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社会阶段，这个由满族创建的政权似乎并不怎么受欢迎，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定汉族正统学说，其次是因为晚期的清朝饱受资本主义的侵略，甚至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这并不能否认清朝前期的盛世局面。
自从清军入关击垮李自成军队打败南明政权之后就开始着力于国内的政局和经济建设，前期的几个统治者都注重对汉族文化和制度的学习，力求清朝的发展，到顺治皇帝掌权之后，清朝开始向盛世迈进，后续的康雍乾三朝代表大清盛世的降临。
从贡献的角度来论，康熙皇帝对清朝盛世的开启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而后续继位的雍正皇帝兢兢业业，在康熙的基础上对大清的基业进行了进一步发展，这样一来，乾隆就有些坐享其成的成分在其中，从这一时期不断累积的资产就可以看出来。
康熙去世的时候，清朝国库所能使用的资产还剩下2716万两，雍正去世的时候还剩3453万，那么乾隆去世的时候还有多少呢？
康熙的民生政策与经济恢复
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底层劳动人民一直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创造者，而这也是一个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好体现，所以民生问题一度成为历代王朝治国方略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清朝也不例外，早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着重强调“利国安民”的重要性，因为早年以部落状态生活的时候，就是由于为数不多的人马而屡次遭到欺凌，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努尔哈赤坚决贯彻“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思想。
这种做法为后续的统治者提供了经验，以康熙皇帝为例，清朝初年的政局动荡让经济发展一度十分缓慢，所以他决定继承和发扬前朝顺治皇帝的民生观念，着力于经济基础的建设。
康熙在亲政之后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民生的措施，在后来除掉鳌拜之后，康熙皇帝更加注重民生问题，如果长期保持这种举措，社会经济定然能够进一步发展，但三藩叛乱很快爆发，康熙不得不再次进行平叛战争。
等康熙下诏宣布叛乱平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吴三桂作为反叛强度最大的藩王让朝廷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社会经济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而且清朝的战争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在三藩平定之后，清朝才算好似稳定了中原站住了阵脚，尚有来自噶尔丹的势力在虎视眈眈，为了解除边境上的威胁，康熙先后三次亲自征讨噶尔丹，直至其不敢来犯中原，后续也收复了台湾地区。
也就是说，康熙虽然有发展经济的措施和想法，但却没有实施的条件，在最后传位于雍正皇帝的时候，整个国库仅有2716万两白银，从国家层面来讲，这样的经济状态并不算富庶。
雍正时期的再奋斗
康熙年间虽然没有遗留多少的白银，但他所营造的稳定局面却给清朝的后续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而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就是接任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
他应该算是清朝最敬业的皇帝，因为在“九子夺嫡”事件中和四阿哥产生的巨大争议，导致雍正皇帝的继位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不仅是在皇宫之中，甚至民间都出现了很多流言蜚语。
雍正为了给自己证明，甚至专门写了一本书来澄清当年的事实真相，不曾想这样做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所以在后来雍正只能勤于政事和积极的表现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能当好皇帝。
为了稳定经济，雍正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奖励农耕”，此举的目的是突出农业的重要地位，因为他深知当前社会状态下农耕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作为表率亲自举行农耕大礼，对于一些有多年耕作经验的老农，雍正会赐予顶戴和奖励。
第二点就是兴修水利工程，从表面看这样的投资会消耗国库内大量的存款，但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这项举措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雍正时期是清朝洪涝水旱等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时候，只关心眼前的农耕而不考虑灾害的影响是一种不可取的行为。
因为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天灾，不仅会让此前辛苦耕作的农田付诸东流，还会让农民因为颗粒无收而引发矛盾和动乱，从国库抽资兴修水利其实是一种持续经济发展的考虑。
在有了保证的基础上，雍正继续推行第三个政策，开垦良田，因为在此前的运营之下，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进入相对稳定的局面，人口开始出现增加，此时是增加荒地开垦的最佳时刻。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雍正在土地的开垦上面给了农民极大的自主权，在一些闲置土地开垦的时候，农民不需要经过当地的官员同意，只需要在完成之后进行报备即可，但凡是有官员进行阻挠的，全都按照相关法律判刑。
当然为了保证开垦的效率，雍正也没有对农民过度放任，为了激发农民开垦的积极性，减少阻力，雍正还向农民提供开垦种植技术和生产资料，对家庭困难但有开垦意愿的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在帮助他的同时以经济偿还作为激励手段，刺激生产。
另外雍正虽然重视农业，但也没有放弃其他行业的运行，虽然雍正始终将商业当成末端行业，但他也知道社会上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商人手中，为了稳定商人群体，雍正加强了对商人尤其是重要商人的管理，避免财富外流。
如雍正时期对商人形成了一种监督，他会定期检查重要商人的营业和财产状况，状态是否正常，是否按时缴纳所赋税等等，等同于国家对商人的行动了如指掌。
这表面看起来是对商人的监视，其实是国家通过宏观手段来保证经济的稳步发展，后续创造的巨大财富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这样也能减少商人对国家财政的掌控。
为求稳定，雍正虽然强调对商人进行收税，甚至设置税卡，但也在维护商人的利益，仅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淮安，天津，北新等地就增加了许多税卡，其中海外商业活动所需要缴纳的税款更多。
有个别富商巨贾虽然在地位上不如其他行业，但朝廷对这类人群十分重视，甚至在有些地方会暗中为官员提供便利，比如有些盐商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亏空，当地官员不但没有追究，反而用适当提高盐价的同时来弥补空缺。
再就是海上贸易的重新开放，其实康熙年间就已经下达了严格的海禁政策，雍正虽然坚持老祖宗的决定，但也意识到了海外市场的丧失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有保障的情况下进行了适当的海口开放，出海和回归的商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盘查。
在雍正皇帝的积极运营之下，去世的时候国库达到了3453万，相比于此前的康熙皇帝多出了将近一倍，因为执政期间所建造的设施和颁布的政令依然在发挥作用，所以在乾隆年间注定会产生更大的成效。
乾隆的坐享其成
康熙对局面的稳定，雍正的前期建设，等同于将一个即将开放的花苞浇完水施完肥交到了乾隆皇帝手里，只需要简单的光照就可以盛放，此时乾隆的盛世局面已经具备了所有条件。
按正常情况来说，乾隆只需要延续雍正的政策就能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但乾隆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想要在祖先们的基础上再创新高，让经济再度腾飞。
比如乾隆主张引进，桑蚕丝织技术到遵义等地区，这是最早的因地制宜，为了做好这一点，乾隆亲自挑选官员引进书中的桑蚕技术，甚至还花费重金聘请技术人员，最终在乾隆七年获得了成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到了乾隆34年的时候，他开始向黔北福建等地引入三株适合生长的优秀竹子品种，经过几年的运营后繁衍成为了一片竹海，这是对经济发展的再一次促进。
另外乾隆还注重扶持当地的一些实业家，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能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奇才，川黔交界处的一家商户在当地创办了四十八个作坊，乾隆都适当给予了扶助。
在多方面政策的加持下，乾隆时期迎来了社会经济的大繁荣，国库之中的财富不断增长，等到他寿终正寝的时候，留给嘉庆皇帝的财富达到了6939万两，在此前雍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多。
这便是清朝康乾盛世期间三位皇帝的国库状况，虽然康熙雍正的加起来都不如乾隆的多，但这两位皇帝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算是间接支援了乾隆国库的充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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