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朝鲜半岛因冷战格局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国虽国土面积有限，却都怀揣“大国梦”，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韩国虽仅有约10万平方公里，却自称“大韩民国”，朝鲜则以“主体思想”为核心，强调独立自主。这种对“大国”的向往，成为两国共同的“心魔”。然而，历史上的朝鲜半岛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1958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派遣学者李趾麟来华，试图搜集“东北曾属于古朝鲜”的证据，引发了一场学术与外交的博弈。

第一节：朝鲜半岛的历史与“大国梦”的尴尬

朝鲜半岛的历史自古以来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立乐浪郡等四郡，直接统治半岛北部，直至313年乐浪郡被高句丽攻占。此后，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长期与中原政权保持复杂关系，既有对抗，也有臣服。

618年唐朝建立后，高句丽与中原关系进一步密切，唐高宗时期，高句丽被唐朝联合新罗消灭。统一半岛的新罗全称“有唐新罗国”，其统一离不开唐军的支持。从新罗到高丽，再到李氏朝鲜，半岛政权长期以中原为宗主国，朝贡体系贯穿千年。例如，高丽王朝（918-1392）向宋朝、元朝称臣，李氏朝鲜（1392-1897）则尊明朝、清朝为“天皇”，每年朝贡不绝。

然而，这种“事大主义”在现代朝鲜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成为耻辱。朝鲜以“主体思想”为核心，强调独立自主，认为历代政权对中原的臣服是“屈辱史”。为了构建“自古强盛”的民族叙事，朝鲜将目光投向了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和渤海国，试图将其塑造为“古朝鲜”的强盛政权。然而，这一策略面临两大尴尬。

首先，统一朝鲜半岛的第一个政权是新罗（676年），而新罗起源于半岛南部。若大力宣传新罗的功绩，岂不是暗示南方的韩国将成为朝鲜内战的最终胜利者？朝鲜战争（1950-1953）后，南北分裂加剧，朝鲜对韩国充满敌意，宣传新罗显然不合时宜。

更何况，新罗的统一依赖唐朝支持，若承认这一事实，朝鲜的“独立自主”叙事将荡然无存。新罗从统一到灭亡（935年），其全称一直是“有唐新罗国”，甚至在外交文书中自称“唐之藩属”，这与朝鲜现代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其次，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地位也充满争议。高句丽（公元前37年-668年）起源于中国吉林一带，鼎盛时疆域横跨中朝两国，覆盖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但其主体民族扶余人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辰韩、弁韩、马韩）有明显区别。

高句丽与新罗交往时甚至需要翻译，文化、语言差异显著。渤海国（698-926）则由靺鞨人建立，疆域主要在今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与半岛南部几乎无直接联系。朝鲜若将高句丽和渤海国纳入“古朝鲜”体系，必然涉及中国东北的领土历史，这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还可能引发中朝之间的外交争端。

第二节：金日成的历史“扩充”计划与李趾麟的“古朝鲜研究”

为了摆脱“属国”身份，塑造“千年强盛”的民族叙事，朝鲜将高句丽和渤海国定义为“北朝”，与南方的百济、新罗构成“南北朝关系”。这种叙事不仅拔高了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地位，还通过“北方起家、定都北方”的设定，避免了新罗由南向北统一的尴尬。然而，这一叙事的核心问题在于：高句丽和渤海国的疆域大部分在中国东北，若将其定义为“朝鲜政权”，东北岂不是成了“古朝鲜”的故土？这对中朝关系构成了潜在威胁。

1958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派遣学者李趾麟前往中国北京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邓广铭和周一良。李趾麟表面上是来华学习，实则肩负政治任务：搜集“东北曾属于古朝鲜”的证据。顾颉刚很快察觉到李趾麟的意图，他发现李趾麟在北大图书馆翻阅大量古籍，重点关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文献中关于高句丽、渤海的记载，同时频繁前往东北考古现场，试图寻找有利于朝鲜的证据。顾颉刚向北大反映了这一情况，但由于中朝关系的特殊背景（抗美援朝后两国关系密切），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经过五年学习，李趾麟在中国的协助下完成了《古朝鲜研究》。该书号称是“新的、独立的、未受外来影响的古朝鲜史”，将扶余人、靺鞨人、高句丽人、渤海人都列为朝鲜民族的祖先，试图构建一个从公元前2333年箕子朝鲜到高句丽、渤海的“五千年朝鲜史”。书中提出，箕子朝鲜（传说中的古朝鲜政权）疆域覆盖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和渤海是其直接继承者，与南方的百济、新罗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格局。朝鲜科学院院士朴时亨进一步补充，高句丽、渤海与新罗、百济是“行将统一的同族整体的一部分”，试图通过“民族统一”叙事将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纳入朝鲜民族体系。

然而，这一研究存在明显的历史漏洞。首先，高句丽的主体民族扶余人起源于中国东北，与半岛南部的三韩人语言、文化差异巨大。《三国志·魏书》中记载，高句丽使者出使新罗时需配备翻译，双方无法直接交流。

其次，渤海国由靺鞨人建立，疆域主要在今吉林、黑龙江和俄罗斯远东，其统治中心从未涉及朝鲜半岛。《旧唐书》记载，渤海国“地方二千里”，其王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与唐朝关系密切，自称“唐之藩属”，与半岛政权无直接关联。朝鲜将高句丽和渤海国强行纳入“北朝”，显然是出于民族主义和政治需求，而非历史事实。

第三节：周恩来的外交智慧与中朝联合考古的争议

1963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崔庸健访问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派遣朝鲜考古队到中国东北进行独立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要求。崔庸健表示：“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长期封锁和孤立我国，污蔑我们是小民族、小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所以我们希望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弄清自己的历史，寻找古朝鲜的发源地。”

这一请求表面上基于中朝友谊，但实际上隐含着对东北历史主权的挑战。周恩来对此高度警惕，他深知中朝关系虽有“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亲兄弟也要明算账”。若朝鲜通过考古得出“东北属于古朝鲜”的结论，未来可能引发领土争端。

周恩来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应对。一方面，他表示同意朝鲜的考古请求，以维护中朝关系；另一方面，他以委婉的语气提出不同观点：

“我看古朝鲜未必源于东北，可能源于我国的福建省，朝鲜同志种水稻、吃大米，又都穿木屐，饮食和生活习惯和福建相同；还有朝语之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发音和我国福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发音相同，可能是福建的古代居民渡海到了朝鲜半岛。”

这一回应看似轻松，实则深思熟虑。周恩来通过语言和文化的相似性，将朝鲜的起源“南移”至福建，既否定了“古朝鲜起源于东北”的说法，又避免了直接对抗，展现了大国外交的风度。

随后，朝鲜派出两支考古队，与中国学者组成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东北的高句丽和渤海遗址进行考察。然而，双方在历史认知上存在根本分歧。中国学者认为，高句丽和渤海是中国的割据政权，与新罗、百济不构成“南北朝”关系。

高句丽起源于中国吉林的游牧民族扶余人，其文化与中原关系密切，例如高句丽王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出土的文物显示其深受汉文化影响。渤海国则由靺鞨人建立，其疆域主要在黑龙江流域，与半岛南部的三韩人毫无关联。《新唐书》记载，渤海国使者出使新罗时需翻译，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明显。所谓“南北朝”需基于同一民族主体，中国南北朝时期（420-589）虽南北政权对立，但主体民族均为汉人，文化交流频繁。高句丽与新罗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

朝鲜学者则坚持高句丽和渤海是“北朝”，试图通过考古证据（如墓葬形制、器物风格）证明其与半岛的联系。然而，考古发现并未支持这一观点。例如，高句丽墓葬（如集安的将军坟）多为石室墓，与中原魏晋时期的墓葬风格类似，而新罗墓葬（如庆州的金冠墓）多为木棺墓，形制截然不同。最终，中朝联合考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中国坚持高句丽和渤海是中国地方政权，朝鲜则继续将其视为“古朝鲜”的组成部分。

第四节：韩国的历史“共振”与东北亚史的学术禁区

尽管朝鲜和韩国在政治上势同水火，但在历史叙事上却惊人地一致。韩国同样将高句丽和渤海国视为“古朝鲜”政权，试图通过历史“扩充”提升民族自尊心。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在文化输出上更具优势，其历史电视剧和电影对高句丽、渤海的“朝鲜化”塑造影响深远。

例如，《朱蒙》（2006年）和《渊盖苏文》（2006年）将高句丽塑造为“朝鲜民族”的起源，《大祚荣》（2006年）则将渤海国描绘为“朝鲜的海上帝国”。这些影视作品不仅在韩国广受欢迎，还输出到全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高句丽和渤海的认知。

在韩剧的渲染下，高句丽和渤海被塑造成“朝鲜人政权”，辽东甚至被视为“朝鲜故地”。例如，《大祚荣》中，渤海国大将李尽忠被塑造为“反抗唐朝、复兴高句丽”的英雄，辽东被描述为“朝鲜民族的祖地”。这种扭曲史观不仅误导了普通观众，还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韩国学者甚至提出“大韩民族史”的概念，将高句丽、渤海、新罗、百济统一纳入“朝鲜五千年历史”，试图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相抗衡。

这种历史叙事对东北亚史研究造成了深远影响。东北亚史成为学术界的“禁区”，学者们谈之色变。

中韩学者在高句丽和渤海归属问题上针锋相对，中国坚持其为地方政权，韩国则将其视为“民族历史”的一部分。2004年，中国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明确将高句丽和渤海纳入中国历史，引发韩国强烈抗议。韩国政府甚至在2004年成立“高句丽研究财团”，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相关研究，试图在国际上推广“高句丽是朝鲜历史”的观点。

结语：历史真相与民族主义的博弈

1958年，金日成派遣李趾麟来华搜集“东北属于古朝鲜”的证据，试图通过历史“扩充”提升朝鲜的国际地位。周恩来以“朝鲜民族或源于福建”的巧妙回应，既维护了中朝友谊，又捍卫了中国对东北历史的主权。中朝联合考古虽未达成共识，但这一事件凸显了历史研究背后的民族主义驱动。

朝鲜和韩国为了摆脱“属国”身份，将高句丽和渤海强行纳入“古朝鲜”体系，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还对中朝、中韩关系造成了潜在威胁。

高句丽和渤海作为中国地方政权，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朝鲜和韩国应正视历史事实，放弃虚构的“大国梦”，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历史分歧。只有基于真相的历史研究，才能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