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裂田间的空麦穗与葡萄酒的奢靡

1932年的顿河平原，寒风卷着尘土扫过干涸的土地，田野里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那一年，乌克兰和南俄罗斯的饥荒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连续几年的干旱加上集体化政策的硬性推行，粮食产量几乎归零。村里的粮仓早空了，家家户户的锅里连野菜汤都熬不出一碗，很多人只能靠挖树根、剥树皮填肚子，甚至连老鼠洞都被翻遍了。

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挣扎着活下去的时候，远在四百公里外的莫斯科，景象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斯大林的秘书处里，工作人员忙得脚不沾地，不是在开会就是在清点物资。这天，从格鲁吉亚运来的葡萄酒刚送到，一箱箱码得整整齐齐，深红色的酒瓶在灯光下泛着光。

秘书们一边核对清单，一边忙着把这些酒搬进储藏室，旁边还有成捆的高级烟卷堆得像小山。这些烟卷都是专供高层用的那种，抽一口满嘴香气，能让没见过世面的人咳上半天。1933年的第一季度还没过完，这个办公室光是消耗的烟卷就折算下来值普通工人三年的工资。那些工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赚来的钱连填饱肚子都费劲，更别提见过这些从外国运来的稀罕玩意儿。

顿河平原上的村民们却连水都喝不上干净的。河道早就干涸，水井打下去十几米也只能捞上来点浑浊的泥汤。村里已经好几天没见炊烟了，家家户户的灶台冷得像冰，偶尔有谁家传出点动静，也不过是翻箱倒柜找点能吃的东西。有人试着煮草根汤，结果连肠子都拉得翻江倒海，最后还是倒在炕上再没起来。

人吃人的村庄与人造黄油的实验

1932到1933年间，乌克兰农村的饥荒达到了顶峰，绝望笼罩着每一个村庄。那时候，粮食早已断绝，农民们连野菜都找不到，很多人开始铤而走险。一些地方传出母亲煮食死婴的消息，比如在基辅以南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女人因为饿疯了，把刚死去的孩子放进锅里煮，试图给活着的家人填肚子。

这种事不是个例，在哈尔科夫附近，村民们发现有人偷偷宰杀邻居，肉被分成小块藏在破旧的木箱里。这些惨剧在官方报告中被记录下来，档案里写满了“人相食”三个字。与此同时，远在列宁格勒，食品工业委员米高扬正忙着推动他的新计划。他在实验室里测试人造黄油的配方，技术人员围着机器调整比例，试图用化学方法制造出能替代奶油的东西。

米高扬是斯大林信任的人，他的任务是把苏联的食品工业推向现代化。那几年，他跑遍了全国的工厂，监督罐头生产线的运转，统计数字显示，1933年罐头产量比前一年翻了一倍多，鱼罐头、肉罐头被成箱运往城市。

这一切都有代价，大豆和黑麦被列为战略物资，农民不能私自留存，连做酱料的原料都被收走。在喀山，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农民因为藏了两公斤黑麦被抓，当局派人搜查了他的房子，粮食被没收，他自己被判了好几年刑。

同一时间，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却在接收从国外运来的货物，德国香肠被整齐地码在柜台上，旁边还有一排法国香水，瓶子上的标签写着外文，散发出浓烈的气味。这些东西只供应给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普通人连靠近商店的机会都没有。米高扬的改革让城市里的特供体系更加完善，罐头厂的机器昼夜不停，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很少流向农村。

乞食的农民与克里姆林宫的宴会

193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来到苏联，他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刚被翻译成俄文，在莫斯科的书店里摆上了货架。他应邀参加了克里姆林宫的一场宴会，那天晚上，桌上摆满了从克里米亚运来的葡萄酒，水晶杯被斟满，红色的酒液在灯光下闪着光。

宴会上的食物也很丰富，有烤肉、腌鱼，还有从外地送来的奶酪，侍者们端着盘子来回穿梭，保证每位客人都能吃到新鲜的菜肴。罗曼·罗兰坐在桌边，记录下了这些细节，后来写进了他的《莫斯科日记》。

可就在他享受这场盛宴的前几天，他乘坐火车从边境进入苏联时，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火车经过乌克兰时，车窗外站满了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朝列车伸出手，嘴里喊着要面包，有些人瘦得只剩皮包骨，走路都摇摇晃晃。罗曼·罗兰在日记里提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跪在铁轨边，手伸得老长，眼巴巴地看着火车开走。

同一时间，三百公里外的库班地区，饥荒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当地档案记录显示，那年夏天，一个村子里的男人杀了自己的兄弟，把尸体埋在后院，后来被发现时，锅里还煮着半块人肉。类似的事情在库班河沿岸接连发生，官方派去的调查员回来后提交了厚厚一叠报告，上面全是关于“人相食”的描述。

而莫斯科这边，高尔基正在自己的别墅花园里举办文学沙龙。那是个晴朗的下午，他请来了几位作家和诗人，大家围坐在长桌旁，桌上摆着茶点和水果，仆人端来刚煮好的咖啡，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沙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话题从文学聊到哲学，高尔基还朗读了自己新写的文章，赢得了一片掌声。别墅周围种满了花草，篱笆把外面的世界完全隔开，饥荒的传闻从没传进这个院子。

斯大林的野餐与警卫的黑面包

斯大林的生活在1930年代的苏联堪称特供体系的顶点。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后来回忆，从吃的到用的，所有东西都由国家直接提供，物资从各个机关源源不断地送来，像流水一样堆满了他的住所。这些东西到了斯大林手里，他却从不细看，随手把现金塞进抽屉，连账本都不翻一眼。

1934年夏天，他在黑海之滨举办了一次野餐，活动由他的助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操办。那天，从阿布哈兹地区来的渔民用冰船运来了新鲜的鲟鱼，鱼被当场宰杀，制成鱼子酱端上桌，旁边还有整只烤全羊，厨师们忙着把肉切成块，分发给参加宴会的人。

桌子上还摆满了从格鲁吉亚运来的葡萄酒，瓶子被擦得干干净净，酒被倒进高脚杯里，供斯大林和他的随行人员享用。整个野餐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食物流水一样送上来，厨师们忙着更换凉掉的菜盘，确保每道菜都保持最佳状态。

跟在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们却完全是另一番待遇。他们站在外围，手里拿着三天前发的黑面包，面包早就硬得像石头，只能用牙一点点啃下来。这些警卫的任务是保护斯大林的安全，但他们的伙食却只能靠这种过期的干粮维持，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干净的。

那几年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1932到1933年间，乌克兰和南俄罗斯的农村饿死的人数以百万计，斯大林和他的圈子完全不受外界影响，野餐结束后，剩下的食物被收拾干净，运回莫斯科的仓库继续储备。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后来提到，那次野餐用掉的物资足够一个村子吃上好几个月，可这些东西最终只进了几十个人的肚子。

12个等级的特供与补丁西装的结局

到了1937年，大清洗运动全面展开，苏联的特供体系已经发展得无比细致，总共划分出了12个等级。最高层是政治局委员，他们的配给里包括从法国进口的鹅肝，鹅肝被装在精致的铁盒子里，运到莫斯科后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

往下几级是地方官员，能分到罐头肉和进口烟草，再低一些的基层干部只能拿到国产的腌鱼和粗粮。最底层的乡村教师和工人，配给里只有几片糖精片，甜味勉强能入口，连卡路里都精确到个位数。每个等级的物资都有详细的清单，分配时按级别逐级下发，管理这条链子的人每天忙着核对数字，确保没有一丝差错。

这种制度从1930年代初开始成型，到1937年已经覆盖了全国，档案里记录了数千页的配给表格，光是莫斯科一个城市，每月消耗的特供物资就高达几百吨。政治局委员的鹅肝是从欧洲船运过来的，运到港口后由专人押送，糖精片则是工厂批量生产的，分装成小袋发到乡村。

时间到了二十年后，赫鲁晓夫上台，他曾是斯大林的亲信，陪着喝过无数次通宵的酒，也见过特供体系的运转。他试图打破这种不平等，1950年代末，他下令削减高级官员的特供份额，把一部分资源转向普通民众。改革推行了一阵，政治局的鹅肝确实少了一些，可整个体系的根基却没动摇，基层的糖精片还是照发不误。

特供体系的惯性像影子一样跟了他几十年，改革没能彻底成功，12个等级的框架还在运转，鹅肝和糖精片的分配也没停下。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他想让物资分配更公平，可那些年的努力最终只改了表面，深层的规则始终没变。

参考资料：[1]陶林.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历史演变及其深远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13(8):115-120