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严冬的季节，毛主席办公室的烟灰缸装得很满，台灯照着桌面上的一沓材料——这就是河北省揭露出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的严重腐败案件材料。
周恩来在一旁问起主席对此案的看法、和中央应该持什么态度，毛主席只说了两个字：“死刑”，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又问：“那如果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当时手上仍拿着一支烟，闻言把它摁灭在灰缸中，坚决、重重地说了一句：“不准！”
是的，不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反贪反腐的第一案，对案件的审理和最终判决，基本决定了之后党中央对贪污腐败干部所持的观点立场，这第一枪，决不能退让。哪怕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中，毛主席也亲眼看着两个老党员干部成长起来，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克扣机场建筑款、灾民救济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工资等款项达100多亿旧币，个人挥霍和浪费3亿多元，无论如何都是不能饶恕的。
从这一枪开始，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就此打响。
一、国之蛀石
1951年12月到1952年11月，党中央秉持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方针，将查处行动覆盖全国干部，发动群众的检举力量，共同铲除了1万多党内蛀虫。
在三反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书房的灯也是越亮越晚，有时甚至彻夜通明。党内高级干部多数互有交情，声望也高，求情和议论不断递到主席案头。
可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只能选择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声音。
显而易见的事，连历经铁血的党内战友都这样不牢固，中途搭顺风车“参与革命”的工商巨贾，又有多少是真正可靠的？三反之外，毛泽东亲自盖章，再度开启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也即是五反运动。
时间拨回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站在讲台前，手按话筒，郑重地告诫全党同志：
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镰刀与斧钺的党旗下，毛泽东站立着，深远的目光穿过眼前层层叠叠的面容，穿过远方国民党狼狈撤退的背影，穿透了中国历史之后的三十年。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材料上的批示中警告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同一天，他在一份电报中强调：“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于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如他所料，那些共同沐浴过炮火洗礼的同志们、战友们，尽管在战争年代似乎都忠肝义胆、铮铮铁骨，可一旦危机过去，面对着境况不一的糖衣炮弹、衣食享乐，过去不为所动，如今却心旌摇曳；过去不为苟得，如今却渴望起四马驾车、钟鸣鼎食。
这是同袍的沦落吗？这是胜利果实被西方资本主义侵蚀的起点吗？都不是，这是人性。西方著名的反华战略中，就曾有过针对人性的专门方针。
正是为了战胜人性中贪婪的一面，才有了党内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了七届二中全会这一番谆谆告诫，有了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正是深知人性不可考验，放任下去只会贻害无穷，即使是面对着昔日建功立业的功臣，面对手握全国经济的商贾，毛泽东也开始了绝不留情的肃清。
1952年1月1日凌晨，寒风凛冽，而位于北方天气更是格外寒冷。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他看上去很疲倦，但却没有一丝睡意。收音机开到最大，正接收着全国人民都在听的同一个频道。
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时钟响过第六下，毛泽东捧起茶杯，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元旦献词、自己的声音凝重而坚决，忽然扬起一丝微笑。
窗外银雪压松，白茫茫的大雪里空无一物，月正当头，银光洒在雪地上，正是极干净的颜色。
国之蛀虫
1950年10月，朝鲜与美国的战争惨烈打响，接到求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拔赶赴前线，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军需药品的大量需求，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敌对，只能从国内想办法筹措。
1951年8月，在药房老板王康年的毛遂自荐下，志愿军部在“大康药房”订购了价值3亿多元旧币的药品以及各式医疗器械。次月，王康年交付货品。
同年，由于志愿军战场战况胶着，战士们伤亡巨大，要求有足量的急救包和三角巾，同样是在国内寻找商家。时任福华电厂药棉厂经理李寅廷从政府手中承接订单，并领取了政府提供的上好棉花材料一万斤，随后，制成120081个急救包送往前线。
1951年末，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张新根、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徐苗新联合承做的牛肉罐头；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刘云生、厂长安景远赶制的蛋粉；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主办加工的大米和来自北京广达兴记粮站的腌菜等货物也陆续开始运送。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军需物资承办，在政府出资、商家出力，质检也合格。运送至前线后，物品被依次分发到军医、战士们手中。
战争仍在继续，布衣裹身的志愿军依旧在努力冲破联合国军装备精良的军区防线。以夜间游击、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在第二次战役后，志愿军逼联合部队退至“三八线”以南，战役损伤四万人，然而为了这一胜果，许多未满二十岁的年轻战士也陨落在战场上，鲜血染红了整片阵地。
由于战地炮火密集，许多伤兵无法支撑到医疗据点，就因为发热和感染身亡，但让人疑虑的是，有更多士兵明明身处据点，用上了纱布和消炎药，却也没挺过弹片轻伤。
在接受到不止一例的举报反映后，1952年初，聂荣臻搜集到了一份证据。
在1952年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毛泽东为三反运动听取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工作汇报，并作出批复，聂荣臻冲进会议室，将一包急救药品重重放在毛泽东面前，大声报告说：“主席，我要告状！”
毛泽东打开拿包药品，纱布和三角巾都是未经过漂白处理的灰色，带着灰尘和污渍，甚至有昆虫的死尸，药品生产日早在一年前交付时就过期了，还有一些化脓菌、破伤风、坏疽菌的报告单。
负责国际战局总指挥的聂荣臻不知是气得还是熬夜熬的，双眼通红通红的，面色也很狼狈。
“主席，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把过期药品、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和生锈的手术剪冒充合格产品卖给我们，结果我们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毛泽东当然一直对前线战事牵肠挂肚，此时听闻这个消息，又想起了之前看到的战损报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伤亡数字，他站起来，一把将药品掀开：“查！是可忍，孰不可忍！”
1952年1月26日，根据最高指示，中央即刻下发关于五反运动斗争的指示，各地政府迅速开展布置，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受命彻查王康年、李寅廷，诛首恶。
1952年2月，李寅廷落网，在承制政府所需大批急救包和三角巾时，他主张侵吞材料，将政府提供的一万斤上好棉花全数替换成沤烂的压仓棉，并省下漂白、消毒、脱脂工序，直接将其压制为纱布，做成急救包，导致急救纱布毫无透气性，并染上多种可导致化脓溃烂的细菌，一旦使用感染甚至可致命。
据查实，超过一半的前线指战员为此殒命，还有更多士兵或指挥官因此伤情加重，本来可以尽量减少的战局损伤，硬生生拉大、拖垮。
1952年底，王康年落网，经查实，上海大康药房实际上根本没有医药资质，且一直以负债状态经营，此前多次被工商组织追债，都因为老板临时遣散工人，误判为已不再经营。王康年自身也只做过掮客生意，根本不懂医疗器械，在承接志愿军订单前，是他向多位官员行贿，贿款超过了1亿元，于是这笔超大量的国家订单才落到了大康药房头上。
战争期间，远在安东的志愿军采购员眼看战士们苦苦捱伤，焦急不已，连夜写信：王老板，希望你尽快发货呀！
王康年将收到的信件搁置案头，继续拖欠货物，为应付工商人员检查，定期发布一些来自国外的虚假订单，或是将空货物邮寄到国外，谎称已经发出。
同年，上海大名路、陕西北路两大牛肉庄老板接连被捕，在为志愿军赶制牛肉罐头时，他们将黄牛肉铺在上层，下层全数替换为马肉、水牛肉且是已经腐烂和发臭的1000斤畜肉，为了遮掩并通过志愿军首批检查，张根新将腐烂的肉块涂上牛血，盖上厚厚的染料。
牛肉罐头数量稀少，运送到前线也无法每个人都发到，在拿到之后，志愿军战士都将它带在身上舍不得吃，戏称为“救命粮”。
而在作战多日后，有些营地才会打开一起分着吃，即使看到坏了，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保存好，更不会丢弃，而是照样吃下去。因为食用腐烂肉类，有时一个营地的士兵都会拉肚子，甚至是中毒、死亡。
济南盛昌蛋厂的工人供述，厂长提供的蛋粉里有7600斤臭蛋，那些蛋放下去时都腥臭浑浊，带着血丝，他们察觉不对，愤怒质问厂长，厂长对他们说：“没关系，朝鲜距离那么远，你们不用管，我负责。”
苏州的豆腐厂运送给志愿军前线的豆腐干，少放了上百斤盐和酱油，于是豆腐干运到一半就变质腐臭，被退回后，豆腐厂厂长先是行贿质检官员，随后就把它们打散混入下一批继续提供运送。
武汉大兴米厂经理支援给志愿军的大米，是2000斤发霉的大米，加工的腌菜里倒入沙子增重；
杭州饼干厂厂长称做志愿军的饼干，用石碱代替苏打；
沈阳文运铁工厂负责人承制的汽车防滑链，铁含量不足50??十件里有七件是废品；
南京全球汽车材料行经理用地摊回收的化油器翻新，卖给志愿军；
北京广大制材厂经理提供的军用铁锨24300把违反合同，一碰就弯；
上海四川北路标准军装店店长承制的35000双军鞋，鞋底的胶都合不上；
越查下去越是心惊，想到在前线牺牲的年轻战士，负责查这些案件的干部和负责开箱搜证的质检人员，在现场都是含着泪的。
三、官商勾结，国之溃烂
战争的开始带来大量生产需求，新政权对生产原料和生产渠道的严格控制，又使得大订单无法从民间自发产生，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所面临的境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刘张二人，更不仅是因为聂荣臻元帅的举报，早在解放汽车开进北平城的那一天，毛泽东或许就已经想到了。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战争急速侵吞着国民党政府本就依靠国际形成的经济体系，为了支付军费，国统区大量印发法币，财政赤字却从未停止上升。在1947年的国统区，任何一户百姓都知道，法币不值钱。
1948年8月18日，国民党政府强制实行币制改革，印发金圆券代替法币，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无法规范，民众生活又遭到剧烈波动。蒋经国奉命到上海进行经济改革，查了青帮，查了官商，查到了自己的表兄孔令侃身上。
1948年10月1日，宋美龄亲自飞到上海阻止蒋经国的改革，回到南京，蒋介石一纸档案甩到脸上：“你在上海怎么搞的！搞到自家人头上来了！”
蒋经国跪在书房前，恳求父亲，以国事为重，蒋介石关上大门，徒留一地沉默。
1949年6月，由于官商勾结，金圆券迅速泛滥至一百三十余万亿，政府公信力一文不值，金圆券形同废纸，国民党体系崩溃，不得已战败出逃，直升机航线一路往南，直抵海峡另一端。
官商勾结，溃烂之始，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假如知道这一后果，不知那天的蒋介石会否后悔？
不受监管的权力势必带来贪污和腐败，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在1952年受重重阻挠时笑道：“捉出来34z?贪污腐败，也不要紧嘛”，是他刮骨疗伤的大毅力。
1951年三反运动甫一开始，负责华东地区的陈毅就报告：“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高级干部人人自危，以往一呼百应的毛主席这次却感到大受阻力。
1951年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宣布：
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1月11日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的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不管什么人，部长、局长……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指示下，中央发布《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1953年2月28日，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由于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财产被判处死刑。而李寅廷等人均已伏法，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围观人群中，有些妇女戴着面巾，愤怒的表情刻骨铭心，但不是为她们自己。
她们脸上那些伤疤来得新，志愿军在朝鲜期间，她们在工厂不眠不休赶制烙饼、最后困得一头栽倒在铁板上，上百摄氏度的高温，即刻就把面颊烫伤一片。
妇女被工友们搀扶着坐下去，扑了点凉水，疼得龇牙咧嘴，仍笑着说：不疼了，你们忙去吧，这批饼子得早点让咱战士们吃到，打仗多辛苦啊。
她们站在那些奸商巨贾点钞时的身后，走过他们豪宅的门前，记下了他们短斤缺两的嘴脸。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群众检举占了很大的证据来源比例。
这场斗争不止关乎于国家，还关乎于身在朝鲜前线每一位发热死去的战士，每一位打开牛肉罐头却被臭得直皱眉的指战员，每一位敷了药上了纱布却最终仍是惨死的伤兵，关乎每一个在家里彻夜守望的母亲，人群中的每一份子。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
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当然，也就不介意绞死别人了。
1949年的初春，呼吸着北京城内湿润起来的空气，毛泽东忧虑地叹息一声：“唉，我现在不担心战局，战场我们迟早会胜利，我担心的正是胜利之后的事，那才是我们党最危险的时候。”
次年年初，刘张二人受到查处，材料摆上案头，这位领导人一语成谶。
但我们终究是幸运的，做不容易但有用的事，无论是毛主席，还是政府负责三反五反运动的领导团体，抑或者是那些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整个真相的群众们——我们都胜利了。
有此胜利，就有了整个国家，蓬勃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