑着点头，但是无情的病魔还是让他失信于周总理。

10月25日突发脑溢血，27日12时36分任弼时就撒手人寰，终年46岁。

周总理不用在繁忙的工作间隙抽出时间去为任弼时寻找治病的神医良药，但他多么希望，这个麻烦能一直麻烦着他，这样他的老朋友就不会走。

身为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任弼时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了三十年。

三十年来他勤勤恳恳，勤俭节约四个大字更是贯穿了他的一生，虽然未能在1949年10月1日登顶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但是在1950年的时候，他却圆了这个遗憾。

天安门城楼上的风终于吹过了任弼时的心间，而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奉献终生的他也值得所有人的悼念与缅怀。

功勋皆是伟大，唯愿英雄长眠，这盛世光景，这国泰民安，跨越时代的年轮，我们终将一起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