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上海，陈毅笑骂聂凤智：你胆大包天，敢用萝卜私刻我的印章

1949年的春天，上海战役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为了完整解放这座东方明珠，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五十一军正负隅顽抗。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聂凤智必须说服刘昌义率部起义。但刘昌义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要求：他要见到陈毅司令员，得到陈毅的亲自承诺。此时陈毅正在前线指挥战役，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时间紧迫，城市的命运就在这一刻。聂凤智看着桌上的一份空白文件，突然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这个主意，不仅打开了解放上海的关键一步，更让陈毅在事后又气又笑。究竟聂凤智用了什么办法，让刘昌义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

一、渡江战役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2月初，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求在长江沿线部署渡江战役。当时，国民党在长江南岸部署了二十余个军，构筑了三道防线，妄图凭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进。

二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召开作战会议，决定采取＂多路突击、重点突破＂的战术。第二十七军被分配到无为县一带，担负突破皖南要塞的任务。聂凤智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军参谋部人员实地勘察地形。

无为县江段河面开阔，江面最宽处达到两千余米。当地渔民告诉聂凤智，这里水流湍急，暗流众多，且春季涨水期即将来临，渡江难度极大。在江边考察时，聂凤智发现国民党在对岸修筑了大量碉堡工事，还部署了重炮阵地。

为了摸清敌情，聂凤智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他首先派出参谋人员化装成渔民，收集对岸军事设施的情报。同时，他还让工兵部队秘密测量水文数据，绘制详细的渡江路线图。

三月初，聂凤智组织军区首长在江边召开现场办公会。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无为县芜湖段的一处江心洲作为渡江跳板。这个江心洲虽然面积不大，但位置极为重要，可以作为分批渡江的中转站。

为了验证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聂凤智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趁着夜色乘坐渔船接近江心洲。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这里不仅可以隐蔽大量船只，而且敌人的火力较难覆盖到此处。

二十七军随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渡江准备。工兵部队昼夜不停地修建码头，搜集船只；后勤部门储备了大量粮食和弹药；军医院也做好了战时救护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聂凤智特别重视对部队的训练。他要求所有参战部队必须进行严格的渡江演练。在芜湖以北的瀛洲湖畔，二十七军的官兵们反复练习登船、划桨和泅渡。为了确保演练效果，聂凤智规定：每个连队必须保证三分之一以上的战士能熟练游泳。

三月下旬，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聂凤智向各级指挥员强调：＂渡江战役是一场立体作战，既要消灭敌人，更要保护好长江沿岸的工农业设施。我们肩负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必须确保首战必胜。＂

二、＂先遣渡江大队＂的特殊任务

在进行渡江战役总体部署的同时，二十七军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获取最准确的江南敌情。为此，聂凤智在1949年3月下旬秘密组建了一支特殊的侦察分队——＂先遣渡江大队＂。

这支队伍由侦察科长慕思荣担任大队长，成员包括30名精选的侦察兵，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水性好手。为了掩护身份，大队特意准备了一批渔具，队员们还要求记住长江水域的各种方言和渔民习俗。

4月初的一个深夜，先遣渡江大队分三批渡江。第一批由慕思荣带领10名队员，乘坐三艘渔船，在无为县芜湖段偷渡。当时江面上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这反而成了天然的掩护。队员们穿着事先准备好的国民党军服，携带着电台和侦察工具。

上岸后，先遣渡江大队立即与当地地下党取得联系。通过地下党的帮助，他们获得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正在调整防线，五十一军即将接防苏州河北岸地区。这个情报为后来策反刘昌义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了便于侦察活动，队员们分成多个小组，装扮成各类身份。有的假扮成流动小贩，沿着江边叫卖；有的伪装成国民党军队的通信兵，在军营里来回穿梭；还有的化装成码头搬运工，打探敌军的调动情况。

在一次侦察中，队员王德发现国民党军队正在江边修筑新的炮位。他冒着极大风险，趁夜色绘制了详细的工事布防图，并用密电报告了军部。根据这份情报，二十七军及时调整了渡江点，避免了可能的重大伤亡。

另一名队员李明则通过结识一位国民党军需处的士兵，获知敌军粮草补给线路图。这份情报不仅帮助我军锁定了敌人的后勤要害，还为后来切断敌军补给提供了重要参考。

4月中旬，第二批和第三批队员也相继渡江成功。他们分别潜入芜湖和南京地区，建立了多个情报点。通过这些情报点，先遣渡江大队不仅掌握了敌军的部署情况，还打通了与当地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渠道。

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性，队员们采用了多种联络方式。白天用旗语和烟火暗号，夜晚则通过电台发报。他们还在江边的几个关键点设立了秘密联络站，用钓鱼、采菱等方式作为接头暗号。

在整个侦察过程中，先遣渡江大队共绘制了十几份详细的军事地图，记录了数百条重要情报。这些情报涉及敌军番号、兵力部署、防御工事、补给线路等各个方面，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遣渡江大队还在江南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为后续策反国民党军队提供了重要渠道。正是通过这个渠道，二十七军才得以与刘昌义建立初步联系，为最终和平解放上海创造了条件。

三、上海攻坚战中的特殊谈判

1949年4月下旬，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推进，解放上海的战役进入关键阶段。通过先遣渡江大队建立的情报网，二十七军获悉刘昌义对国民党统治已产生动摇。为此，聂凤智立即指派地下党员王仲民作为特使，与刘昌义展开秘密接触。

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上海西郊一家茶馆。王仲民以茶商身份出现，通过事先安排的关系人引见给刘昌义。在这次会面中，王仲民婉转地表达了解放军争取和平解放上海的诚意。刘昌义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为了进一步推动谈判，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出了与刘昌义相识多年的罗维道作为第二位联络人。罗维道曾是上海商会要员，与刘昌义有过多次工商界交往。通过罗维道的斡旋，双方建立了更稳定的联系渠道。

但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刘昌义提出了一个关键条件：必须由陈毅司令员亲自承诺，保证起义部队的安置问题。这个要求一度令谈判陷入僵局，因为陈毅正在指挥其他战役，无法亲自到场。

就在这时，聂凤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他让参谋长找来一个形状规整的萝卜，仔细雕刻成陈毅的印章。同时，他让军部文书处的同志研究陈毅的笔迹特点，拟定了一份保证书。

为了确保这个计划的可信度，二十七军特意从地下党员中挑选了几位熟悉公文写作的同志，帮助修改文书格式和用语。他们甚至在纸张的选择上都十分考究，专门找来了与军部常用的相同纸质。

5月初的一个夜晚，在上海西郊的一座宅院里，王仲民将这份盖有＂萝卜印章＂的保证书交给了刘昌义。文件承诺起义部队将得到妥善安置，官兵待遇从优。除了保证书，聂凤智还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起义方案，包括具体的时间节点和行动步骤。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军部参谋处还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接应计划。他们在苏州河北岸预先布置了联络点，安排了专门的接待人员，甚至连起义部队的伙食保障都考虑到了。

这个看似冒险的计划最终获得成功。刘昌义收到文件后，很快就下达了起义命令。五十一军官兵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全部放下武器。这不仅避免了一场血战，也为和平解放上海开辟了重要突破口。

事后，当聂凤智向陈毅汇报这个＂萝卜印章＂的故事时，陈毅先是一愣，继而哈哈大笑，说道：＂你小子胆子不小，竟敢用萝卜刻我的印章。＂但看到这个方法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陈毅也表示了认可。

这次特殊谈判的成功，不仅体现了解放军指挥员的智慧和灵活性，也反映了当时许多国民党军队官兵对和平解放的期盼。正是这种巧妙的谈判方式，为上海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萝卜印章＂事件的后续发展

随着五十一军的和平起义，＂萝卜印章＂事件在上海战役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看似简单的计策，实际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上海的全面解放开辟了新的途径。

首先是在军事上的直接影响。五十一军起义后，苏州河北岸的防线出现了重大缺口。这个缺口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整体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其他部队的军心。仅在一周之内，就有三个团的国民党军队派代表前来谈判投诚。

在处理起义部队问题上，二十七军采取了特殊措施。聂凤智立即成立了接收安置办公室，由军政治部主任亲自负责。为了兑现＂萝卜印章＂文件中的承诺，他们不仅保留了起义官兵的军饷待遇，还妥善安置了家属。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在上海国民党军队中迅速传开，进一步促进了其他部队起义。

五月中旬，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原本打算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一位姓张的参谋长，通过地下党员秘密转达了谈判意向。他提到，刘昌义部起义后的待遇情况已在军队中广为流传，这让许多军官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为了扩大战果，聂凤智又一次展现了他的谋略才能。他让已经起义的刘昌义出面做说服工作，并特意安排起义官兵与其他国民党部队进行对话。这种＂以己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收到了显著效果。到五月下旬，又有两个主力师表示愿意放下武器。

与此同时，＂萝卜印章＂事件也在政治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上海的工商界得知此事后，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合作意愿。一位在上海颇有影响力的银行家更是主动请缨，愿意为解放军与其他国民党部队的谈判牵线搭桥。

为了确保这些谈判的顺利进行，二十七军专门成立了一个谈判小组。这个小组由政治部、参谋处和情报科的人员组成，统一协调各方面工作。他们根据＂萝卜印章＂谈判的经验，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谈判程序和规范。

在具体操作中，谈判小组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对于不同的起义对象，他们准备了不同版本的承诺文件。有的强调安置条件，有的注重政治待遇，有的则着重解决实际困难。这种灵活多变的方式，使得谈判工作更有针对性。

到五月底，＂萝卜印章＂事件已经成为上海和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为解放军节省了大量军事资源，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遭受战争破坏。许多年后，当地老人仍然把这个故事当作谈资，称之为＂化干戈为玉帛＂的典范。

这期间，陈毅也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他说，这个看似冒险的举动，实际上体现了解放军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对敌斗争的灵活性。事实证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时候一个巧妙的策略，比一场大规模战役更能达到预期目标。

五、和平解放上海的最后时刻

1949年5月25日，随着＂萝卜印章＂事件的连锁效应不断扩大，上海和平解放的进程加速推进。在这个关键时期，二十七军采取了一系列细致的部署，为最终接管这座特大城市做好准备。

聂凤智首先成立了城市接管工作组，下设治安、供给、交通等七个专项小组。每个小组都配备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地下党员和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种＂新老搭配＂的方式，确保了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治安方面，工作组特别注意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他们通过已经起义的警备部队提供的情报，掌握了大量特务人员的名单和活动规律。同时，组建了由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官兵组成的联合巡逻队，分区域对重要场所进行保护。

为了确保城市基础设施的完整，二十七军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他们让已经起义的工程部队官兵继续留守在原岗位，维护电力、自来水等重要设施的正常运转。这些人对设备的操作十分熟悉，有效防止了设施在交接过程中出现故障。

在金融领域，通过前期与银行家建立的联系，解放军获得了上海金融系统的详细情况。工作组立即派出专门人员，对重要金融机构实施保护。他们还成功说服了多家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留任，保证了金融秩序的稳定。

5月26日清晨，一支特殊的队伍开进上海市区。这是由二十七军派出的先遣部队，成员包括政工干部、技术人员和医务人员。他们分头前往各个重要部门，与地下党组织配合，接管各类机构。

当天下午，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原本准备抵抗的黄浦江防务司令，突然通过地下党联络员表示愿意投诚。这个变化使得原定的强攻江防的计划得以取消，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为了安抚民心，二十七军特意组织了一支由起义官兵和解放军战士共同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手持＂和平解放上海＂的横幅，走过南京路等主要街道。这一举动让上海市民直观地看到了和平解放的成果。

5月27日，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在外滩的一座大楼里，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原国民党市政府的一些职员按照事先商定的安排，将重要档案和印信移交给解放军代表。

当天晚上，上海市区的主要路段都亮起了久违的路灯。这是起义的电力部门员工们精心准备的＂献礼＂。灯光下，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欢庆的市民，许多人自发组织起舞会和庆祝活动。

5月28日，陈毅等首长进驻上海。在宣布上海解放的同时，他特别提到了这座城市和平解放的过程。对于＂萝卜印章＂事件和随后的一系列谈判工作，陈毅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些工作为保护上海这座近代工商业重镇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二十七军继续协助市政府恢复社会秩序。起义的部队按照承诺得到妥善安置，有的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有的转入地方工作。而那枚传奇的＂萝卜印章＂，也被军史馆收藏，成为和平解放上海的重要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