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曾发在本平台，几天后被禁。今修改若干敏感词，重发于此）

几十年以来，关于高敬亭之死，坊间传得最多的，是说叶挺不请示党中央，而是请示蒋介石，并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杀了高敬亭。

果真是这样的吗？

一、叶挺可不可能听命蒋介石擅杀高敬亭

很多文章都说蒋介石有一个批文“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说叶挺就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指令枪毙了高敬亭。

我没看到过这个批文的出处，不过退一步说，即便真的存在这个批文，据此说叶挺就是听了蒋介石的指令枪毙了高敬亭，我也是一万个不相信的。

叶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也曾多年脱党，可叶挺不是政治上的菜鸟，不是软骨头。叶挺的政治敏感性，叶挺的立场，叶挺对蒋介石其人的认识和态度，不是有些网络大V认为的那样。以他敢于在1927年领导南昌、广州两大起义的历史，以他几十年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悟道，以他身陷囹圄后坚贞不屈的个性，他可不可能会尿他蒋介石的什么指令。别说枪毙一个支队司令员，就是撤换一个排长，叶挺也不会听他的。

因为新四军冠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所以至少在皖南事变之前，叶挺（实际上通常是叶项联名）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请示报告与批复指示等等官样行文还是必须得有的。

随便举个例子，1939年5月27日，叶挺、项英联名向“重庆委员长蒋”密报新四军在苏皖全椒丹阳等地与敌作战情形后，蒋于31日复电：

“泾县叶军长、项副军长：感午参电悉。密。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需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力无法转运为要。中。世申。”

似这样的叶项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密电，多如雪片。这是否意味着新四军的一切都在蒋介石的掌控之中呢？当然不是。那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新四军的大事小情，岂是他蒋介石能说了算的。

八路军同样如此。比如1938年12月7日，蒋介石关于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歼敌嘉奖密电：

“朱、彭总副司令：东酉电悉。密。贵总、副司令统帅有方，迭挫顽寇，聂部斩获特多，厥功尤伟。希即传谕嘉奖，以资鼓励。桂。中。阳申。”

有兴趣的翻一翻抗战时期的史料，朱德、彭德怀给蒋中央的请示报告，蒋介石给朱彭的指示、嘉奖等等，摞起来总有几米高吧，说明什么了？说明八路军的战绩全赖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

那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

假如真的有叶挺与蒋介石之间关于高敬亭处刑的请示与批复，那也就是在中共内部已经做出决定后，在枪毙高敬亭之前或之后，跟蒋介石走个程序而已。

二、叶挺枪毙高敬亭到底奉了哪一方的指令

网络大V二V们一遍又一遍地复制粘贴着同样的一个段子，说是延安方面和东南局项英在得知叶挺奉蒋介石指令枪杀高敬亭后十分震怒，对之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我曾无数次向持此说者请教：此说依据何在，出处在哪里，二十多年了，迄无一人能给出哪怕一个字的答复。

非常抱歉的是，我却看到了两个十分不利的相反的依据：

其一是叶挺处置完高敬亭事回到皖南军部后，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委主席项英于8月(未署具体日期)致电中央军委，以党的负责人的口吻居高临下地评价叶挺：“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载中央档案馆存《项英致中共中央军委电》)

脑袋没进水的可以想一想，如果叶挺不经延安同意而奉了蒋介石的指令杀了高敬亭，还能不能被说成“在政治上对党有极大进步”？如果叶挺因杀高受到了延安和东南局的指责，作为东南党的负责人的项英还可不可能在打给延安的电报中对叶的杀高之举给予肯定和称赞？

你想，你细细想。

其二是杀高后不久的7月16日，新四军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后向中央发电：“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载《中共中央东南局》739页）

重点是这句“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啥决定、啥办法？如果这样的潜台词你仍然还是读不懂的话，我建议你去找医生看看，看看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坏了。

治史，就如同破案，有直接依据当然最好，没有直接依据能找出间接依据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同样有效。叶挺是听从了哪一方的指令枪毙的高敬亭，在事件的档案尚未解禁，还无法得到直接依据的当下，皖南新四军的这两个电报，就是最有力的间接依据。

三、同样的段子也被安在项英的头上

网上可见一篇“鉴史官”的文章《新四军第一冤案｜游击专家高敬亭被错杀，毛泽东：高敬亭不该杀》，其中就有这么一段：

“高敬亭死后，项英给中央发电说，已经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高敬亭处决。

“毛泽东看了以后，气的大拍桌子，‘项英好糊涂，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在新四军主动要求处决高敬亭，蒋介石岂有不准之理。’”

呵呵！这样的段子，你信吗？

这么说吧，谁若能拿出这个段子的出处，我能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项英与延安领导人之间颇多不睦，这是事实，但项英政治上并不幼稚，恰恰项英的政治操行十分成熟，他可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一万个不可能。

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5月，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高干会议，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开展对项英的批判。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等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会上做了发言，发言中都对项英在新四军和东南局工作期间所犯下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今天来看，这次会议上对项英的批判不是很客观，对其在革命道路上所犯的错误有放大倾向，有吹毛求疵之嫌。可即便如此，却从无提到其未经中央同意枪毙高敬亭之事。按说，如果项真的违背了中央的意图不经请示就枪毙了高敬亭，这岂不是现成的靶子，可为什么不对这个给予打击？

仅凭这个，就足以说明杀高不可能是项英背着党中央的擅自行动。

四、两个当事人的口述

据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童志强先生发文记述，其在搜寻高敬亭案相关史料的过程中，曾获得两个珍贵的口述资料：

一是时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的口述。戴说，叶挺杀高前，曾将延安来电给他看过，电报内容就是同意对高执行枪决。

二是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要科长的李资平的口述。和戴季英所说完全一致，李也说延安来电同意对高执行枪决。而且延安的这个电报，就是李资平亲译的。

戴、李二人的口述，尚待进一步考实。在没有其他文献史料给予印证前，暂不做依据使用，附在这里仅作参考。

五、谁有权决定高敬亭的生死

戴季英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

不评价戴季英其人的功过是非，但这句话，笔者是高度认同的。

排斥、打击延安派来四支队的干部，拒不服从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踩了这两条红线，铸就了他的悲剧。

叶项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对高敬亭的不满却高度一致，高敬亭之被枪毙，二人极有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叶项之外，董必武、张云逸、郑位三、戴季英、周骏鸣等，对高同样不可能有啥美言，这对于高之最终结局，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所有以上这些人，都无权决定高敬亭的生死。

和红色割据时期已经大不一样，到了1939年，对于高敬亭这样级别的高干，即便是任免，也不是叶挺、项英等人能够说了算的，何况是死刑。能够决定高敬亭生死的，只有延安。

六、枪毙高敬亭，在当年不是个屎盆子

几年来，每次提出叶极有可能是奉延安之命枪毙高敬亭的推断，总能收获特别多的攻击、谩骂，说我这是栽脏伟大领袖。

改开以来有一股风越刮越盛，即只要是曾经在历史上犯下错误被处理后来又平反的，都是又高又正的真英雄，而当年对其进行处理的，则都是阴谋家、迫害狂。因为高敬亭成了无比高大正义的真英雄，所以处置高敬亭这事就成了一个屎盆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你看各类文章，若要夸谁好，就必须百般找各种理由撇清与高案的关系，挺叶的说与叶无关，挺项的说与项无关，热爱伟大领袖的说与延安无关。

这都是这些年才刮的风，当年却不是这样的。

在当年，甚至在高案发生后的几十年，枪毙高敬亭这事，不是见不得人的阴谋，不是屎盆子。不仅不是屎盆子，而且还是有功之举。用和平年代的标准来说，对高案定性为错杀，给予平反是正确的，但以战时党纪、军法的执行标准去看，枪毙高敬亭却并不是什么错事。

包括王辅一在内的很多为项英洗地者，都引用过1941年5月华中局高干会上陈毅说过的一句话：“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搞掉的。”

前边已经说了，华中局这次高干会，一个很重要的调子就是开展对项英的批判。陈在这个会上的这句话，显然认定杀高是有功之举，这一功不能归到项英名下。

从当年新四军党代会的结果看，也同样可以看到，枪毙高敬亭，不仅不是错杀，而且是得到全军“一致拥护”的“决定与办法”。

这个话题点到为止，有兴趣的翻一翻当年的文献，比我这么说要给力得多。

所占史料有限，以上分析未必准确。有不确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