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并不能抚平伤痛,行动才能|重访伊藤诗织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3-12-13 13:30:24

时间回到2019年12月18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Shiori Ito)遭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判决伊藤诗织胜诉,原TBS(株式会社东京放送)电视台记者山口敬之赔偿其330万日元(约21万人民币),同时驳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这场轰动日本社会的诉讼终于画下句号。然而,扑面而来的“恭喜”中,当时的伊藤诗织其实有些茫然。

四年间,性侵案件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终止。她依然在日常和公共生活的某个时刻,猝不及防地撞上过深埋在社会观念中的无形壁垒。网络上的风言风语也曾刮过亲密关系的高墙,腐蚀着身边人摇摇欲坠的信念。

当即将开启同居生活的男友兜着圈子问出“诗织有没有编造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时,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坚持的代价。“从法律角度来说,我或许打赢了那些言论;但从内心角度,我早已干涸。”

这还不是整个复原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对于伊藤诗织而言,她曾用了很长时间探索“如何重建关联性”。那起案件之后,“身为受害者的她”与“身为新闻记者的她”时常发生角色交叉,前者希望她保持愤怒,而后者又要求她尽量抽离个人情感,以专业的视角谈论事件本身而非自身。可这个过程中,伊藤诗织的自我又去哪了?

《裸泳》,[日]伊藤诗织 著,匡轶歌 / 匡匡 译,雅众文化 | 中信出版社,2023年9月。

她把这些零星的感受记录下来,整理成随笔集。她采集了许多词语来描述内心的复杂触角,当这些经历能够化为日常语言被拆解剖析时,重建的过程才算真正开始。她将这本书取名为《裸泳》——“在海浪中裸泳的一刻,便是我作为我,而活着的瞬间”。

2019年,我们曾因《黑箱》的出版采访过她。四年后,我们与她在赛博空间重逢。这一次,她只是伊藤诗织。这并不仅是关于一位女性如何重建个人生活的故事。她的经历为我们补充了看待这些年女性议题的后视视角。正如她在后记所言:“身为受害者,就不能笑?身为新闻记者,就不该谈论自身?多少本应发出的声音,被一波又一波的偏见所抹杀。”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以为的结束只是开始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伊藤诗织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早在2019年,她曾带着新书《黑箱》,踏上了为期十天的中国之旅。中国读者常将她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并列,她们都曾站出来指控性侵,揭开这个被尘封多年的“黑箱”。那之后,更多女性踩着她们的脚印,将个人故事汇聚成女性的集体声音,缓慢而坚定地推进着这项事业。

然而,这些声音被听到仅仅是个开始。打开“黑箱”之后,她们的生活就能重回“轨道”吗?(林奕含最后还是付出了生命代价。)

对于伊藤诗织而言,这个复原的过程远比庭审那段历程漫长得多。如果把庭审比作一场战斗,它虽然耗神费力,但这期间总有或远或近的人陪伴。外界的关注会化成无形的能量,好似将这个过程置于擂台之上而成为某种集体象征。但锣声停止,生活的重建则是她一个人在战斗。

性侵发生后,伊藤诗织甚至害怕看见她曾经最爱喝的酒。这会勾起那晚在寿司店的记忆,尽管直到今天,她依然记不起酒量不错的自己,那晚为何脑子会彻底断片。每年三月起,日本自南至北步入樱花开放的季节。但接连几年,她都有意识地回避去看樱花。遭遇性侵的那天早晨,她从酒店打车回家的途中,出租车窗外的路旁也是盛放的樱花,“与骤然失去色彩的我,形成两极反差”。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瞬间,都会在安静下来后,成为某个时刻触发创伤的开关。

尽管生活原本可能就是一场“扫雷”,但当增加了某种设定后,还是会在不经意时触碰到此前未曾感知过的壁垒。伊藤诗织在书中提起她最近一次献血被拒的经历。由于幼时曾目睹家人因搬家意外而导致失血过多,伊藤诗织几乎每年都会定期献血。但最近一次填写献血问卷时,在“近期是否与不特定或新结识的异性有过性接触”一栏,她老实打了钩。据工作人员称,受此影响,她可能今后再也无法献血。

当她终于鼓起勇气能够面对这些,回到家中想要稍稍卸下防备,却还是会遭遇危机。2021年末,就在她与男友即将开启同居生活的五天前,两人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商量同居生活的细节。男友兜兜转转问她“有没有编造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面前这个人曾陪伴她扛过了庭审最难的那些日子,却仍然在看到网上的留言后忍不住询问,还要加上一句“就算那些都不是事实,我也依旧爱你的每一面”。即便事件的经过,她都已经写在了《黑箱》里。

《黑箱: 日本之耻》,[日]伊藤诗织 著,匡匡 译,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公共空间的偏激揣测并非密不透风,就连朝夕相伴的身边人都曾怀疑过她的讲述。这些在庭审结束之后很久,还在慢慢发酵着。而这些质疑的根源,几乎都来自于案发当时,她“作为一个受害者”,在公众看来,没表现出“受害者该有的样子”。

如果“愤怒”有形状

“当时,你拒绝得干吗不再强硬点呢?”

在决定将受害过程公开后,伊藤诗织曾在不同场合受到类似的质疑。她记得父母在得知整个事实后,脸色涨得通红,厉声让她拿出更多勇气。负责审理案件的警官也告诉她,“你应该哭得再大声点,否则对方领会不了你的意思”。

在诗织的印象中,这是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人人都要求她“把怒气撒出来”。甚至人们由于感受不到她的“怒”,而纷纷代替她把“缺位”的愤怒释放出来。但“怒”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想起遭遇性暴力的当下,伊藤诗织说尽管当时她试图制止对方,但脱口而出的却是委婉的礼貌语。“愤怒”的情绪,每个人都曾体验过;但“表达愤怒”,并不是这个社会平等赋于每个人的能力。

语言的剥离是缓慢完成的。初三那年,伊藤诗织曾在回家的电车上遭遇过咸猪手,到站停车时,她从车里跳到站台,回头骂出:“变态死老头子!”这句话已经是她能说出的最高级别的脏话。但当时周围人听到她的骂声后,却不为所动。电车开走后,她被留在原地,透过周遭的眼神,她觉得自己像个“急赤白脸、大呼小叫的疯子”。自那之后,她越来越无法随心地驱动语言。一旦使用敬语时,身体也不自觉地表示出恭敬。

纪录片《日本之耻》画面。

多年以后,伊藤诗织依然不知道如何在合适的时机表达愤怒。整个开庭曾历经繁琐的准备工作,庭审期间山口也曾出面对质。回顾这一过程,她并非没有生气过,只是愤怒的矛头在无形中扭转了。

她在此后的回应中坦言:“在受害的当时,愤怒悉数指向了对性暴力姑息纵容的司法系统,以及对受害者提供社会援助制度的薄弱。反倒是对实施性侵的加害者本人,再也拿不出一丝力气去宣泄愤怒。”又或是为避免消耗心力,她在自我保护机制下仍然抑制着愤怒。

直到后来,她与朋友一行前往美国亚利桑那州赛多纳城徒步。在即将登顶的一刻,她感觉到腹腔深处涌上的热流,面对砖红色的岩石和湛蓝晴空,在一个从未料想过的时刻里,她哭了。那是她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深埋于体内的“愤怒”,像是眼前浩瀚的景色托住了她的怒意。

这份怒意,让伊藤诗织感到珍惜。“它证明,我还活着。”

从“活下来”到“活着”

很长时间里,伊藤诗织在自我介绍时,会称自己是“性暴力的幸存者”。相比于“受害者”而言,这个称呼听起来的感受会好一些。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是整个经历的“过来人”。说得更准确些,她是“幸存于当下的每一天”。当一个人以“幸存”回顾这一日时,所谓的生命能量只能刚刚好支撑自己“活下来”。

2019年,正在接受新京报专访的伊藤诗织。

“活下来”和“活着”有什么分别?伊藤诗织称她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之中微妙的界线,但“活着”至少应该是一种“不费力”的状态,她曾经是这样认为的。她提到自己曾饲养过一种名为“六角恐龙”的无毛动物,和娃娃鱼同科,粉白色的身体微微透明,甚至能够看到它的内脏。这种生物相当“Vulnerable”(编者注:多译为脆弱),不是“脆弱”,而是“不设防”。在伊藤看来,保持不设防需要很大勇气,它意味着将自己的弱点不加掩饰地呈现。而在自然界中,这样不设防的生物如何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幸存下来?

实际上,六角恐龙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是因为它们能够改变身体形态以适应陆地生活。一旦水位变浅,它们的身体会慢慢变成黑色,手足变得粗壮有力。但这种外形的变化需要付出足够交换的代价:原本能够存活十年以上的它们,改变形状后就只能活三到五年。人人都愿意待在不设防的环境中,但环境很难一成不变,关键在于人是否愿意被改变。

“六角恐龙之问”曾困惑了她很久。后来,她逐渐意识到是“被”字困住了她。在需要与人对抗的场合中,无论如何都很难做到不设防,但这并不意味着是环境逼迫我们做出改变,而是我们的自主选择。这个过程中,我们眼中的世界也在变化。“人如果能像六角恐龙,做到两种特质兼而有之,该多好啊!既有‘Vulnerable’的一面,也有不惧改变的那份坚强。”伊藤诗织说。

这种思维的转变在一天夜里有幸与真实的体验呼应。那天,她和朋友即兴去泡海边的天然温泉,又动了念头向远处的大海游去。依照往常,她会寻找摄入水底的阳光,但那一晚漆黑的水面下什么也看不见。当她缓慢浮上海面时,发现自己正处于夜幕下海浪的摇篮中,如一只浮游生物。“受害者、新闻记者、女人、人类……一切附着在我身上的标签,仿佛悉数融进了海水之中。”那是生命里,一次近乎神性的时刻。

纪录片《日本之耻》画面。

曾经她还会因噩梦而整夜无眠。不过在尝试“睡衣散步”后,睡眠便好多了。伊藤诗织分享说,“睡衣散步”顾名思义就是在清晨起床后,灌一杯清水叫醒肠胃,随后在睡衣外面直接套一件外套便出门走走。在室外温度适宜的情况下,这是一种相当提升内在觉察力的行为,沐浴着清晨的阳光在小区附近闲逛,回家路上拐进门口的便利店买份早餐。加满了氧气和血清素,整个头脑都敏锐又清晰。

“凡事不必用力过度,刻意而为。”在日复一日的“卸力”练习中,她原先紧绷的意识渐渐恢复了弹性。那件事之后的早些年,她也曾四处寻找能够给予她“安全感”的环境,但如今,她开始希望自己能成为给予他人安心感的家。

“I am home.”(我身处家园)伊藤诗织在书中写道。

行动才能得到治愈

以下是我们和伊藤诗织的对话:

新京报:久违,诗织。距离2019年12月结案已经过去了快四年的时间。你在书中提到,这些年,你努力从“活下来”一路走到了“活着”,这种转变于你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很好奇,对你来说,从“活下来”到“活着”,其中的关键更多是观念的转变,还是能力的习得?

伊藤诗织:坦白讲,如今对于“幸存”这个词,我已经没有什么“现在进行感”了。如果当初这个过程没有在我的笔下被“言语化”,可能其中的改变也会悄无声息地溜走。但说实话,每当有人安慰我说“时间将会治愈一切”时,我总会在内心反驳。治愈我的,并不是时间。

或者与其说是依靠“时间”,其实我是通过遇到的人、各种经历,才最终实现“从‘活下来’到‘活着’”的转变。反观我们常听到的那句“时间将会治愈一切”,这话好像在说我们只要被动地等待,时间一到就会好起来。很显然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尽可能地一点点为自己赋能,自主积极地采取行动去获得治愈。体感到“行动才能得到治愈”这点,我认为这是我过往人生的巨大转机。

新京报:时间回到2019年12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作出裁决,判决伊藤诗织胜诉。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这次案件的句点,“伊藤赢了”。事实的确如此吗?

伊藤诗织:2019年的胜诉的确在日本的法律中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判决案例,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然而胜诉之后,网络上的诽谤和中伤并没有就此消失,我不得不于2020年就网络的诽谤和中伤发起新的诉讼。表面上看,事件已经画下了句点。但在我的心中,胜诉并非宣告事件就此结束。

2019年12月18日,伊藤诗织在社交网络发文。

新京报:谈谈这四年间你的实际生活吧。案件结束后你在从事怎样的工作,长远来看有哪些计划?在之前的作品《黑箱》中,令读者印象很深的是,办案的警员曾劝告说:“一旦报了案,你在新闻行业里,恐怕再也难以立足了。”案件结束后,日本国内的媒体环境是否对你的回归有所阻拦?

伊藤诗织:是的。今年我首次在日本公共媒体NHK担任了纪录片节目的导演。然而在制作过程中,曾发生过节目的策划因为导演是我而被否决的情况。尽管面临着此般巨大的阻碍,但我也遇到了帮助我一同推进制作、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各种努力下最终节目顺利播出。

透过这样的经验,我意识到要在日本重新开展工作并非易事,但我的工作范围不仅局限于日本,这件事反而激励我可以将世界视为自己的舞台。

纪录片《日本之耻》画面。

新京报:那起案件后,你成了日本第一个公开长相和姓名指控性侵的女性。在案件伊始,它曾吸引大量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案件的进展。然而当案件结束后,作为当事人的你会为这样的称号困扰吗?毕竟所谓“第一人”既是“勋章”,也是施加在个体之上的“使命”标签,被封的个体将不得不让渡部分私人空间,多少承担更多公共责任,公众觉得“你不能停”,而个体意愿与感受常常被忽视弱化。这些年,很辛苦吧。

伊藤诗织:我一直很受困扰。如果要列举外部给我贴的标签,那简直数不胜数。不过,他人如何称呼我并非我所能掌控之事,所以我一直坚持的是,不自己去用那些标签和称号称呼自己,或与自己做联系。

“我是我”,为了能够摆脱标签,在这个社会畅游,所以我取了“裸泳”这个标题。

新京报:不少遭遇性侵的女性也会顾虑,公开身份实名举报可能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什么后果。尽管从女性权益的保障和推进而言,我们呼吁更多人站出来揭发抵制,但从个体出发,她们也不应该被“正确”所裹挟。这当然再度提醒我们压力不应该全部放在受害者如何选择之上。但在大环境彻底改变之前,遭遇性侵的个体确乎需要经验分享,并总结一套可用的工具箱。作为“过来人”,你全程走过这一条路。如今回看,我很想请你跟读者坦诚聊聊,如果选择这条路,当事人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和应对?

伊藤诗织:其实真实情况往往是很难预料的。可能不管本人做了怎样的准备,在公开场合谈论都会带来巨大的负担。“举证”是相信自己的第一步。但那并不是说必须公开。在所有可能的“工具”中,我认为,首先为自己“举证”,相信自己是最重要的。

她们绝对般的存在

拯救了我

新京报:在《裸泳》中,你坦诚记录了这些年间很多转变的尝试以及感受的变化。曾经为了“活下来”,你内心深处是否曾遇到过什么障碍?后来在哪些时刻里,你会感觉到自己逐渐拥有了“活着”的能力?

伊藤诗织:的确会遇到无法越过的障碍。但我始终相信,那些都只是我目前还无法越过的,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就能做到。所以在那天来临之前,为了在那时可以切实发挥出力量,在当下就要适当地放松,积攒能量(做些开心的事,吃些美味的食物,学习些新的事物)。我认为这就是活着的能力。

纪录片《日本之耻》画面。

新京报:书中你提到了很多女性友人。七年来陪你一路走来的麻美,三十二岁生日清晨陪伴在你身旁的加奈,还有性侵发声后,从伦敦第一时间向你伸出援手的“英国妈妈”田中明美……在过去的这些年,你对女性友谊有哪些新的体悟与理解?

伊藤诗织:我身边要是没有这些女性朋友,可能有很多瞬间我都无法撑过去。如今回想起来,相较于说她们为我特别做了哪些,不如说是她们绝对般的存在拯救了我。问题并不能在一天之内就得到解决,我们或许不是能力超群的律师,也不是有权力改变法律的政治家,但当珍视的朋友受到伤害、无力行动之时,我们可以做到与朋友相依、帮助对方获得能量,以助力其迈向下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做到与朋友一同思考、想办法。这些行动悉数都将转化为能量。

回答着这个提问时,我又想再次对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了。发自内心地谢谢你们。我爱你们所有人!

新京报:书中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提到你与前男友是在开启同居生活的五天前分手的。那天,他兜兜转转问出了藏匿许久的问题:“诗织有没有编造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还表示:“就算那些都不是事实,我也依旧爱你的每一面。”这些疑问曾让当时的你深感疲惫,甚至需要临时躲去洗手间平复心情。可能至今仍会有部分男性读者困惑,这样的问法会伤害对方吗?“眼前的他,看似能够理解我,实则从未理解过我。”为什么这么说?

伊藤诗织: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会让人想,是不是当时他提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但在那时,我内心中绝对的信赖就是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倒塌了。这样的情况是绝不会发生在我们刚刚聊到的上一个问题中,也就是我所提及的女性朋友间的。那个瞬间,他的存在不再在我心中具有绝对性。信赖的恢复需要能量,而那时的我并不具备这样的能量,也很纯粹地不想在这种事上耗费能量。可能我们俩的关系也就只到这个程度吧。

新京报:你在书中还提到了很多生活中的细节,看似微小实则在自我重建中意义重大。这些年,你又重新恢复了饮酒、食辣,“睡衣散步”也颇具启发。对你而言,这些饮食生活和日常琐事在自我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伊藤诗织:我由此所获得的所有生活中的小乐趣和习惯,都是“按心之所向活着”的体现。

日本司法领域

仍未取得实质进展

新京报:接下来视角拉开,我们再来看看这四年间社会层面的进退。在写作《黑箱》时,你曾提到勇气的来源是为了“让我们的姐妹,和活在未来的孩子不再经历相同的遭遇”。那起案件后的这些年,在你的关注范围中,日本国内还发生过哪些类似的值得关注的案件?它们的判决处理有哪些新的进展突破?又或暴露出哪些新问题?

伊藤诗织:杰尼·喜多川的性侵问题(编者注:“杰尼·喜多川事件”指日本知名艺人经纪公司杰尼斯事务所已故前社长杰尼·喜多川被控性侵一事。该事务所曾培育了包括SMAP、V6等知名偶像男团,以及木村拓哉、反町隆史等多名知名艺人,是日本知名的男星经纪公司。喜多川是该事务所创始人,也被视为日本流行文化教父。8月29日,该事务所举办新闻发布会,认定从1970年到2010年,喜多川长期对公司名下艺人实施性侵行为。其间,受害者即便向工作人员倾诉,得到的回复也多是“如果想出道的话就只能忍耐”。)、五之井里奈女士在自卫队遭受的性侵问题(编者注:“五之井里奈女士遭性侵事件”指日本福岛地方法院于今年10月底审理的一起发生在日本自卫队内部的性骚扰事件。2021年8月3日晚,日本北海道陆上自卫队训练场内,三名队员以传授格斗技巧为名,对24岁的女性自卫官五之井里奈实施犯罪行为。该案件随后在整个自卫队内部引发针对职场霸凌问题的特别调查,结果在1325起被立案调查的指控中,超六成案件受害者没能利用自卫队咨询窗口机制获得有效帮助。伊藤诗织旁听了这次庭审。)等,新的性暴力事件现在也层出不穷。

纪录片《日本之耻》画面。

在过去的2023年,日本在刑法修正方面取得了很多关键性的进展。但目前来看,日本国内仍旧没有在法律层面正式确认“未经同意的性交是强奸”。这意味着,如果受害者要举证强奸,就需要证明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暴力和胁迫。或是被殴打的痕迹非常明显,或是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即便是与事件无关的第三方也很容易觉察到暴力的发生。可以说,这等同于法律仍在要求“完美受害者”。

我认为,只要在这一点上没有取得进步,就很难说日本的刑法有了实质改变。

新京报:相比于写作《黑箱》时的客观抽离,《裸泳》中你更加不惧怕自我暴露。你在书中提到日语中对主语“我”的避讳,和敬语的泛滥。而在中日的传统规训中,对女性“爆粗口”的偏见实则由来已久,语言的规训会如何影响使用者感受的形成与表达?为什么说“脏话”其实是让语言“变柔软了”?

伊藤诗织:我认为问题在于:以往一直定义哪些语言“对女性来说是脏话”。关键是,女性没有被赋予相关语言去表达自己所感受到的感情,同时还一直以来不被允许使用脏话。我们肯定也有一些想法是只有使用世间所谓的“脏话”才能够表达的。当可以遵循自己真实的感受去进行表述时,情感便能得到如实的展现,所以说是(脏话让语言)“变柔软了”。

新京报:近些年,社交媒体已经越来越成为性侵事件发布的主要平台。相关案件往往第一时间会通过社交媒体而非某个媒体机构发布,这也使得社交媒体成为网络动员的关键地带。你既是事件的当事人,又是媒体的从业者,你会怎么看社交媒体的角色?

伊藤诗织:如今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传递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交媒体上的诽谤和中伤问题。

新京报:最后,2019年你曾来到中国与此地的读者见面,这趟旅程也成为如今这本《裸泳》成书的契机。时隔四年再见,你有什么想对我们平台的读者说的话吗?

伊藤诗织:I MISS YOU ALL!!!!!!(我想念你们所有人,编者注:感叹号未作删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申璐;编辑:荷花;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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