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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张学良，一生叱咤风云，却因西安事变被幽禁了半个世纪。
结束幽禁生活后，他首次公开谈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他评价称，长征，换了谁来领导都不一定能够走出1000里。
为什么当年率领东北军追剿红军的“少帅”张学良会如此推崇毛主席？而又为什么一场被国民党形容为“绝境逃亡”的长征，却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奇迹？
1934年底，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此时的中央红军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困境中，近80万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统一调度下，对红军实施全面围追堵截。
根据蒋介石的设想，这场“围剿”应该是一场单方面的胜利：红军无论如何都无法从重重包围中突围，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湘江，作为天然屏障，被他视为红军的“坟场”。
湘江战役无疑是长征初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红军要想继续北上，必须强渡湘江，但蒋介石早已命令各路部队在湘江沿线设防。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兵临湘江，开始了与国民党部队的生死较量，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军经历了连续的血战。
湘江两岸尸横遍野，红军不仅要面对敌军的疯狂阻击，还要承受巨大的内部压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错误的“左倾”路线仍在主导军队指挥，导致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最终，红军以几乎断臂的代价渡过了湘江，全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不足3万，损失之大令人痛心。
就在国民党军认为红军已经“岌岌可危”时，毛主席重新掌握了指挥权，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扭转了红军的命运。
而1935年，四渡赤水，这是一场在绝境中逆风翻盘的经典战役，当时红军正面临着被敌军围困于川黔滇交界处的危险境地，背后是追兵，前方是重重封锁。
毛主席冷静分析敌军态势，果断提出了“运动战”的策略，他的指挥思路并不在于与敌人正面较量，而是通过灵活机动，打乱敌人的部署，将数十万敌军牵制在自己的节奏中。
1935年1月，红军从遵义以北的赤水河北渡，迷惑敌军后迅速转入防御态势，敌军误以为红军要北上川西，遂将主力调往长江沿线防守。
没想到，红军却突然调头向南，完成了第二渡赤水，重新占领了遵义，蒋介石此时才意识到，红军的目标根本不是长江，而是通过反复调动敌军，创造突破口。
果然，在第三渡赤水后，红军佯攻贵阳，再次迷惑敌军主力，最终在第四渡赤水时，迅速甩开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成功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危局。
长征中，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还要忍受饥饿、寒冷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但是这支队伍之所以被称为“铁军”，就在于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的纪律和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蒋介石的军队在围剿过程中对百姓大肆掠夺、烧杀抢掠，所过之处怨声载道。
反观红军，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怕是吃不上饭，也绝不侵犯百姓的利益。
正是这种严明的纪律和为民服务的作风，使得红军即便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够赢得百姓的支持。
无论走到哪里，总有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送粮送衣，而这些细节则成为红军长征能够一路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红军将士们并非为个人荣辱或利益而战，他们的目标清晰且坚定，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
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许多部队几乎被打光，但幸存下来的战士们依然能够咬牙坚持。
张学良对此非常感慨，在他的东北军中，尽管士兵们也怀抱国仇家恨，但因为身处内战的泥潭中，许多人的信念早已动摇。
蒋介石对此也感到震惊，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是继续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围剿红军，他或许未曾意识到，失去了民心，他的“铁桶计划”注定会破产。
1935年秋，张学良的东北军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从陕西出发追击红军，进入陕甘苏区，蒋介石对张学良寄予厚望，认为这支以“铁血”著称的东北军一定可以在作战中重挫红军。
但是事实却与蒋介石的设想截然相反，甘泉劳山一战，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110师和两个团被红军伏击全歼。
紧接着，在榆林桥战斗中，东北军又丧失了一个团，甚至连团长都成了红军的俘虏，这些接连的惨败，让张学良开始怀疑红军真的是一支“疲惫之师”吗？
最让张学良印象深刻的，还是随后发生的直罗镇战役，在这场战斗中，红军再次以少胜多，不仅重创了东北军，还成功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与张学良有类似感受的，还有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这位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在围追堵截红军的过程中，也尝到了接连失败的滋味。
1935年春，胡宗南带领部队试图在嘉陵江一带阻止红军渡河，却被红军反包围，两天之内损失惨重，后来，他再次组织兵力追剿红军，但接连遭遇伏击，第一师的加强营和第49师相继覆灭。
相比红军，国民党军缺乏统一的信念与目标，张学良在晚年的访谈中分析了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只是一群因利益聚集在一起的人，而红军有着明确的中心思想，为民族独立而战，他们的信念，让他们无坚不摧。
东北军的士兵多是背井离乡的游子，他们怀抱着收复故土、驱逐日寇的希望，却被蒋介石强行拉入与红军的内战中，正因如此，许多东北军士兵在与红军的接触中，被红军的纪律和目标所打动。
1935年直罗镇战役后，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不再愿意与红军继续交战，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抗日上。
西安事变前，红军在战场上屡次释放善意，释放了多名被俘的东北军军官，还通过这些被释放者传递出和平与合作的信号，这些举动让张学良开始重新审视红军的立场。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态度却让张学良倍感失望，蒋介石一方面强迫东北军与红军内战，另一方面却暗中与日本人接触，谋求妥协，这种背叛彻底激怒了张学良，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亲自安排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谈判，为了与张学良建立信任，毛主席派出周恩来和李克农作为红军的代表，与张学良展开秘密会谈。
张学良虽然是东北军的少帅，但对共产党的周恩来却极为敬重，谈判中，周恩来的坦率和真诚让张学良深受触动。
张学良后来回忆：周恩来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他说的话很透彻，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和周总理打交道，是一种信任感的建立。
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红军和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契合了东北军士兵渴望回归故土、驱逐日寇的情感。
张学良在这次谈判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他开始酝酿一场改变历史的行动——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扣押蒋介石，要求他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起点，也让红军和东北军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后，红军得以休养生息，而张学良却因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遭到长期幽禁。
张学良在晚年时期回忆称毛主席是天生的领导者，像长征这样的艰难困苦，除了毛主席以外，谁都不一定能够走出1000里。
而长征只是奇迹的一部分，红军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它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参与者的命运。
1989年的张学良（左）与郭冠英（右）
【结语】征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更向世界展示了信仰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
我们应该铭记那段历史，用信念与奋斗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长征精神，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每一个努力前行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