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时，出了一名官员，包拯。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连续弹劾了两名朝廷大臣，得到仁宗的欣赏。让他接替被弹劾的官员职位，因体恤民情而名扬天下。

包拯在开封府老百姓眼中，就是完人，神的化身。全身耀眼的光环。

这种观点演化为一种信仰，最后形成中国历史上一种文化。包拯，海瑞，施仕纶等等。都是这种文化的代表。

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包拯的态度，仅限于赞赏其节操。但对他是不信任的。“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是当时士大夫的看法。

举个例子，当朝枢密副使欧阳修立刻上书《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对包拯的道德自信感到担忧。对这种优越感进行批评。

最极端的是，“从舅犯法，希仁戮之”本来罪不当死，但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连舅舅都从严惩处，杀之以博直名。

目睹这一切，士大夫的群体意识就断裂了，之前还带着欣赏的目光 ，只是对其处理政务能力较为担心。最后，这种七上八下的担心发展成为渐生恨意，反感。巴不得离得越远越好。

拿明代的海瑞来说，先后休掉二任妻子，第三个妻子在家中暴亡，妾自杀。前前后后娶了九次。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因吃了仆人递来的饼，被他逼得绝食而死。

生活上性情苛刻就罢了，他一直主张用严刑，比如明太祖制定的“剥皮楦草”。他上书要求重新使用，引起朝野震动。

当海瑞去南京当应天巡抚时，南京的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拥有众多田产的权豪势官，敛迹屏息，至移他省避之。

万历后来知道后说，“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顺风，未为无补。”这也就暗示，海瑞虽然忠心耿耿，在道德风化上是榜样，但对国计民生，毫无作用。

最后，底层百姓和精英阶层对清官评价的差异产生强烈冲突。精英阶层认为，清官身上有太多的“刻”，既有用法上的严苛，也有对属下的苛责。具体表现为强硬，偏执，不近人情。如果达不到其要求，就会斥责为卑鄙无耻小人。

底层则希望清官抑制豪权欺压百姓。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惩戒贪赃枉法的官员。

民间不惜为他们立庙塑身，四季香火不断。但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底层被污辱，被损害。孤立无援。希望有人出来为他们作主。所以，清官打击越严厉，就越符合底层的朴素愿望。也越显得“爱民”。

当清官感到晴天霹雳的是精英阶层包括皇帝对他们的批评。这种批评对他们谨慎小心遵守的东西不以为然。

说到底，清官招到反感忌恨，原因在于，政务本身就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个人修为不能和政务处理混为一谈，作为只能在该妥协中产生。

所以啊，清官事迹对于底层人来说，只是画饼充饥的心理补偿，讨论清官和贪官的优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清廉和贪腐寄托在个人修为上，就是一个悲剧。

一直很想写这样的题材，匆匆写完，请大家多提意见，觉得能看完，给些点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