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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获知中央将对吴法宪进行公开审判的消息，陈绥圻的生活节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每天清晨，她早早地起床，等待着广播里关于吴法宪审判的消息。那一刻，她的心情激动不已。当法庭最终宣布吴法宪被判有期徒刑17年时，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振臂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这是她内心深处的真挚感情。

陈绥圻的生活经历着风风雨雨，她出生在上海一户困苦的商人家庭，父亲因为鸦片和赌博而早逝，留下了母亲和陈绥圻姐弟三人。1941年，陈绥圻还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加入了共产党，毅然投身抗日救亡事业。

然而，她的身份暴露后，她和弟弟被紧急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这个决定让年老的母亲失去了两个孩子，她伤心欲绝，甚至因此失明。陈绥圻的弟弟则擅自返回上海，这个决定成为他一生的历史难题。

陈绥圻参加新四军后，她通过朋友结识了吴法宪。那时候有一句话在新四军中广泛传播：“老干部是‘可敬不可爱’”。但陈绥圻并没有被这些话所动摇，她与吴法宪相爱并结婚，坚守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陈绥圻随部队来到东北，不久她在齐齐哈尔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陈新潮。而吴法宪则在打完辽沈战役后，因伤在天津留下，陈绥圻得知后毫不犹豫，独自一人爬上火车，克服了被敌机轰炸和特务逮捕的风险，前去寻找吴法宪。

但遗憾的是，由于无法渡过长江，她只好无奈地返回。这段经历成为了陈绥圻革命时期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也是她对丈夫的坚定执着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陈绥圻转业到民航总局工作。尽管她是高层领导的夫人，但她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每天上下班都挤公共汽车。甚至在最繁忙的工作时，她也会带着铺盖在办公室过夜。

然而，1968年，陈绥圻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风暴，尽管已经离开军队，但她又重新穿上军装，成为吴办主任。吴法宪对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只准听，不准说。”或许正是这份规定，使得陈绥圻在林彪折戟蒙古后没有像吴法宪一样受到惩罚，只是被押送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在长达9年的改造时光中，陈绥圻认识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意义。每个月，农场会发给她50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些钱，买了毛线，为丈夫和孩子们织了毛衣。这段经历让她更加珍惜生活的每一份美好。

1981年，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领导向黄克诚请示，允许吴法宪“保外就医”。黄克诚是双目失明的，但听取了报告后，他点头同意，并要求将陈绥圻也接到山东，以方便照顾吴法宪。这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吴法宪和陈绥圻再次团聚在一起。

吴法宪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平静而幸福的。除了感谢党的政策外，还有家人对他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刚刚出狱时，吴法宪必须到医院定期治疗，白天基本不下楼，以免引起好奇群众的围观。然而，每当他站在阳台上活动时，也会引来不少人的围观。久而久之，他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火炉，成了家里一些家务的“专家”。他们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能过得去。

街坊邻居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非常友善，亲切地称他为“吴大爷”或者“吴老头”。附近的副食店营业员每天都会提前为他留好菜，他去购物时，人们总是让他先买。有时，他买的东西有点多了，陌生人看出他的身份后也会热心地帮忙。

吴法宪虽然在解放前只读过几年私塾，但已经算得上是红军里的“知识分子”，他在行军路上也积极参与宣传工作。因此，晚年时他决心学习书法。他的大儿子转业后在艺术学院工作，为父亲购置了笔墨纸砚，并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吴法宪的书法技艺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被人请来为墨宝题字，有人还把他的作品带到日本高价售卖。对此，吴法宪总是自嘲地说：“我的字并不好，只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然而，2000年，吴法宪因病住进了医院，直到2004年离世。在这四年的住院时间里，陈绥圻几乎每天都前去照料吴法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坦然地表示，她现在的目标就是安安心心做好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过日子。

曾经有人问陈绥圻，为什么在吴法宪得势的时候对他如此好，如今他落魄了，她仍然如此善待他？陈绥圻想了想，认真地回答说：“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故事，一个女人坚守在丈夫身边，无论是风雨飘摇的革命岁月，还是平凡而幸福的晚年生活。陈绥圻的坚韧和爱是这个故事的灵魂，她的忠诚和执着是对共产党精神的最好诠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真爱和家庭的温暖都能战胜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