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江
会说越语的都去越南当翻译
韦国清一直在北京负责军事顾问团的全面筹组工作，刘少奇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赴越工作问题找他先后谈了两次。在韦国清陪同下，聂荣臻还在北京两次接见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
顾问团的名单里出现了侯寒江的名字，他要重返越南了。原来，他跟着李班一到北京，就提出了留下来学习的请求。经李班同意，侯寒江进入中央统战部为华侨党员举办的学习班学习。5月，统战部突然通知侯寒江去见连贯。连贯告诉侯寒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军事顾问团去越南协助作战，现在急需越语人才，就把你找来了，要你加入军事顾问团，先做翻译工作。连贯正式通知侯寒江：“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从越南转来了。”
5月底，侯寒江去南京向梅嘉生报到。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的越南人，黄明芳、文维、武德，他们都是越方最近派到北京到“青年训练班”学习的，现在结束学习，都到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工作。日后，他们都成了越南方面的重要中文翻译。
在军事顾问团紧急组建的同时，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原滇桂黔“边纵”司令员、现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进行必要的协调。
1950年，首批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其中的侯寒江（右二）早在1946年就开始在越南参加革命工作了
翻译，越南语翻译突然变得万分急需。云南军区下令，在原先庄田统率的滇桂黔边纵的越南华侨青年中寻找懂越语的人才。太巧了，1948年至1949年初，活动于滇桂黔边界地区的“边纵”受到国民党军的压力，曾从广西和云南边界出境，进入越南的高平、河阳等边境地区整训。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华侨青年参军，其中有几十个华侨女青年，她们大都有一定文化，集中在宣传、医务分队。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华侨女战士集中在昆明、文山地区。
命令急下，驻地在昆明昙华寺的边纵医务处朱碧英、冯明等六七个女战士赶往庄田在翠湖边的住所，当晚就在庄田住处的一个空屋子里打地铺睡了一夜。次日，庄田带领工作人员和这批被视为宝贝的女翻译们乘车驶向开远，他们在第13军军部住了一夜，天明即赶往砚山。那里，越军第308师刚刚开到。
冯明记得，到砚山的那天特别热，她吃到了早熟的荔枝。
当年才16岁的越语翻译丁苏萍在40年后向笔者回忆说：
那时候，真觉得天下没有比翻译更难的事了。在云南砚山整训越军主力团的时候，受过大学教育，越语汉语都说得呱呱叫的也就那么三几个人，我们管他们叫“大翻译”，他们负责首长之间和上大课的翻译。再往下，就靠我们这些小翻译了。
我出生在越南高平，是华侨的女儿，小时候读过四年书，13岁那年参加了“边纵”文工团。按说，我的越语挺流利，可那全是生活用语，要我理解军事用语已经困难了，何况还要翻译呢。我被分在越军“首都中团”的一个营，越南营长叫黎永明，中国顾问是李云龙。他们说的那些军事术语我从来没有学过，实在叫我为难了。可我倒也不怕，能翻多少是多少，嘴里说不出来就用手比画，再不行就实说我翻译不了。
这时，他们也会换一种说法。我一身军装，越南官兵对我挺尊重，顾问也慢慢理解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当然，笑话闹了不少。我们这些年轻姑娘初上练兵场，甚至有把步枪准星翻译作“蒜头”的。翻译到后来，我们比较顺当些了。但这时，越南部队也快回国了。
周希汉军长负责整训越军主力团
中共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军委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要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给13军的总原则就是：“有求必应。”
第13军军长周希汉亲自拟订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副军长陈康先期赶到砚山布置。不久，周希汉带领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等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赶来，换回了陈康。
1955年，周希汉被授予中将军衔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高文庆、双豪先期来到中国境内，和周希汉商议了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高文庆和双豪向周希汉递交了印支共中央总书记长征的亲笔介绍信，翻译当场口译。长征在信中说，现在派出越南人民军主力部队到中国整训，希望中国同志不要客气，把我们的子弟也当作你们的子弟……信中表达的诚挚之情，使在场的中国将领不禁为之动容。
双方议定，越军第308师所属各个战斗单位在越南河江省集结，集结完成一批即从麻栗坡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边界的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一过清水河即由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在麻栗坡不行，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来县城地处山沟，太局促了。放在麻栗坡后50余公里处的文山县城也不行，因为解放军正有一个团在那里剿匪作战，不便于军队训练。于是，再北去35公里，周希汉军长将越军整训地点确定在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13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5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军第308师。
从1950年5月7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解放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翼布置了警戒。越南部队来到清水河边，把各种枪支放在国境线越南一侧的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少枪支。中方即表示，凡越方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第308师开进中国境内两个团，但它的第36团被法军隔断在红河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云南人民沿途箪食壶浆相迎，路边还打出了大幅标语：“欢迎两广纵队！”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褛，绝大部分人打着赤脚，面带菜色。可是，一到砚山，情况就全变了。当一个班走进安排好的房子，就会看到里面已经搭好了12个铺位，铺位上挂着12顶蚊帐，12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10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第308师的整编完全按照解放军主力师的建制进行。越军官兵高兴极了，第130营陈营长进屋看到这些装备，竟一下子跳了出来，拉着中国军官的手说：“太好了，这都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胡主席和你们毛主席是老朋友！”
1950年6月初，除第36团以外，预定的第308师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第308师（大团）——就在云南砚山县正式集结编成了。
整训随即开始，周希汉和吴效闵登台为越军干部讲课，越军连以下军官和战士则主要在练兵场上接受战术和技术训练。
为讲课，周希汉、吴效闵很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商量，得先摸一下越军的情况再讲才有针对性。可是怎么摸呢？周希汉出了点子，双方先交流情况，着重介绍本部队打得较好的一个战例。
吴效闵手执教鞭，为越军军官讲解了第13军在淮海战役中沈庄战斗的战例。吴效闵是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又是战斗的亲历者，讲得绘声绘色。讲课结束，越军干部走出屋子，师政委双豪亲热地搂住第13军作战参谋李挺的肩膀，说：“真不得了，一个战役歼敌55万人，这么大的战役我们可打不了。”
越军第88团团长泰勇是一位在战斗中右臂伤残的战将，他在图表和照片前向中国军官介绍了不久前越军攻打法军据点的一场战斗。在那里，法军以一个连驻守，越军集中将近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战斗持续三天，最后将法军逐出据点。这是越军近期来组织的一次较大战斗。
听泰勇大体说完，吴效闵显得不耐烦了。天气正热，他把原先坐着的一条长凳翻倒在地，四脚朝天，自己双臂一弯，枕着后脑躺在凳腿中间。他问泰勇：战斗发起的时候，你们营、团指挥所设在哪里？回答是，营指挥所距离敌人800米，团指挥所距敌2000米，重机枪阵地设在营指挥所前面一点的地方。
这和解放军在战斗中指挥所靠前的做法有一些距离。吴效闵一时失态，脱口而出：“什么战术，完全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句话，越军干部大都听懂了，满室默然。
这天讲越军战例时越军指挥员高文庆不在场，第二天，他来到了周希汉的屋里，提意见说，昨天有位同志批评我们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不妥当。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希望不分彼此，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确实缺乏经验。
正巧吴效闵也在屋里，高文庆不认识吴效闵，闯进来就直率而言，把吴效闵弄了个大红脸。
不过有此插曲，双方的了解总归是进了一层。周希汉、吴效闵再讲起课来，针对性强多了。周希汉的讲课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三种武装力量开始的：游击队、地方武装、正规兵团。战斗方式也主要有三种：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最后，逐步过渡到以攻坚战为主。周希汉的主导思想十分明确：要让越军了解和掌握打歼灭战的战法。
第13军还抽出一部分连、营干部训练越军的战斗技能，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战术训练，还有抵近爆破、扫雷、设障，以及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方法等。越军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他们果然发展了这一战法，使它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的常用战法。
越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高文庆、双豪告诉周希汉，第308师整训后，预定的战斗目标是解放老街。
周希汉叫来作战参谋李挺交代说：“给你一个连，用一个月的时间，让越南同志提供情况，仿造一个老街法军阵地，好让他们针对性训练。”
李挺按照军长指示四处踏勘，终于找到近似地形构筑了土木工事。这工事在当时看来已经是非常坚固的了，但半年多以后他亲自来到老街跳进法军工事一看，才知道法军设置的是混凝土永固工事，实在是比他的仿设阵地坚固出好多倍。
阵地设置完备，解放军训练分队为初到的越军作了破障爆破演示。
假设敌依托山梁构筑了碉堡，阵地前设置了多道铁丝网。攻击分队发起进攻前进行了炮火准备，将堡垒群淹没在浓重的硝烟里。然后爆破手突前，在火力掩护下炸断铁丝网，后续爆破手跟进，撕开第二道铁丝网……最后一个爆破手则把炸药包送到了碉堡的枪眼下面，随着一声巨响，混凝土碎块飞向天空……战斗集群发起冲锋。
一位凝神观看的越军指挥员对站在身边的第13军侦察参谋张秀明说：“这真是打仗的样子。前些时候我们进攻安沛，一共只有一门山炮，三发炮弹，也作炮火准备。三发炮弹打出去了，我们从距敌1000米的地方开始进攻，冲到离开法军500米的地方，法军开火压制我们，我们就不能动了，只好退回来。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炮火，也照着你们这个办法打，法国人挡不住我们。”
演示之后，越军也按计划进行了实兵演习。中国军事顾问担任连、排长，越军排级军官当战士向仿设的法军阵地实施攻击。这样的演习增强了越军指挥员在实战中近战歼敌的意识。但是，演习过程中也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故。
演习中进行了实弹炮火准备，特意调来了九二式步兵炮作抵近直瞄射击。由于协同不好，一个炮手瞄准出现偏差，一发炮弹落在了越军冲锋的散兵线上，七人同时负伤。
双豪目睹了这个场面，沉痛地搂住李挺说：“我们伤了七个人。我们的干部很宝贵，实在伤不起呵。”
周希汉军长闻讯赶来，到医院看望了负伤的越军干部。
越军第308师炮兵阵地
第13军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308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还提供了12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第13军山炮大队为此专门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长、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教练，最后还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了越军。这些骡马都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在交付骡马的那天早上，王砚泉正好从一旁走过，他看到好几位驭手抱着骡马流泪，一边把豆子塞到骡马的嘴里——他们和这些无言战友从此就要分手，再也不会见面了。
事实上，向越军第308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超过了解放军。第308师得到了十门五七式无后坐力炮，这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还没有使用过就先装备了越军。
一个炎热的上午，田大邦、赵瑞来来到越军第102团驻地。团长武安上前向顾问敬礼，说：“我团刚刚发到五门新式火炮，大家以前见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使用，请顾问为我们示范。”
在闪动着蓝色微光的火炮前，田大邦、赵瑞来暗暗吃惊。他们虽然身经百战，却也都是第一次和这样的无后坐力炮谋面，甚至比越军还晚了一步。田大邦悄声问赵瑞来：“这是什么炮？你会打吗？”
赵瑞来没有慌神，他从武安团长手里接过说明书，很快就看懂了，吩咐下午实弹射击，演练一番。在靶场，赵瑞来示范操作以后请一位越军士兵“立姿射击”，打一发试试。也许是翻译发生了细微的差异，越南士兵立正肩炮射击。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焰从他肩后喷出，炮管的震荡使他猛地踉跄一步，大惊失色。这几位中越官兵一起领教了无后坐力炮的神力。
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在回忆录里写到了越军精锐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整训的事情：
到中国的部队，除了重新装备武器外，友方还帮助训练攻坚技术，特别是爆破技术。以前由于没有炸药，我们还没有使用过这一技术。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可以实弹射击，战士们进步很快。看到我国部队从干部到战士听讲时都能迅速笔记，许多中国同志感到惊异，还曾以为我军中的知识分子太多！我们只好努力向友方解释，我们的多数干部是学生出身，而绝大部分战士是农村青年，许多人是参军后才学识字的。
……几个主力团冲锋使用的梭镖现在不用了，这还是第一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缺乏现代化武器设备，没有我们很需要的一些武器，如反坦克枪和高射武器。布鲁诺式轻机枪和马克辛重机枪太笨重，不适合我军小个子。
第174团几年来在4号公路上作战，缴获许多法国、美国造的轻便现代武器。他们建议保存这些装备。总参谋部指示部属各主力部队都必须换装新武器，以便统一供应弹药。过去几年，战士们只希望手里有一支枪，现在不只有了枪，而且弹药也相当充裕。我军步兵团的火力与以前比较已大不相同。
梅嘉生、邓逸凡相聚北京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加紧配备人员，并在中越边界整训越军的同时，中国方面为即将迁入云南的越南陆军学校成立了顾问分团。原第4野战军第48军第143师师长张兴华由广东韶关调任顾问分团团长，他持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杜平的介绍信到北京向韦国清报到。韦国清对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就要在北京接见顾问团干部，你先住下等待，准备接受中央交予的任务。
1950年6月下旬，就在梅嘉生出任顾问团副团长不久之后，他在军政大学第3总队时的搭档，政委邓逸凡也来到了北京。邓逸凡是广东兴宁人，1912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做过文书、秘书等工作，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征战，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逸凡作为第115师的政工干部随军开进敌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此后，部队继续东进，邓逸凡担任过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邓逸凡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从参加红军之日起，邓逸凡就做政治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中国军事顾问团首长，左起梅嘉生、韦国清、邓逸凡
此时的邓逸凡并不知道梅嘉生的使命，因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和梅嘉生同时调动的。学期临近结束，他就得知自己要调动，而且是去北京，大概就是到总政治部去。刚刚于5月就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是邓逸凡的老首长，在江西苏区他们就在一个军团里，彼此十分熟悉。所以邓逸凡一待学期结束就来到北京，他打算问问罗荣桓，究竟分配自己去做什么工作。
罗荣桓一见邓逸凡非常高兴，说：“你来了，很好！家搬来没有？”
邓逸凡一愣，说：“没有呀，还没有通知我。”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罗荣桓说道，“已经决定把你调到总政治部来。”
“来总政做什么？”邓逸凡问道。
罗荣桓说：“来了再具体分配嘛。你先回南京去搬家，今天就不谈什么了，你在北京休息一下就回去，一切等来了再说。”
又要和熟悉的老首长一起工作了，邓逸凡很是兴奋，回到打磨场招待所就张罗着订票回南京。谁知道票一时还订不上，他只好等在招待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