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父亲体检时发现患有高血压、胸前区疼痛症。1962年3月，病情加重，张仲瀚亲自安排他住进解放军301总院，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供血不足”。

三个月后出院，医嘱“全休3个月，逐渐恢复工作，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但他一返回垦区，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1963年9月10日兵团干部考核综合材料述：“该同志身体有病，嗜睡和高血压...”父亲的身体健康伴随着农八师屯垦戍边事业的发展而每况愈下。

1965年10月，父亲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来时路过西安去看望离别两个月已就任新职的鱼正东，提出想调陕西和鱼一起工作。

鱼正东考虑再三，觉得农八师的事业需要父亲，就劝父亲在石河子安心工作，许诺：“过几年一定去石河子看你。”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孰料这一走，竟是和鱼政委的永别，给鱼正东留下终身的追悔。

回到乌市兵团司令部，父亲向张仲瀚汇报了“十一”观礼盛况后，递交了退休报告。张政委执意挽留父亲，鼓励父亲坚守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

作为老一辈军垦事业的开拓者，继续任高职、受信用的国民党起义军官的父亲，承受着丁盛系统的新干部和复转军人的歧视、压制和打击。但父亲仍严以律己，低调做人，少言寡语，埋头工作。父亲历来为人厚道，官兵上下有口皆碑。

但是父亲的无欲，换不来丁盛一伙的良知，他们要抢班夺权，必须玩弄真理，不择手段。

1967年1月中旬，农八师机关的造反女干将倪菊芳带领农学院学生破门闯入父亲家中，开始了疯狂野蛮的抄家。

一番抢劫扫荡后，抄抢者还阴恶地偷偷将墨水倒入暖瓶，到家人喝水时才愕然发现。

此后，家中屡遭中学学生、专案组等抄家10余次，所有照片（含父亲与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胡志明等合影）、“9.25”起义通电、毛主席朱老总回电、西北解放画报专辑、30多本工作日记、西北解放纪念章、父亲参加解放军之后的历次任免令文件、10多本集邮册及花生、布料等文物及生活用品均被抢劫抄走。

1月20日，群众组织占领了父亲及王慕韩等师领导的办公室，工作日记及私人物品尽被没收。王慕韩转至机务科办公。

父亲正值咽炎发作，不能讲话，在家养病。师党委负责的副参谋长殷宝贵骂道：“这些老不死的东西，在家太舒服了，要对他们实行专政。”

5月，父亲和母亲及副师长王慕韩、韩荣福等一批“9.25分子”被宣布为“公安六条”的专政对象，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由群众监督从事指定的重体力劳动。

年近六旬，身患高血压冠心病和严重咽炎的父亲，多次被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进行游街批斗。

父亲忍辱负重，努力完成所有指定的劳动。我们每次都为爸爸担心，可他总是宽慰我们：“像刘政委、李副政委、杨主任这些老同志。战争年代南征北战，不怕牺牲，解放后又参加屯垦戍边，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不也一样挨批斗，跟他们相比，我挨批斗算得了什么。”

此时的丁盛、裴周玉正踌躇满志，准备大立战功。一场无中生有的“清算”正张着血盆大口瞄准起义将领。

1968年初，丁、裴以兵团领导小组的名义，指令各师办公室，恶毒地制造了“假起义、真潜伏”“国民党特务”等一连串莫须有罪名，对原兵团及各师起义领导私设公堂，予以严刑拷打，威逼诱供。

1968年2月8日，师专案组组长胡兵带着其手下李新功跑到我们家说：“殷宝贵找你有事。”大难来临，父亲取下腕上的手表和衣袋里的零钱、钥匙交给妈妈，悄声告诉妈妈：“我是不会自绝的。”继而默然随着他们离去。

父亲被禁闭在他亲手建起的师机关办公东楼。专案组摆设公堂，逼其承认“假起义、真潜伏”“特务身份”交代“陶峙岳、陶晋初布置的潜伏任务、破坏活动和潜伏同伙”，交出“潜伏电台及密码”。

父亲拒不承认。胡兵、冯泽功、李新功等人就动用四分铁管、皮鞭、棍棒、电刑、跪砖、挂砖、手枪顶头、假枪毙、吊水桶等十几种酷刑对父亲刑讯逼供。

打得父亲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死去活来，打得父亲直肠脱落，大小便失禁，衣裤和血粘在身上，多次昏厥，又多次被打手用凉水泼醒。

父亲被押走后，最初允许家里送饭。

第一天11岁的弟弟罗纲把饭送给了爸爸，第二天就不让弟弟见父亲，由管押人员转送。第三天弟弟找不到转送的人，自己找到楼下一间房子里，看到父亲已被打得趴在床上。

弟弟哭着问父亲，父亲挥手让弟弟赶快离开，连话也不敢说。弟弟追问父亲是谁打的？怎么打的？

父亲勉强拉开裤子，弟弟一看下身血迹斑斑，伤痕遍体！父亲指着墙角的凶器说：“是蓝袖头用暖气管和凳子腿打的，凳腿都打断了……。”（冯泽功当时带着蓝袖套）

弟弟回家哭诉，妈妈揪心地痛，赶紧去找师副参谋长殷宝贵求情：“隔离也好，审查也好，我们都没有怨言，只要不打，事情总会弄清楚。”殷宝贵却佯装不知地说：“群众起来了，打人算得了什么。”

2月10日晚，父亲趁打手不备逃出东楼狱室，一瘸一拐逃回家里。

母亲问：“殷宝贵叫你去干什么？”

父亲说：“他们让我承认，我和陶峙岳、陶晋初搞的是“假起义、真潜伏'，跟我要陶晋初给我的电台。”

母亲问父亲：“你到底有没有这事。有就交代。没有就说没有。”

父亲说：“根本就没有这事，可他们不信，还用暖气管打我，逼我承认。”说着撩起衣裤，母亲一看。浑身青紫，遍体鳞伤。裤子被血粘在腿上，惨不忍睹。

父亲告诉母亲，是冯泽功、高军他们打的。挨打的时候，让他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疼痛难忍。

父亲要去北京、兵团找王震、张仲瀚告状，让母亲找师小车班负责人李宪章找个车。

母亲思来想去，深怕事情闹大后果难以设想，最后只得劝他回去接受审查，不要乱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事情一定会搞清楚。

父亲不堪毒打和凌辱，又于2月15日只身逃出东楼办公室。

身无分文的父亲，步行18公里，跑到玛纳斯县城，找到县委书记、老八路耿光瑞（由六军十六师调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政工干部，后调地方工作），请他帮忙，找辆便车，要去兵团反映情况。耿光瑞不但没有帮忙。反而悄悄打电话告知农八师专案组。

父亲被胡兵、李新功一伙追拿押回师部东楼的狱室，两天后,又被打手们迁押至棉纺厂，罪加一等“逃往台湾”，酷刑升级变本加厉。

父亲宁折不弯，不失气节，始终不愿诬陷无辜。打手们就组织一帮人。每天三班倒。轮换值班逼供，七天不准父亲合一下眼。

自幼习武、身出黄埔、戎马一生的父亲，虽练就一身铮铮铁骨，血肉之身也禁不住这种疯狂折磨。

1969年夏末，身心俱受摧残的父亲，终于精神失控！在狱中，他失魂落魄、凄厉地呼喊长啸：“我不是特务！我没有罪！你们放开我！我起义有功！”

父亲被迁至石河子总场（一四五团）值班营机枪连关押、监督劳动。这一切都被封锁消息，家人全然不知。

直至1969年底，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在乌鲁木齐苇湖梁煤矿工作的弟弟罗果，到石河子探亲，找到师专案组，获准去石河子总场值班营机枪连见父亲一面。

此时，父亲已变得疯疯傻傻，连队里的人都叫他“疯老头”。罗果当即要求专案组给父亲治病。专案组托词说他是老糊涂了，根本不承认父亲有病，也不允许父亲去看病。

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父亲强忍着身心俱焚的痛苦，在坚守真实与正直的同时，仍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相信群众、相信共产党的信念中，仍然期待着和家人团圆，仍然关心着子女的学习、生活和成长。

他一方面独自吞下所有的委屈、迷茫和皮肉之苦，一方面尽量保护家人、避免带来更大的灾祸，总是以轻松的口吻写信安慰家人，鼓励子女。在他被关押劳动期间，迁居北京的子女，曾两次收到父亲的信件。

“假起义真潜伏”“藏匿电台”的罪名没有抓出证据，殷宝贵等人绝不罢休，派人日夜监视父亲的一举一动，等待时机，继续把父亲往死里整。

1970年3月，关押在石河子总场看守所、精神恍惚的父亲指着被面上的小花说：“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林副主席，你们保护我，不要让他们打我。”这一下犯了弥天大罪：污损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形象！反革命行为！经兵团党委上报，军区党委批准予以逮捕。

1970年5月18日，在石河子公审万人大会上公开逮捕父亲。在万人众目睽睽下，4名押解人员把绳索捆绑的父亲，从卡车上拖到会场台上，揪住头发，拳打脚踢，宣布“罪行”。会后，被从台上拉下来拖倒在地，扔上卡车，投入农八师看守所，这一关押就是3年零2个月。

父亲在狱中受尽欺辱。他们让父亲爬在地上学狗爬，稍有停顿，就是一顿毒打，让父亲每天沿着看守所围墙边，无休止的推一辆破旧摩托车转圈。

父亲在狱中，3年不剃须发，忍饥挨饿，枯瘦如柴。冠心病、高血压、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咽炎（严重时不能发声），种种病痛日趋严重，无医无药。

1973年，由于我多次上访申诉，师领导批准我探视父亲。

4月底，怀着5个月的身孕的我，抱着2岁的儿子宏宏，来到关押父亲的农八师看守所。只见一个看守拽着一个蓬乱的灰白长发堆过肩头、花白的长胡须堆盖胸前的佝偻老头走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吗？！自从1968年2月父亲被押走、我流落他方，整整5年我们父女未能见面。

此时的父亲，魁梧的身板、军人的体态已荡然无存！他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喃喃地问：“谁找我？”

我伤心至极，含泪叫了一声：“爸！”他竟没有认出我来，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

我哽咽着赶紧说：“我是罗安，安安。”他根本没有搭理我，直接走到我儿子跟前，呐呐地问：“他是谁？”我大声告诉他：“他是我儿子—叫高宏。”

父亲向孩子伸出颤抖的手，2岁的儿子害怕地闪开了。父亲开始问东询西，东拉西扯，问的全是我不知道的人和事，时而让我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时而说他向毛主席打了报告要求去开发青藏高原，时而说毛主席已批准他去解放台湾，直到分别时，口中还念念有词地离去。

父亲的状态使我心如刀绞，不能让父亲再受罪了！我们和下一代也不能继续在政治“泥浆”中，背负不明不白的“黑锅”了！

1973年5月5日，我以母亲的名义向周总理办公室、军委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发出了反映父亲冤案的上访信。

当时我面临生孩子，可在石河子居无定所。我决定去内地婆家待产。

6月，我出发前，揪心牵挂父亲，再次去师看守所探望。

在看守所的院子里，父亲蹒跚地慢慢走来，说一句“你来了”，就再也无话，又蹒跚地转身离去。

看守所所长走来，交给我一大摞数十张手稿，我一看，全是父亲在狱中一笔一划书写的“一流溪水无今古，两袖清风闹革命”。

看到父亲这一大摞以诗言志的亲笔笔迹，我顿时百感交集，无比悲愤：父亲这样情操高尚的人，居然也成了坏人、罪犯，被刑讯关押数年，天理何在？

父亲身陷图圄，受尽折磨，还如此清风傲骨，这是何等超常的意志和品格!父亲这一摞非同凡响的诗稿，我珍藏至今整整40年。

孰料这次会面，居然是我们父女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

1973年7月14日，经周总理办公室通知自治区，自治区通知兵团，兵团通知农八师，专案组终于通知父亲“经兵团首长指示，保外就医”，得以出狱。

家人终于和阔别5年多、受尽酷刑、病体缠身、饱尝冤屈、精神异常的父亲见面了。而我此时正在北京待产。

父亲“保外就医”后，终于向孩子们一吐狱中之苦。弟弟罗果曾写一份材料做了记述：

在父亲“保外就医”的一个多月里，妹妹罗丹成天跟着父亲，从一个多月的接触中，方断断续续地知道了父亲这几年所受的种种迫害。

精神失常，惊恐中的父亲，一见冯泽功、李新功、胡兵等人，就浑身打哆嗦：“他们要电台来了，他们又要电台来了，又要电台来了。”就到处乱跑，说是要找毛主席、王震部长、张仲瀚政委去问问起义到底有没有罪。

家人安慰他：“毛主席说你起义有功，没罪。”他马上高兴地要去发电报，对家人说：“我要求毛主席派我去解放台湾，去开发青藏高原。”

家人都很担心，这要是让殷宝贵知道了，又会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果不其然，被时时监视父亲的冯泽功发现了，拿着父亲给毛主席发的电报手稿，跑来就对着父亲连扇几个耳光，唾液飞溅地臭骂一顿，又在妹妹面前大骂道：“他妈的，还给毛主席打电报要解放台湾，这是想往台湾跑，想叛国投敌，是反革命行为！以后再打电报就找你们家里人算账！”

我在北京得知了我和母亲告状有了结果，父亲终于出狱的消息。

听说被送到农八师医院，我马上给母亲写了7页纸的一封长信，提出我的看法：把父亲放出来是上面的指示，并非专案组自愿，在石河子治疗，会否凶多吉少，令人担忧，况且父亲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应该异地治疗，应回福建老家或到北京治疗。

但母亲和弟妹都不是搞阶级斗争的人，只想快点治好父亲的病，就地快点解决问题，并没有足够的警惕，没有重视我的提醒，果然我的担心不幸变成现实！

父亲被释放出来保外就医，还是周总理亲自关照的，原师专案组组长胡兵就心怀鬼胎坐不住了，生怕他们一伙的罪恶行径败露，更怕周总理知道。

当时胡兵已当上绿洲食品厂协理员，知道副厂长杨奇馨的妻子和我母亲关系甚好，就支使杨奇馨到我家向父亲说情，想堵住父亲的嘴，要父亲不计前嫌，别提受迫害的事，以求大家相安无事。父亲虽有间歇性精神病，但人间善恶铭记心头，未予允诺。家人更是旗帜鲜明予以拒绝。

因无家可居，暂栖身的招待所十多平方米小房住一家人实在拥挤，父亲保外就医不几天，疯疯痴痴到处乱跑，就被送到八师医院心血管内科。

住院后先专程去红山嘴精神病医院（绿洲医院）会诊，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专科医生制定了治疗方案，特地说明，患冠心病的父亲只宜服用一般安眠镇定药。

8月15日，八师医院开始对父亲进行正式治疗。弟弟罗果全天陪护，住在父亲病房里，对父亲的治疗过程一清二楚。

进入治疗后，每天给父亲服用安眠镇定药。父亲诉说用药后头晕难受，不想用药。就在正式治疗的第三天，8月17日，晚饭后，天色已黑，父子入睡后，次日清晨4点，弟弟突然醒来，父亲一向鼾声如雷，怎么突然寂无声息？起身去探，大喊爸爸，一摸人已凉了！64岁的父亲，就这样悲怆、无奈、沉默地走了！

1979年1月20日，石河子地委在市委礼堂召开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含冤去世的原农八师师长罗汝正、副师长韩荣福、王慕韩平反昭雪。

作者：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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